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7年4月通过、1888年1月生效的新税率大幅度地提高了小麦和食糖的关税，加强了棉毛制品已享有的保护地位，实施了相当有利于钢铁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关税，同时也照顾了一些机械产品：电动机械、农机和纺织加工设备。1887年的关税改革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今天必须承认，改革并非一个有机的经济政策纲要的成果，而是在一些紧迫的现实问题压力下所做的一种选择；19世纪80年代初，几乎所有国家都出现过这种情况。承认在意大利这样一个经济发展缓慢的国家里采取这种解决办法的现实必要性(并非“历史必然性”,但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并不排除去深入探讨当时工业家和地主结成联盟的政治意义以及保护主义引起的政治和社会后果。例如，从何种意义上说，保护主义是“资产阶级国家整个形成过程”的终点——像塞雷尼庆说的那样；或者说——正如另一些人所主张的——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妥协办法，用以调整公共财政，挽救许多以种植小麦为生的小农场以及一些遭土地税及价格下跌打击的农业生产者的利益。

保护性税率通过时，除南方地主与北方工业家联盟外，还有几个其他“社会集团”:不仅有以劳资合作形式的企业主和工人的联谊会，而且在南方一些地方，还有依靠国家加工订货而开工的工厂领导人与加里波的式的、激进的工人协会为经济上挽救南方而汇合成的各种联谊会。根据一些专门调查的结果，那些超脱现实的大地主头面人物并未直接参与，农业方面的主角是北方和不发达地区的资本主义地主。根据较为切合实际的分析，工农集团并非像乍一看时那样坚固、那样协调一致；保护主义显得更是一种为调整经济状况而采取的过渡性策略。这两种情况均可从工业家和地主联盟发展的程度和方向中看出。这种联盟不是一种有机的协议，也许可以说是一种在严格的财产分配制基础上结成的联姻。工业资产阶级能从这一临时妥协中获得相当的利益，足以对其同路人确立新的、有力的实力地位；一旦主宰了形势，他们可以在几年内使经济政策完全倒向工业家利益。相反，1887年关税改革的基本精神之一(与先前自由贸易路线一样)是保护地主的政治一社会领地和霸权。

开始时，为增强地主阶级的力量、增加其收益而采取的农业保护主义似乎是为南方统治阶层走向国家统治地位开辟了道路，同时又把生产力发展冻结在以大地主利益为主的界限上；然而不到10年的工夫，这种现象已烟消云散。1887年争取保护主义的战斗中，胜利者实际上是代表意大利新兴产业的人士，与1873年德国转向保护主义时的情况大致相同，其胜利者也是纺织工业和大钢铁工业的代表人物。这不仅表现在地主阶层的让步，因为他们多年来一直反对以全面发展制造业为基础的经济前景，一直反对在国家干预下发展工业。另外，保护主义本身也完全不足以弥补农村受危机打击所减少的收益，更不足以恢复农业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一直保持的绝对优势地位。反映农业生产总收入在意大利经济体系中占优势的土地税，19世纪90年代其绝对值或相对值都在逐步减少。反之，由于土地税的部分减少，特别由于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在经济体制中的分量日益增长，动产税在税收收入的结构中开始逐步占据重要地位：1896年几乎达到直接税的60%。

