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些年起，公共活动对货币的稳定和新经济关系的成熟开始担负起决定性的角色。国家开支不断增长几乎是19世纪末欧洲的共同特征，公共行政所使用的财力有时竟达到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然而，在意大利，国家干预在积累资本和改造经济结构的历史长河中起着更为决定性的作用。这与国家落后程度本身成正比，在俄国、日本及其他工业发展较晚的国家里(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都是如此。1873年出现的不景气现象加速了修改自由贸易政策，国家处理经济活动的一些传统原则几乎到处都随着不景气而改变。不仅采取保护主义政策，而且还制定了一整套政治方针和立法措施，旨在加强融资、新技术引进、生产机构、战争能力、殖民扩张工具等等。
意大利统一后的20年内，许多公地和教会财产的转让和相当规模的公共事业和国营企业的私有化(或销售或出租)成为一些自由贸易设想具体化的重要时机。19世纪80年代初，新的思想方针开始占据上风。当时至少已意识到，英国的“工业革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正在进行的工业革命奠定了新的实力对比的基础，改变了一直左右着或妨碍着较落后地区迈出工业化步子的经济发展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农业危机引起经济气候变化的同时，随着左派在政权中地位的巩固，政治路线也正逐步变革。一些新的压力集团对政府和舆论的影响日益增长；他们或产生于最早的工业区，或受君主一军方权势集团(一直与上层银行界中那些同外国金融界勾结在一起的投机集团有矛盾)的保护。同时，要求国家保护经济活动的政治倾向已加强，该倾向认为经济活动是民族独立和国家威望的保证。此外，改良土地和整顿城市居民区的大规模干预以及越来越复杂的金融和组织问题的出现，必然加重国家机器的职能，增加各部技术科室的数目，加强改良土地、森林、卫生、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活动；关于经济活动本身，国家也于1882年制定了新贸易法则，几年后又批准了新的社会和劳动法。
从1883年起，财政政策常采用追加特殊公共支出以及对一些优先照顾部门突击投资等方式来支持重工业、铁路建筑和集体运输的发展。国家从1885年起就采取行动——对制造业的奖励和酬劳制度——支持自由的、受补贴的海运公司，巩固和加强海军力量。同年，国家对按铁路协议建设新线或继续修建已开工的铁路工程的公司给予集资方面广泛的保证。同时对生产发动机、设备和火车头的机械工业(1882年至1886年间在莱尼亚诺和米兰两地成立的佛朗哥·托西公司和布雷达公司),以及对生产军备的军火工业(1886年在波佐利市建立生产大炮和船用大炮的阿姆斯特朗公司)尽可能提供新的市场。为推动中期贷款而批准降低民间银行和其他金融企业发行票据的贴现率提高了营业额，促进了工业活动。因此，银行的私人贷款总额从1881年国民总收入的15.4%增加到1889年的26%。
当时的头等大事是：由于国家的坚决支持并在执行供应海军装甲和设备的合同上采取优惠价格和提前支付办法，全国最大的钢铁工厂(特尔尼钢铁冶炼公司)于1884年3月成立。早在1871年，斯特凡诺·布雷达就提出了加强意大利军事工业的计划，但当时没有取得成功，主要原因是他提出采用公私各半的合营方式把一个远离边境和海洋的翁布里亚小城改造成为一个“具有水力驱动的6000马力的生气蓬勃的钢铁和褐煤城市”的建议不受欢迎；现在这一计划终于得以实现。在此基础上诞生了大量生产钢水的意大利第一个现代钢铁工业核心；但只是在第二期才装备了从矿石到生铁、钢、钢材的整套设备。法国在租船失败后集中注意力于发展蒸汽船舶的现代化造船业，其经验也为意大利所借鉴。加强船队和港口设施是主张国家经济和军事自给自足的贝内代托·布林部长积极执行的基本政策之一，它有助于冶金机械生产的部分复苏，促进了大量外资流入造船业和军事工业。国家航海奖只奖给使用意大利船坞建造的船只所航行的航线；国家制造奖(对于关税保护主义造成的上调价格，可减免税收，由国库负担)只奖给使用国家钢铁工业产品的造船厂。
