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主义无法挽救广种薄收的农业区或自然资源和人口比例严重失调地区的命运。这些地区主要集中在意大利中部和南部，农业危机的影响一开始就比半岛其他地区更为严重。确实，威尼托和皮埃蒙特两大区的中等租赁农场和小地主在危机中也十分艰难。正是意大利北方的雇工、雇农和小农首先起来寻找某种出路；他们离弃农田，成群结队移居国外。早在与法国的“海关战”把南方的葡萄种植者和平民百姓卷入移民潮(1880年至1890年平均每年为18万人，到19世纪最后10年内每年平均为28万人)之前，北方地区的大量农业人口(1885年3.5万人，1887年6.1万多人，1888年几乎达到13.5万人)离开故土，去他乡寻求工作，另谋生计。

与南方相比，基本资源未受损害的北方农业经济一段时间后就显示出具有较为可靠的技术和组织方面转产的能力、生产商业化的能力以及续订农业契约的能力。认为托西关于海关税率不同地区(尤其是意大利北方和南方)有不同效果的说法是非常正确的。波里西尼等人关于小麦生产现状的最新研究表明，征收小麦高关税完全受益的是巴达拿平原的粮食生产者。他们不仅大幅度增加自己的收益，并把部分土地税转嫁给最贫苦的消费者，而且降低了单位面积的生产成本。皮埃蒙特和伦巴第两大区的中南部各省，威尼托大区的垦殖区以及整个埃米里亚大区正在彻底地向资本主义转变：逐渐取消传统的分益制关系，广泛推广使用化肥，全面改善轮作制，增加饲料生产，饲养良种牲畜，引进放养技术。

意大利农业即使还没有达到像法国、比利时或德国加速农场专业化并使之向精耕细作型转变那样的成就，但单位面积产量和纯收入方面在短短的几年内所取得的成绩还是十分明显的。由于轮作制和较合理的耕作方法的推广，或由于有了较好的灌溉设施，1892年后的30年内中北部一些省(从特雷维索到帕尔马、皮亚琴察，从维琴察到莫德纳、佩萨罗)每公顷施的肥和使用的耕牛开始大量增加。19世纪最后5年内，北方地区的移民潮开始减缓。1896年至1897年与1886年相比，丘陵地带和巴达拿平原年平均增值率为0.9%。

较先进农业条件的成熟，还有因部分小农解体和雇农工资不断下降而引起农村居民点逐渐减少，使北方地区工农间相互依存关系更为加强。在伦巴第大区的奥洛纳和塞维索山谷以及布里安扎上下游——米兰《工人协会》报于1884年3月谈及农民、分益佃农及小地主离弃家园时写道——由于大量剩余劳力的存在，工厂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厂主可以为所欲为：强行制定工资标准，按自身利益改变劳动合同，随意增加劳动时间和提高单位时间产出效益。1885年至1895年间在皮埃蒙特大区也有大量农民拥入城里谋生。到处都是盲流，他们或挪东补西，或乞讨偷盗，勉强糊口。值得注意的是本世纪的最后几年，一部分来自农村的人口在伦巴第大区以及北方其他地区造成了一个十分广大的临时工市场，一支最终跨入工厂大门的新工人队伍。

开始阶段，受价格下跌之害的地主阶层愿意将其部分收入转向似乎比工业投资收益更丰的部门(从房地产到公共事业)。这种倾向使建筑业能提供比制造业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取消磨面税必然加重间接税，同时又保持比其他国家更高的小麦价格，使大规模扩大消费者和国内市场的可能性大为减少。

由于货币强制流通的取消，1880年后出现了第一次房地产投机浪潮(因新的外国资本拥入);这一浪潮后又由于大量农村积蓄和财力转向城市地产投资而得以加强。梵蒂冈金融界对意大利市场的兴趣也日益增长：“神职贵族阶级”的大家族式的各种基金会和慈善事业(瓜分和破坏无数罗马别墅和公园)参与了这项投机浪潮，这几年的收益亦相当可观。1880年至1887年，银行纸币流通量从6亿里拉上升到10亿里拉，全部积累性储蓄——1881年至1890年间从15亿里拉增至24.72亿里拉——从国民收入的4%跃至6.3%。1883年至1887年不到5年的时间内，各信贷机构的贴现率和预支款项翻了一番，国库券的购买直线下降，这预示着投资的性质和选择正在出现明显的变化。