来自美国中西部大平原的粮食和畜牧业的竞争以及来自其他大陆的农产品进入市场，沉重地打击了欧洲各地的土地收益，严重损害了地主阶层一直保持的经济一社会的优势地位。意大利地主贵族及保守政治阶级的自信亦遭危机严重打击，受到不可弥补的伤害。亚奇尼农业调查的结论提供了一个有力证明。支撑古老农业社会平衡的基本前提之一是维持家庭所有制的能力。小农不能或不愿采用最现代的耕作方式、缺少银行信贷以及日益依附于城市市场等等严重冲击着农家经营。即使许多小农场具有应变和抵抗能力，但土地制度及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至少在巴达拿平原正以空前的速度加紧进行。1897年8月，《新闻报》在比较1881年意大利北方各省大、中、小地主的数目后评论说："土地资源日益集中于大地主和大垦植公司之手，他们或购买位于其地产中间的小片土地或修筑大排水工程时兼并山河湖谷中的小农产业，使自己的地产扩大成片。"金融投资以及典型的工业生产组织形式亦被引入许多地区。城乡关系有了初步的变化。农村古老所有制的政治一社会基础——大量小农阶层以及各种各样的中间阶层和千差万别的生活水平——已摇摇欲坠。出于笼络人心和保护传统的、稳健的、政治上结党营私的社会制度的目的，对小农和分益制佃农减免税收和农业信贷等问题从未像19世纪80年代后那样得到广泛的讨论。即使如此，在北方农村中仍无法振兴19世纪初以"开明的"土地贵族为中介的古老农村社会形式，亦无法改变向“农村民主制”的过渡。工业正在逐步占据农业在国家积累、政治斗争和文明发展中的特权地位。最后，“大萧条”暴露了旧地主阶层的社会控制力十分软弱，同时证明了因土地、生产率和人口负担等条件农业无法单独为将来保证必要的收入。必须尽力实现工业化的信念在政界和报界有了市场；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深信握有转机的有效办法，因此早在其影响(20年前在议会和公共行政机构刚露头角)得到巩固以及真正的工业发展过程开始之前，就已满怀抱负、充满自信。

维尔弗雷多·帕雷托在描述新领导阶级的社会学论著中把军费开支的增长、各届政府结党营私的恶习以及无数的金融投机归罪于工业保护主义，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19世纪90年代，钢铁工业、造船业与军界、政界之间的利益越来越广泛地汇聚在一起(在政权斗争中仍充满着比过去更为麻烦的或非传统性的问题),推动意大利外交实行殖民主义和德、奥、意三国同盟的方针。值得一提的是，庞大的重工业在海关高度保护下又获得另一个相当重要的良机：进入出版业，参与日报投资，将其视为对公众舆论和议会施加压力的有力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工业家费尔迪南多·马里亚·佩罗内参与1886年创建热那亚的《19世纪》报，并与邦布里尼、皮亚焦一起分享该报产业；从此该报主要反映钢铁集团和造船业的利益。

较全面地看，帕雷托和其他自由贸易主义者——仍主张以自由贸易和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为基础的典型英国模式——的指责忘却了一个极其简单的事实，即在其他工业化发展较晚的国家里，而且不仅仅在这些国家里，海关壁垒以及国家干预这些年来均被证实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并非反常现象)。最近的史学终于认识到，如若不采取措施抵制外国强大的竞争，保护那些因缺乏原料而处于不利地位的部门所迈出的工业化步子，意大利就很难在短短20多年内装备自己的工业。

必须指出，由于“两个意大利”的两极分化、1887年税制本身的缺陷以及尔后经济“起飞”所引起的阵痛，在政治和社会方面付出了较高的代价，与西北欧工业化地区的差距更加扩大，因而强制性、分阶段缩短差距的工作十分困难，但又刻不容缓。在这些大难题中还有一个因保护粮食而引起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的难题。西洛斯·拉比尼正确地指出，物价上涨促使工业中货币工资增加，因而生产成本也随之增加，但又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下降，因为工资水平跟不上食品价格不断的上涨。同时，广大消费者和纳税者的损失也相当可观。

不可否认，向保护主义的转折以及为保证一些相互依存的工业部门发展而进行的国家干预确实对国家现代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那时起——由于公共行政强有力的订货保证——钢铁、冶金机械、化工、造船等行业的市场有了新的规模。政府旨在发展多种工业的政策本身也创造了一种气氛，有利于私人预计和估算投资的最大效益。同时，海关保护政策至少也开辟了一些工业集资的独立渠道(后面将较详细说明),再不那么依赖于旧银行体制的勉强施舍。

除国内消费品市场深化问题外(本世纪末棉纺市场已稳定，丝织业和毛纺业尚未达到这一程度),格尔辛克龙就1887年保护税率内部机制造成工业各部门发展不平衡问题所发表的异议值得单独一提。这位美国学者特别指出，给予钢铁工业如此众多优惠的海关改革终因原料成本提高而损害了机械部门的发展；同时，保护像纺织业这样一种“陈旧的、现代技术进步缓慢的、在一个欧洲大陆落后国家里发展有相当局限性的工业”可能也是一个错误。格尔辛克龙的这些看法似乎比他自己提供的有关重工业和棉纺工业长期发展的资料数据更为悲观。