国家1885年法律规定的奖励制度并未使意大利商船队立刻全面改用蒸汽机。例如，热那亚海运局得到政府以各种形式给予私人船主75%以上的补贴，然而当地最大一家公司(意大利海运总公司)经理埃拉斯莫·皮亚焦开创的“经营政策”与热那亚各个老公司的经营模式无多大区别：与过去一样，把公共资金从本集团的一个部门调到另一个部门，搞投机活动，而不是把国家对船业的投资转化成对码头和船队进行技术改造的有效工具。此外，军事上的急需、德普雷蒂斯和克里斯皮两届政府的三国同盟政策和殖民政策、意大利海外移民增加所需的海运力量均促进了钢铁工业、造船工业和船舶公司间利益的一致。在保护主义的庇护下，在国家补贴计划的背景下，大工业、银行界和政界间有可能形成新的权力集团。从那时起，国家(或以公共行政直接订货的方式，或以奖励和补贴的间接方式)成了重工业的主要客户。诸如鲁比尼和科隆博这样的政治家有时在特尔尼公司任高职，有时在内阁中任部长；这种情况在19世纪90年代并非鲜见。据估计，仅仅1883年至1887年5年内对陆军、海军和公共工程的补贴增加到整个公共支出的50%。
总之，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积累的速度在加快，作为基础工业的一个关键部门一钢铁工业一占有新的重要地位。由于国家订货和补贴，一个独立自主的市场已形成，并在逐步扩大。最后，终于出现了一些有利条件，足以克服至今一直阻碍着重工业发展的一些瓶颈(尽管还存在着特权和垄断利益的情况):可以动员适当财力，集中设备，使企业达到符合长期任务的适当规模；这些问题过去是高不可攀、无法解决的。今天我们已能更好地来评估19世纪80年代出现的经济变化，虽然掌握的材料还不够完整。根据吉尔辛克龙有关整个生产活动的最新资料，以1881年为基数100,到1887年冶金工业上升到414,化学工业达到267,机械工业为185。然而，钢铁生产在1889年达到最高年产量34万吨后一落千丈，冶金机械工业几乎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这一情况证实意大利经济存在着周期性的、不规律的进程，但并未减弱新兴基础工业的出现及其规模不断扩大这种结构变革的重要意义。
当时，为保证生产资料生产有较高的发展速度，为增加有利于早期工业化进程的资本投入，国家在财政方面的活动中也扮演了主要角色。今天，人们倾向归功于阿戈斯蒂诺·马利亚尼的政策(在德普累蒂斯政府中期和第一届克里斯皮政府内任部长，他从金融角度来决定公共开支的去向，支持重工业和新型公用事业的发展),认为其政策有着一贯的逻辑性，至少在经济方面比当时政治家和学者所承认的更有成效。但是，就是部分放弃年度预算平衡对一些至今仍习惯于正统财务制度的政治家来说也至少是一种特殊的、令人不安的准则。然而，扩大公共开支却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它既起着反周期性的作用，即部分缓解经济危机所引起的货币紧缩的后果，又起着较长时期内增进既疲软又不足的市场需求，尽管仍存在着许多结党营私的恶疾以及在有组织经济集团的压力下屈服退让的弊病。总之，通过国家执行较明确的干预政策，加上刚走上的工业保护主义道路，意大利经济政策出现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传统自由贸易方针的彻底转变以及多年制预算的概念必然给纳税者和消费者带来相当大的损失，必然恶化——不断发行普通债券、有价证券和国库券——国债的状况，因而调整国家财政的繁重任务必然落在以后各届政府的身上。由于在国外发行高利率分档债券及其他公债，债务大增，使国家经济面临动**的国际市场一筹莫展，尤其是使意大利国库面对外国经纪人多变的态度无还手余地。但是，朱塞佩·巴罗内在新近一篇学术论文中正确指出，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条件，它导致独立自主的意大利金融市场再次处于结构性落后的境地，然而要实施工业化，又必须在这种条件下工作”。
