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法西斯的生存仅仅是依赖于武力，依赖于旧世界保守力量(工业家、大地主、教会、教士中的拥护者以及民族主义者)的支持是错误的。法西斯的阶级成分在20年代至30年代间已有扩大。部分小资产阶级站在法西斯一边，除最初的原因——本着保守的精神或本着防止无产阶级化的精神统治阶层给他们开具了“订货"的支票——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因素：极权政权用就业、职位和俸禄保证小资产阶级在组合制机构中、党内以及各种新成立的半官方组织内享有好处。再则，“高牌价”政策保卫了节俭资产阶级的存款后，第三产业、国家机关以及私人技术和行政机构领导层的工资也有相应的提高。问题还需深入研究，但根据一些数据来看，1929年后颁布下调工资后，职员阶层工资的下调明显低于工人阶级(1922年至1939年实际工资下调了16%);而1936年至1937年之后，工资总额又按比例进行了上调。

相比之下，极权政权为保证最起码的经济安全或让工农阶层分享殖民冒险的“成果”所开展的工作，实际上并没有影响群众的态度，只是起了不少的宣传作用。这一工作无法、几乎永远无法深入人心，让人完全信服。法西斯为组织和计划“拥护运动”建立了不少新的机构，其影响确实是广泛的、显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众媒体(电台、新闻、电影等)所起的作用也不小。个人和集体的举止行为不仅受镇压机器，而且还受极权国家的思想意识以及下级各阶层一体化结构的广泛制约。但是，要更细地估量这个“群众性反动政权”的真正厚度、成就、停滞、失常、内部矛盾等还缺乏许多资料。工人阶级，根据时间和行业的不同——从大量参加法西斯工会的新移民(最穷的、最有危险被解雇或被遣返原籍的人),从事临时工作，如建筑业的劳动者，以及从事公用事业的人，一直到对极权政权的组织和示威游行抱有反抗或被动情绪的一些技术工人，或在战后的工厂气氛中受过熏陶的工人——态度也各不相同，确实无法对现象做普遍有效的、完全一致的解释，否则就会陷入简单化、普遍化的危险中。征服帝国(埃塞俄比亚)是极权政权全盛时期，但也不足以命令北方大工厂的劳动阶级完全站在自己一边。大部分工人——例如，1936年3月都灵法西斯党省委书记加佐蒂在一份有关菲亚特职工的《秘密报告》中说——“传统上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仍然“抵制”极权政权的报纸。

农村的情况明显不同，随着事物的发展，日益成为法西斯民粹主义和天主教阶级合作论的汇聚点。

当然，极权政权也在城市各阶层和工人中开展宣传，目的在于“开化资本主义”或在经济危机时期批判产业主义的失调和明显的创伤。但是，对农村不太富裕阶层的思想同化工作与农业发展政策结合起来的企图确实遭到大私人经济集团的反对，他们担心国家财力过多地流入农村和支持地租形式；随着经济衰退的加重，这种意图逐渐为国家干预、工业转产、银行改变方针等优先要求所代替。1934年之后，极权政权对农村失业和其他痼疾别无他法，只有依赖于征募军队、民兵和去非洲、西班牙的“志愿兵”,或为巴伐利亚和其他德国农业区输送季节工。另一方面，在组合制恢复活力的一个较短时期后，法西斯党越来越呈现出一个官僚组织、一个准军事组织的面貌，而不是一种有效渗入工农群众、政治思想上密切联系工农群众的工具。

相反，从农村小资产阶级到城市职工这些中间阶层得益于一些有保障的农产品价格、一些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国家保证的新的就业机会以及一些恢复其社会地位的表面现象，因而他们参与了瓜分从雇佣劳动夺得的一部分收入，参与了资本积累、扩大国家投资和加强行政机构和公用事业的全过程。扩大官方和半官方官僚机构的干部队伍，在行政机构内任命退伍军人、军队高级军官、有骑士称号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代表，给大量教师和组合制机构内的小官吏分配新的任务，这一切均有助于巩固中、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使他们抱有更多地参与政权管理的幻想，使中产阶级恢复了当初的活力，认为可以向工业界和金融界大人物发号施令，或可以突然向某些曾使他们敬而远之的农业贵族施加报复。

大地主确实保存着相当可观的财富。农业——多梅尼科·普雷蒂曾经在一篇关于法西斯农业政策整体分析报告中正确地指出——从属于北方大工业的扩张“本身并不能保证资本主义无保留地、无矛盾地发展”。中心问题依然是社会各阶级内政治权力的分配问题。不可否认，把意大利引入战争的权力集团瓦解后，正是那些与统治阶级合成一体的职工阶层的中级干部在法西斯关键时期组成新的"应变力量"。取消工人阶级签订合同时保卫自身利益的权利，整顿大工厂的等级制和职能，20世纪30年代在意大利出现的公用事业从业人员骤增和第三产业化的倾向，把临时的特派员公署转变成各部办公厅，在国家统制经济范围内增设新的机构和委员会，更为有效的群众性媒体的出现，这些因素均有利于中、小资产阶级的官员、技术员、知识分子精英登上舞台。自然，这是一个分散于下层的整体力量，一旦登上舞台，就竭尽全力维护自身的作用，建立自身举止行为的各种价值观和模式，突出他们要求报复和进行社会阶层区分的意愿。1880年后工人和公职人员的经济条件开始逐步接近，但在法西斯时期又必然重新拉开距离，公职人员遥遥领先。

