阿根廷精英家庭一直能将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保持三代。总督时代的西班牙商人精英在阿根廷从西班牙独立后为他们的子女提供资金，把业务扩大到经营牧场。到1880年，殖民时代商人的孙辈正通过投资城市房地产、铁路和银行债券，以及合资股份公司，使自己以牧场为基础的投资组合多样化。在整个19世纪里，这些上流家庭为了在文化上和种族上保持欧洲性，彼此持续通婚。

阿根廷精英阶层在某种程度上对非西班牙欧洲人的输入保持开放。19世纪的经济扩张允许出身高贵的人接纳数量有限的非常成功的移民和移民子女，以及那些在政治中或与政治有关的生意中获得财富的人进入他们的圈子。许多富裕的英国人或其他外国商人在整个19世纪里已经和克里奥尔精英家庭联姻。像本赫(Bunge)、圣玛丽娜(Santamarina)、康巴塞雷斯(Cambaceres)、考兰(Gowland)、特恩奎斯特(Tornquist)和阿姆斯特朗(Armstrong)这样的姓氏意味着相当的地位。这些富裕家庭的第二代渴望加入阿根廷精英阶层最有声望的社会和经济组织。大地主是为他们的利益在公众论坛游说的农会(Sociedad Rural)成员。在社会组织上，精英家庭聚集在非常排外的马球俱乐部，俱乐部坐落在时髦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北区。农会和马球俱乐部是阿根廷有影响力的寡头政治两个强有力的象征。新近富裕的家庭只能在第二代才有希望加入这些组织，因为只有继承的财富能够区分家世，暴发户被认为不配加入组织。

他们宁愿把钱投资在保值而非增值的某些企业——土地和牛、股份公司上。几乎没有阿根廷人投资修建铁路。他们把这种风险大的投资留给了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还有政府。然而，阿根廷精英阶层的确渴望用他们的家族特权和政治影响在当地经营的外国公司董事会谋求一席之地。这样做可以不用在现代化项目中拿家族财富冒险。

19世纪，取得精英地位除了财富以外，还有其他先决条件。出身好、保持一种柔弱的气质、受过良好教育和具有国际视野比获得社会地位的能力更有价值。任何非白人、私生子或出身可疑的人都不可能进入精英圈子。这些专属性原则甚至延伸到不断上升的中产阶级。不断增加的移民家族成员往往在他们法国人、西班牙人或意大利人的社会圈子内通婚，很少进入克里奥尔工人阶级家庭。体面的家庭，无论是精英家庭还是资产阶级家庭，严密地守卫着自己的种族地位达几代人。

占统治地位的精英阶层利用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攫取经济进步创造的最大增量财富。19世纪初始，精英家族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紧挨着贫穷的工人阶级。如同殖民时期的传统，富裕家庭住在像堡垒似的一层或两层房子里，靠近五月广场(Plaze de Mayo)、总统府和大教堂。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贸易活动也是以五月广场为中心。五月广场位于两个河岸街区内，这个河岸就是阿根廷货物通过的地方。因此1817年黄热病的流行在不卫生、拥挤的市区既困扰了精英阶层又困扰了穷人。

然而，到20世纪开始，精英已经搬离市中心，搬进北区(theBarrio Norte)。工人们可能会到这个独立的巴黎风格的别墅区干活，但只有家用仆人住在这里。在庄园里，地主修建起豪华的城堡，放弃了传统的茅草屋。如一个当代英国作家所观察到的：“毫无疑问，不断增长的财富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竖起了樊篱，使穷人感觉到了自己的贫穷，富人知道在必须进行的战斗中，疏离是最好的武器。”(Walker 1978,150)

1880年以前，为了缩小庄园的规模，对最早的大型养牛庄园的分割过程已经在进行。胡利奥·A.罗加将军的征服荒野战争暂时逆转了这个趋势，投机者与政界人士以成百上千平方英里的面积疯狂攫取着边疆土地。然而，很快的，铁路和谷物生产就将牛群向外推移，进入潘帕斯。随后羊群离开潘帕斯，迁移到巴塔哥尼亚。现在自耕农可以利用潘帕斯平原了。这次农业转型开启了新的生产方式，造成原有的养牛庄园被分割。