扩大公共开支——除国家机器某些方面运转不灵(因1889年赤字达到5.59亿里拉)以及在国外巨额浪费外——仍无法完全阻止私人投资和从业人数的下降。如若新财政政策在第一阶段作为稳定因素推迟了或缓解了经济危机的影响，那么在经济萧条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任何一种甚至是大胆的国家预算措施实际上也不能保证调控的效果。国民收入实质上停滞不前(1888年至1896年国民收入的步子勉强跟上人口的自然增长),使预计的税收收入中出现了越来越大的缺口。机器、交通工具、设备器材的毛投资——1879年至1888年间几乎翻了一番，从16.5亿里拉(按1938年价格)增加到31.34亿——在90年代初几乎直线下降，减到
21.52亿里拉；这一水平一直维持到1895年至1896年。一些观察家因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一种表面的、非真正的发展。实际上，这是始于70年代末的扩张运动的一次突然中断，对国家经济建设工作没有引起毁灭性的破坏。1888年至1889年以及1892年至1894年的3年内国民生产总值虽然有所下降，但采矿业、电力业、交通运输增值率却在增长，商业活动在1888年、1891年和1894年突然减少后又开始活跃起来。
20世纪初，上世纪末经济情况不景气的乌云渐渐散去，于是对最动**、最紧张的19世纪末20年中进行变革所留下的遗产有了不少积极的评价。即使与法国的“海关战”使丝织业和“自然工业”遭受严重的损失，但耐用消费品和生产资料(机器、发动机、纺织设备、冶金产品等)却获得广阔的新市场，一个完全不能忽略的技术现代化过程已出现。确实，工业产品增长非常缓慢；1888年后，在国民收入内其比重甚至在下降。但是，在经济活动增长速度骤然下降的一系列数字背后，应看到同时期内发生的质的变化：烧木炭的高炉逐步由一个较现代化的钢铁工业所代替；纺织工业纵向联合的发展；机械工业多样化的形成；化学、制药、橡胶等方面初期活动的加强。
结构的变化和市场的规模给经济发展较迟的欧洲国家带来了一些难以适应的问题。一些部门的增长速度相对来说要比从手工工场过渡到工厂的初级阶段慢一些，因为后者对资本的需求不高、技术培训较简单，而即使是一个微小的发展，因起点特别落后，对生产总进程均有较大的影响。而重工业的建立则要求较昂贵的设备、较广阔的财路，增长的速率却又不那么快。而且，棉纺工业一旦完成了
技术发展的第一阶段后，要进一步改善设备规模也要求较大的投资和相当长的准备和适应阶段。
自然，不是所有在保护主义下涌现的企业都倾向于把逐步占领国内市场所获得的利润进行再投资。几个工业集团甚至依靠强硬的政治态度、议会中的结党营私或收买某些新闻报刊，为领导集团和公众舆论定下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调子，这样在分配肥实的国家订货和无底的政府补贴中取得丰厚的份额。然而，国家特殊的开支和海关措施即使使受保护的企业获得巨大的差额利润，但那些年的财务报告并没有得出企业处于寄生地位或公共财政处于恶化状况的简单结论；相反，认为在动员财富、投入固定资本及发展第一批大工业企业方面还有一些具体的促进作用。至少，国家为支持现代化发展进程所起的宣传教育作用或广泛的辅助作用极其重要，有助于今后重大的发展。