加强以钢铁生产为龙头的冶金工业完全无损于机械工业。由于国家对民族造船业的照顾，由于铁路订货中给予意大利机械业的优惠份额，由于大城市对有轨电车材料的大量订货，又由于正在发展的建筑业和纺织业对配套设施日益增长的要求，机械工业虽没有受到同样的保护，但有可能增强自己的实力。至于棉纺业，确实不能否认从19世纪80年代起就起着带头作用，因为棉纺业已形成以大中企业为主的坚强核心，使一小批省银行和合作社转向工业投资，而且还动员、集中了广大雇佣劳动阶层，发展了新的地方基础设施。棉纺厂在生产和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可低估，纱锭和织机的增加足以说明其重要性：1876年1900年间纱绽由745000枚增至2100000枚；织机从不足27000台发展到78000台(其中61000台为机械织机);棉纺织品，虽价格不断下跌，仍从5100万里拉上升到3亿里拉，职工平均产出也从940里拉增至2250里拉。

1873年以后，海运费用下跌，进口煤价也随之大跌，从而消除了一直困扰着国家工业发展的一个最严重的障碍；那么意大利工业，在这种情况下并受到保护主义和国家大力干预的支持，基于哪些实际抉择而丧失壮大自己的机会呢?当时机械工业处于相对落后的境地——缺乏专门人才，无独立生存能力——极需一段紧张的适应时期来采用一个与制造最简单的辅助设备为主的生产过程完全不同的生产周期，因而税收照顾、奖励出口等鼓励办法(替代给予冶金工业的保护措施)能为这一工业立刻打开缺口和取得效益值得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又产生另一个问题：在自由贸易制度下机械工业的命运会有本质的不同吗?恰恰相反，对大部分机械工业来说——面对国家对造船业的鼓励和高价的冶金产品——必须寻求与最大钢铁集团建立纵向和横向的联合形式；那种旨在把工业投资风险分散到较广泛活动范围内的银行政策也在推动这种联合。重工业和大机械工业结合的这类倾向在其他国家，首先在德国，确实也有所表现。然而，至少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没有广大的、各种各样的工业存在(其中包括最昂贵的钢铁工业),没有一些比较有利的优势的保证，半岛的经济落后状态将更为严重，不可救药，国家将沦为葡萄酒、丝绸、蔬菜生产国，高级手工艺品供应国，处于二等国地位。

关于1887年关税改革在农村中的效果问题，我们确实不能继续认同所谓的单一性的说法，即粮食保护主义只用于保证意大利南方所有制的生存，巩固有害于新生产力发展的、最传统的土地寄生形态。事实是，大部分意大利农业企业在农业危机中没有能力降低生产成本、投入新的资金或修订农业合同、改进经营技术来抗衡市场竞争。更不应忘记危机的深度和裂度已促使大部分欧洲经济早在1887年前就已采取可靠的、有效的保护主义措施。因此，如若说关税保护主义确是一种可使各有关部门都平安无事的简易办法，那么从最先进国家的经验中也确实找不到可迅速克服经济衰退的不同办法或经验教训。只有丹麦、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部分国家避开了保护主义这一铁的规律，它们至少有一个较好的资源和人口布局的优势。总之，意大利的农业经济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是一个易碎的“瓦盆”。

意大利征收的小麦关税到1894年超过了其他欧洲国家现行的关税。农业保护主义果然刺激了小麦种植，但其结果扩大了粗放的、收成较低的作物比重，从而从另一方面证实了李嘉图的理论：高价小麦会提高货币工资和地租，却减少用于资本积累的财力。此外，历届政府给予食糖生产者极高的保护税率，甜菜种植面积大量扩大，长期下来必然发生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而消费者或食品工业并没有从中得到具体的好处。