巴拉德罗(Baradero)农村地区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个趋势。1895年小于1000公顷(约2500英亩)的地产仅占巴拉德罗的14%;剩下的是巨型庄园。然而，在15年内，以大庄园的缩小为代价，那些“较小”的土地单位增加了，占了巴拉德罗总土地面积的近85%。这些迹象表明，出口增长催生了旧地产的分割以及新土地的垦殖。同样，牧业和农业出口增长导致了职业扩散。在大地主变富的同时，出现了一个农村中间人群体，他们由商店经理、小种植者、仓库保管、买主和卖主构成。

尽管如此，可以肯定的是，移民最初并没有从土地所有权扩散中受益，至少在潘帕斯如此，养牛人和投机者把移民赶到远离市场和铁路交通的公地上。相反，新到的移民定居在圣菲、科尔多瓦、恩特雷里奥斯和科连特斯偏僻地区没有使用过的公地上。由于那里的农场得到一个德国犹太慈善家巴龙·莫里斯·德·希尔施(Baron Maurice de Hirsch)的资金赞助，恩特雷里奥斯腹地的一个地区因其“犹太高乔人”而著名。

尽管如此，潘帕斯平原的大部分外国人是小佃农。整个移民家庭和牧场主签订租赁合同，围起一部分牧场，第一次耕种这块土地，种植小麦。佃农和地主分享小麦销售收益。换言之，阿根廷潘帕斯的养牛人无须变成农民就参与了小麦出口。当时的一本农业期刊描述普通的佃农合同：“土地先分成四五千英亩的放牧牧场，用围栏围上，然后再划分成经过测量、标好数字的地块，每块500英亩，没有间隔线。这些地块以三年期合同出租给意大利农民，他们自带设备和供应品，同意在合同期结束离开时，把土地种上苜蓿，苜蓿种子由地主提供。”

对1912年佃农罢工原因的一种当代看法

垦殖者(佃农)付给地主33%的谷物，精选谷粒、脱粒、装袋、送到火车站；他们只能用地主提供的脱粒机；从地主手里买袋子；除非地主同意，谷物只能卖给他，不能卖给第三方：只允许佃农租10%的牧草牧场，为此他们每年每块地付30美元(30比索),如果要求更多的牧草地，他们必须付两倍的价格。佃农需要的所有食品必须从地主的商店里购买。在允许他们养的4头猪中，必须有一头给地主；地主自己挑选，猪的体重需保证不低于120公斤(265磅)。垦殖者现在要求，地租减少到谷物的25%,谷物只送到脱粒机前，做好装袋准备，符合出口条件；他们愿意把谷物卖给谁就卖给谁，但在脱粒后的8天内，同等条件下地主优先。佃农自由购买袋子和所有的商店商品，免费得到6%的牧草放牧区。

在内陆各省购买土地原本可能容易些，铁路到达那里使几个地区的经济体商业化。在科尔多瓦，城市移民购买郊区的小块土地和农场，随后租给迁移到这里的人或没有土地的本地人。小规模地产的数量在图库曼也增加了，尽管该省定居的移民更少。意大利人在门多萨通过合同获得分割的土地种植葡萄。

没有哪个地方比圣菲省更能确凿地证明这一点。铁路刺激了那里集约农业的增长。1872年，外国人开始在北部获得土地，建立了以家庭为基础的玉米、亚麻和花生种植。在中部的小麦种植区，有迹象表明在小规模和中等规模的生产者之间出现社会流动。在最古老的农业聚居区，生产者本身土地拥有率更高，而新农业区主要是租客和收益分成的佃户。因此，19世纪晚期不断扩大的小麦出口使租客有能力购买他们耕种的土地。1895年，圣菲省48.9%的农耕家庭拥有自己的土地，全国的平均值大约为30%。这个农村中产阶级由意大利、德国和瑞士移民组成。阿根廷人仍然是精英阶层养牛牧场的雇工。

然而故事并没有以财富的有差别分享结束。社会阶层分化和种族歧视引起怨恨和对抗。阿根廷精英阶层能够利用这种矛盾，在经济变革面前维护表面上的旧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