另有两个发展因素值得一提。一方面，最先进、最有竞争力的工业部门逐步替代手工业企业；另一方面，由于纺织业持续不断的增长，农业危机期间先在城市建筑业安身的一些离乡背井的劳动力部分转到工厂雇佣劳动的行列中。1881年至1901年间，机械化的或已采取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企业也通过这条道路扩大了市场，从而出现了传统的家长式生产活动与真正的工业活动之间一条较为明显的分界线，使家庭劳动和小工场工人不断减少，其利润也逐步下降。尤其是棉纺工业从农家手工业解体中获得巨大好处，开始了一个较为急剧的生产专业化和工人劳动工厂化的过程。1882年至1890年，棉纺公司的资本从1700万里拉上升到4900万里拉，占纺织工业全部资本的38%,说明企业的集中正逐步走向更广泛的领域。同时，在恩利科·德拉夸的推动下(伊诺第认为，似乎意大利的“商业大王”传统又在复苏),意大利纺织工业在拉丁美洲打开了广阔的市场。这样，在伦巴第、皮埃蒙特和利古里亚许多地区，为一些强大的纺织中心创造了向新经济领域扩展的先决条件，从而摆脱了老的商业和银行投机活动。此外，也出现了向化学、纺织机械、电力等其他工业部门进行投资和扩展的新机遇。
19世纪末期的情况确实不能完全从狭隘的经济角度来总结。社会紧张局势加剧、斗争日益尖锐、政治**不断高涨，这些均是农业危机、与法国冲突在生产活动中引起的震动以及银行体系的混乱等的背景。破产农民和穷苦雇农移民美国和拉丁美洲、北方农村流行糙皮病、南方百姓意志消沉并非当年意大利唯一的形象。北方各工厂工人群众劳动条件极差，他们反对工厂主的专横和欺压，反对无限制地增加工时和大幅度减薪(食品花去工资的75%,其余被计件工资定额的提高和实物工资的增加所耗去)而不断发动罢工，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情绪有时达到反政府、反议会的程度，一点微薄的积蓄和渺茫的希望也因实行新的累进税收制而消失殆尽。这一切说明蔓延全国的不满情绪正在日益高涨，也说明19世纪末开始的经济发展尝试有其局限性以及付出的代价。在1892年银行丑闻、殖民之举失败和国家预算巨额赤字的压力下，曾拒绝用增加地产税来弥补特别军费开支的领导阶级似乎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正是当时威胁着政治制度稳定的阶级冲突以及领导阶层内部深刻的分裂产生了一股较强的推动力，要求更新经济结构和改革各社会阶层的力量对比。因此，克里斯皮政权十分脆弱。90年代初，在多教变化论和1887年税制的旗帜下形成了一个联盟，该联盟与法国第二帝国在波拿巴主义的庇护下建立的政治经济集团，或与德国俾斯麦首相执政时期因银行工业界最强有力集团和地主传统力量间的临时联合而出现的政治经济集团有着许多类似的东西。但是，社会党的诞生，激进党、共和党、社会党结成广泛的左派反对派运动，剥夺最基本的文明自由在自由资产阶级一些阶层内引起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形势，还有半岛各地区发展的差异和不同程度，这一切使克里斯皮无法把军事集权君主制的巩固与某种形式的国民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当时，这位西西里国务活动家曾企图重建金融体制和鼓励重工业和军火工业的发展，使经济制度能较好地顶住危机的冲击，而且也不忽略在一些南方地主统治的典型地区通过一些"反封建"的法律草案来建立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南方地主对国家的其他地区来说似乎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沉重负担，是社会肌体上产生政治“毒瘤”的一个源泉)。
像俾斯麦无法长期调和德国领导阶级各个方面(普鲁士的农业贵族、大工业、军队)的要求一样，一向倾向于采用德国集权方法加强政权、控制国内形势的克里斯皮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不得不放弃其努力和希望，即希望用钢铁工业、军火工业与殖民扩张政策相结合的方法，争取北方资产阶级主力，确保实施一条基于海外成就的经济发展新方针，确保在改革和镇压间找到一个能缓解农村严重社会不满情绪的排气阀。