国家官僚机构在极权国家的上层和地方、在国家干预经济的新机构内以及在组合制内外各种组织中增强了职能，加强了控制手段，因而得到飞速的发展、极大的膨胀，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前兆。1936年后，由于实施自给自足政策以及国家逐步军国主义化，官方和半官方工作人员又有巨大的增长。1932年，公职人员的数目比1923年增长94.4%;国家还进行行政改革，实行严格的纪律制度，同时保证他们具有稳定的工作岗位和明确的法律地位。战前8年内，国家工作人员总数又有一个飞跃，从638329人增加到990000人。埃托雷·孔蒂指出，除部级机关和组合制机构外，还需加上党(工资待遇比其他任何机构更为优厚)、工会联合会和军工联合会等机构。在极权政权全盛时期，这一臃肿的官僚机构上层(1939年更为膨胀，大量有着特殊政绩的“有靠山的人”不需经录用考试就被纳入国家编制)形成一个强大的官吏队伍，他们在各经济部(财政、贸易和外汇、农林、公共工程和通讯)以及在控制和领导特殊经济活动(储蓄、军工生产等)的监督机构和特派员公署中拥有重要的职权。部分法西斯人士渴望经济管理从传统的行政机关转到组合制机构手中，但遭到不断膨胀并珍惜自身特权的各部官僚机构的反对；正是各部保证了国家干预的各项主要措施的落实。另一方面，首先是墨索里尼不愿把最重要的决策权交给组合制机构，害怕“这种双轨制会削弱中央权力，增强地方和各行业的机构和利益”,害怕“意大利也出现专家统治(亚组合制),它必然企图再次掌握国家大权”;大经济集团也成功地反对了博塔伊及其同伙要求组合制拥有“计划经济”职能的倾向，以及要求把组合制的职权范围从咨询活动扩大到法制活动的企图。

事实是——即使在旧国家机器上又简单地加上一个组合制的管理，即使组合制虽有局限性，但还能影响自给自足政策的一些原则性决策——在决定意大利经济重大方针政策时，私人集团和国家正统的或非正统的官僚机构间正出现一种“竞争共处”的局面，并越来越多地赋予官僚机构促进和干预工业、信贷、国内外贸易的重大任务。大工业的垄断倾向得到国家机关和部分公共机构的支持而有所发展，生产资料生产部门通过这种或那种渠道得以迅速扩大；与之相反，土地所有制及其旧宗派家族的比重日益减轻。

如果一定要说法西斯时期有一个显要的“社会集团”的话，那么这个集团似乎是大工业和国家官僚机构的汇聚，而不是农业和工业的结合。由于半官方机构的巩固和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这一汇聚在30年代实力大增，然而不可避免地受到行政机构低效力和寄生性这种消极的、相互制约的现象的“污染”。当时，在意大利盛行的瓦尔拉和帕雷托的经济全面均衡论实际上没有提供有效的手段来了解真正的发展过程，却可以作为基础用于从思想上和民族主义观点上来解释新国家是一种力挽狂澜的事物，一种能使经济制度合理化和调和各部利益冲突的官僚政权。另一方面，法西斯极权政权建起的组合式新体制限制不了私人大集团在工会方面的权力；然而，在共同管理有关发放贷款、调整税收以及规定物价的全部公共机构方面，或在制定有关基础设施、货币政策、分配订单和投资的关键性决定方面，组合制对国家、各部科室和一些专门机构起着有效的保证作用。

发展和停滞是两次大战期间意大利社会现实的两个矛盾因素，部分符合国际经济周期的进程和结果，部分暴露出法西斯意大利落后的和生气勃勃的“两副面孔”。此外，一方面在积累资本和培养上层干部方面产生了一些国家按计划进行干预的手段，它必然在社会利润和投资间的“剪刀差”以及南北二元化差异的基础上极大地影响着二战后的经济方针和结构；另一方面，法西斯采取的许多办法在当时来说是十分软弱的、无重大意义的。在国家领导下，通过建立或复兴筹集中长期储蓄和资金的银行来重整信贷体制，控制投资和有选择地使用筹集的资金，扩大基础工业(机械、钢铁、电力、化工)并以垄断形式加以巩固，一些龙头企业因建立巨大控股公司(爱迪生、伊菲)以及进一步卡特尔化(蒙泰卡蒂尼)而使自筹资金能力显著增长(由于特殊利润和国家订货),这一切有效地避免了国民经济停滞不前，为私人资本和国家机器间相互紧密渗透以及为资本积累过程创造了条件。但是，这些和其他一些调整过程没有在30年代再次引发一次新的、长期的经济周期。1934年之后，极权政权改变方针，执行自给自足政策和重整军备政策，大力增加电力、机床和精密机器、化学物质和合成材料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