还应提一下，与法国“贸易战”的反响以及对1890年后意大利农业全面情况过分仓促的评价仍在影响着全面否定农业保护主义的看法。毫无疑问，克雷斯皮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他不仅对法国怀有几乎是疯狂的不信任和敌视(甚至毫无根据地认为法国意在侵略意大利),而且认为国际形势正向着不利于巴黎政府的方向发展。克雷斯皮甚至胡乱利用关税保护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武器，因而给意大利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政府人士也存有相当错误的幻想：即使贸易破裂，法国经济也不会放弃进口一些意大利产品，法国消费者和制造业仍需意大利北方的丝绸和南方的葡萄酒。当然，巴黎迫使意大利政府退出1882年与中欧帝国及某些沙文主义复辟王朝签订的同盟所施加的压力对提前废除1881年贸易协定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1888年3月起两国间的“海关战”对意大利来说后果是严重的。意大利南方葡萄酒、油料和柑橘生产者蒙受最严重的损害，但意北方中小地主也遭极大的损失，虽然在关税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他们还一直在附近的法国市场上保持着良好的丝绸、大米和牲畜销路。从数量看，与法国的贸易总额(直至那时还占意大利贸易首位)从1887年的6.33亿里拉一直跌至1894年的2.62亿里拉，其中国际价格下跌也起了明显的作用。与瑞士贸易关系的暂时加强、德国经纪人和金融家在半岛的活动(目前还是零星的),以及1891年与奥匈帝国、德国相继签订的协议(仅限于缓解葡萄酒和其他传统农作物的严重困难，但交换条件是降低一些进口工业品的税率),仅部分弥补了与法国贸易额的锐减以及法国资金从意大利企业和银行界的外流。

南方大地主从粮食保护主义中得益匪浅，但仍需提出这样的问题：1887年以及以后的年代中是否存在着走另一条道路的实际可能呢?朱塞佩·奥兰多在描述国家农业经济所取的成就和所面临困难时承认，海关税率的改革至少抑制了，后又止住了一场几乎波及所有地区的、并在农产品价格全面崩溃后看来无法阻止的农业危机。即使保护主义是最有实力、最有权威的地主代表人物所需求的，小麦关税也确实帮助了许多出售少量小麦的农户(他们依靠粮食作物换取可在市场花费的现金)。

拒绝农业保护主义——朱塞佩·阿雷指出——在一个充满种植粮食小生产者的国家里，尤其在一个进行深刻的、迅速的调整和改变农作物的国家里，会引发一场对农民群众来说比采取保护主义更为广泛的、破坏性的社会危机，将有数百万过剩劳动力被赶出农村，赶出意大利。

确实，在与法国开展海关战以及对粮食实行保护主义之前的那些年代里，南方农业已在穷于应付国际市场日益广泛、日益严重的危机总进程所引起的食品价格暴跌的形势：其他欧洲国家和殖民地国家对葡萄酒、油料、大麻、亚麻的激烈竞争，效益日增的新旱地耕作制的强大竞争力，人为压低汇率的轻率货币发行政策，等等。南方还存在着一个人口过剩的问题，在许多情况下使农业劳动生产率降到零，也许还是负数；另一方面，不仅比欧洲大陆其他地区，甚至比意大利北部和中部人口负担更重、次地比例更大、土地改造和现代化的费用更高。在这种情况下，有哪些可行的办法可使南方农业经济走上另一条道路呢?吉雷蒂、德维蒂·德马尔科等一些自由贸易主义者当时设计了一条大量扩大地中海作物和放弃小麦生产的出路，从实际情况看(价格暴跌、转产费用大、资源和人口严重失调等等)纯系空想。在南方各地区，就是一种使两个方面相对平衡发展的方针也难以在危机的困境中闯出一条路子。

由于在基础设施方面缺乏公私投资或投资十分零碎，到19世纪80年代末南方农业为此付出了代价(我们已强调过基础设施投资对地方经济和革新发展的总体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结果是——缺少改良土壤和水利灌溉基础工程，又无滨海平原整治土地的有力投资——生产多样化和专业化种植的推广在农业危机后成了短期内，尤其在整个经济生活瘫痪、经济情况极为严重的情况下，几乎无法解决的问题。在经济衰退时期，公共支出流向的固有恶习比南方地主的保守思想更为有害，它阻碍了粮食种植的变革。总之，为使保护主义带来的部分好处转化成技术和种植方面持久的成果(像意大利北方那样),南方经济极需可靠的基础设施，极需为改善生产设备、为贸易周期正常运转、为较合理有效地使用地方资源所必要的一系列环境条件。也不应忘记，南方还缺少一些合作社组织以及政治和工会运动，把农民群众的不满情绪转化成一种来自下层的强大动力，推动改革农业合同，改善工资待遇，消除庞大的、挥霍无度的特权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