90年代初蔓延整个南方的斗争，尤其是西西里政治团体掀起的汹涌澎湃的运动，已引起公众舆论对国家最富爆炸性矛盾的关注，使南方经济社会现代化的要求在一段时间内完全公诸于众；
然而，社会党确实在理论上和政治行动上均未牢牢抓住这一改变“南方问题”看法的机会。由于社会党人低估了农业和农民问题，南方地区的人民运动遭到失败，给国家复苏和发展的前进方向和倾向造成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方面，一旦军事反动重建原来的地方均势，南方最终又会回到传统的起点上(必将变得越来越落后);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运动走上一条新的政治经济道路，可以将其说成是北方工人“贵族”与大工业的联盟，虽然其中有着辩证的关系。
1895年，意大利渡过了经济最危机的年代。米兰和都灵经历了建筑业投机失败和金融业危机后正在恢复元气：城市工业肌体更加厚实，城市建设规划恢复进行。在皮埃蒙特省，焦利蒂和克雷斯皮间的党派之争以及仇法和亲法之争使阵营分明；在都灵，克雷斯皮的反对派深信，必须集中精力具体处理人民权利和自由问题、劳动问题、疟疾问题以及糙皮病问题，体制方能更好地发挥作用。他们以渐进方式开始了与社会党人的对话。社会逐步发展、思想自由辩论、最低阶层的解放等英国模式激起了广大城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自由职业者的信心。伊诺蒂渴望在有文化素质的“工业巨头”支持下进行改良行动；在他的要求下，像比耶拉市各工厂那样紧闭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在米兰城，家长制的传统非常深厚，工人协会还被视为“颠覆性的”危险组织。热衷于把工业分散到市郊，把城市变成一个生活和商业中心就是这种态度的表现之一。然而，除一些宗派小集团外，克里斯皮政策仍未能把寡头集团中稳健派的最重要部分争取过来。像科隆博、普里内蒂、埃托雷·蓬蒂这些与企业界有关联的或直接来自企业界的人物，其谨慎的保守主义倾向于建立一个“名人政府”,不主张搞太个人化的政权；注重恢复国家财政，不关心争取国际威望这种伟大构想的魅力。为了在较严格的中央集权政策下小心地维护残存的地方自治特权，伦巴第大区的稳健派和自由主义者对皮埃蒙特大区的稳健派和自由主义者不无戒备。
“米兰国家”的暴乱和皮埃蒙特大区舆论界权威人士对“西西里人政府”的反感，都是北方资产阶级有识之士不愿与克里斯皮权力集团(包括南方大小地主和军事特权阶级)同流合污，不愿为某种乞讨般的投机活动以及南方知识分子“好斗的”殖民主义和过于简单化的雅各宾主义效劳的有力证明。他们也不愿支
持企图以昂贵的代价扩大在那遥远的、有潜在危险的红海之滨的占领地。随后，卢扎蒂和迪鲁迪尼采取措施(或实施税收改革计划，或成立全国老弱病残救济银行),为索尼诺、佩卢和“宫廷派”意欲复辟寡头政治而抛出的社会改良主义涂脂抹粉，但这些措施仍不足以平息北方企事业资产阶级对一些反议会措施所怀有的不安情绪。在成长的道路上，工业阶层对于老的议会宗派集团或对于某种见风驶舵、变化无常的多数变化论有了较深刻的觉悟水平，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组织能力。另一方面，如火如
茶的人民运动以及第一批工业无产阶级核心登上舞台(与穷苦农民群众一起，展开维护法制的斗争，保卫和提高劳动阶级的地位),加强了政治上较强大的、有较好工会基础的工人运动。确实是这两股新生力量——一是现代企业资产阶级，一是组织在工会(由1888年至1894年的阶级同盟和一些反抗性社团演变而来)中的工业无产阶级——促进了国家在1896年后出现经济长期上升的局面下做出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