金融市场这种新趋势没有产生既有利又有效的结果。建筑业疯狂投资并不十分顺利，造成意大利银行系统严重的紧张局面。1885年后出现的投机浪潮——这与从首都开始的一些大城市对住房和服务设施要求无计划增长有关——卷起了“建筑狂热”和牟取非生产性暴利的旋涡，吞没了大量财政储蓄，丢失了不少大小机遇。这是估计太乐观、太不着边际的结果，也是缺少一项适当的公共调控政策的结果。新房的价格和消费者群众的实际承受能力间的比例严重失调，因而经济萧条和外国信贷紧缩方面一有风吹草动，在土地垄断、承包竞争以及国家财政支援基础上架起的杂乱无章的脚手架就摇摇晃晃，不堪重负。一些控股公司和建筑企业的证券在交易所的崩溃也连累到那些不计后果和风险在建筑用地上进行投机的信贷机构。不动产的繁荣使住房毛投资不断地、猛烈地上升：1876年后10年内从7.62亿里拉增加到17.61亿里拉(1938年价格),1881年至1885年建筑业全盛时期竟达到全部毛投资的24%。

国家银行体制危机的后果十分严重。不仅与建筑投机密切关联的控股集团，而且在建筑业大量投资的意大利两大动产银行——通用银行和动产信用银行——均陷于前所未有的软弱和不稳的处境。货币发行银行的财政状况也相当困难。为使摇摇欲坠的银行摆脱困境，货币发行银行从1887年起实施大规模的、代价高昂的救助活动，政府也明确批准信用货币的发行可超越法律规定的界限。由于数家在建筑业投机冒险的银行破产以及大量增加流通货币又无黄金做准备金，最后银行危机发展到1893年1月轰动一时的罗马银行大清理——被控成倍发行系列证券——以及数月后两家意大利最大信贷公司的倒闭。银行系统几乎全面崩溃以及意大利信贷在国外市场的困境使城市建设发展激起的建筑材料工业和公共事业基础设施工业的活力大为下降，同时又无法对那些受益于新海关经济方针的生产活动进行适当的投资。

但是，19世纪80年代相当一部分银行资金也用于购置新的工业设备以及发展基础设施。根据某些看法——与广泛宣传罗马银行丑闻有关——银行活动的唯一结果是把大量钱财浪费于投机和牟取暴利的活动中；但最新研究纠正了这些传统看法。没有动产信用银行的坚决支持和参与，就无法解释1881年至1887年间生产资料工业以及许多纺织、机械和化学企业的大幅度增长(年平均率为22%)。

长期以来，银行和工业企业间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变化，握有流动资本的资产阶级与拥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间存在着不断分裂和利益纷争(与英法相似)。统一后20多年内，“金钱贵族”(从以巴斯托吉和巴尔杜伊尼为首的利古里亚和托斯卡纳贵族到米兰和都灵的贵族)利用较少积累和较高利润率的条件或利用工业活动缺乏一项适当的自筹资金政策，以几乎无可争辩的方式发挥了动产的力量，争得了领导经济发展的霸权地位。但是，他们只注意短期投机活动，忽略中长期投资，或因为与外国利益有密切关系，或因为仅握有不大的家族遗产。在这种情况下，正是按照法国第二帝国时期私人银行模式发展起来的动产信用银行和通用银行代表了意大利金融市场体制中的一种有意义的、重要的转折。

这两家主要信贷银行，虽然在包揽一切风险时(这种风险为欧洲大部分金融业所共有，它们都经历过漫长而艰难的技术和结构调整过程)犯有经营上的错误和某些失误，但一直力争广泛采用康采恩运作办法来平衡对企业的投资。尤其是它们能抓住现代工业社会中银行活动的新规模——即使在经济危机条件下会产生许多困难——逐步摆脱外国老板及客户的控制。这两家银行垮台后，意大利必定出现一个较好地适应资金流动和工业集资需要的银行新体制，然而至少在经营上述业务中还保留着某些传统和经验。同时还存在着一支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队伍，没有这支队伍，1894年就不可能建立新的德国式的联合动产银行，并在焦利蒂时期的经济腾飞时起决定性的作用。

总之，对80年代银行资本活动应给以重新评价。确实，货币发行银行因信贷膨胀而溃不成军，使银行体制缺少一个可靠的统帅。所以，需等到重振幸存的发行银行、调整货币流通和建立“意大利中央银行”之后，才能在这个世纪末前后逐步统一银行市场，使信贷手段、贴现率和国际汇率完全正常化。同样，私人银行核心在1892年至1893年因大量亏损而崩溃后，至今仍无法提出一项有效的特殊信贷政策。然而，银行动**的那些年代里也遗留下一些东西：一个相当广泛的地方信贷机构网(储蓄银行、民间银行等),在尔后的10年内，特别在意大利北部，这一网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也不能无视面向工业设备(还有港口、运河和铁路)进行长期投资迈出的步子(尽管有亏损和过多的固定资本),这些利润率高、发展速度快的部门几年后成了促进工业发展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妨碍实施较为稳妥的、协调的信贷措施的拖沓作风以及某些投机性的、交易所性质的虚伪假象均产生于像意大利这样一个国家的经济困难本身：缺乏用于投资的节蓄；古老的高利贷和实物抵押贷款并未完全消灭；货币市场上可兑现的、流通的有价证券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