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前后，如果国际经济生活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折，自由贸易政策也不会发生如此迅速的、断然的转变。价格上升和贸易增长延续了30多年之后，1873年起欧洲出现的经济不断衰退现象不仅是一种简单的恶性下滑，而且暴露出一些更深层的东西，因为危机延续时间特别长，范围扩及全世界。一直到本世纪末——除一些短暂的、先天不足的复苏外——生产和消费间的差距以及价格不断下跌(蒸汽商船的运输得到长足的发展以及铁路不断的扩建所引起的)严重影响着经济发展的趋势，暴露了一些基本结构的失调，恶化了国际关系。热能和铁的生产相结合产生的革新效果到1880年左右已快消失殆尽。社会主义理论的传播更使人们普遍感到失去了对资本主义的热情；与此同时，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认为技术革新、蒸汽机的发现和自由贸易有助于经济自动发展的那种典型的自信也在逐步丧失，尽管朱格拉及其他经济学家竭力抑制这种悲观主义的扩散，创造了一种经济周期的理论，否认危机。

价格直线下跌打击的主要是农业。18世纪末从英国开始的“农艺革命”近年来使欧洲农村面貌焕然一新，荒地变成良田，小麦、饲料、甜菜、葡萄大量种植，硕果累累。然而，由于其他大陆以极低廉的价格在欧洲市场大量倾销粮食、肉类和其他农产品，欧洲市场受到意想不到的沉重的、严峻的冲击。10多年内，几乎所有旧大陆国家的农村经济受价格暴跌、生产崩溃和大量失业所困扰。危机并未止步于农村，而且其后果已冲击到金融活动和工业生产，使整个经济体系面临着全面瘫痪的威胁。1875年至1881年五年多的时间内，法国粮食产值从32亿法郎下降到26亿法郎；英国农村各阶层的收入在1876年至1886年的10年内减少了近4300万英镑。

意大利危机比其他国家来得晚些，但对意大利农业的影响却相当严重。不到10年，小麦价格从1880年每公担平均33里拉以上下降到1886年至1887年的22里拉；小麦进口(受取消货币强制流通的促进)从150万公担上升到1000万公担，而全国产量在1876年至1880年五年内从5100万公担下降到4300万公担。伴随粮食减产(玉米除外)的还有其他作物的减产，因此农牧业生产总值从1880年的283亿多里拉减少到不到260亿里拉(按1938年价格计算),农业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也从57.4%降到48.9%。结果是：1880年至1886年国民收入增长率仅为0.01%,人均消费水平(由于农业收入减少和实际需求缩减)跌到1800里拉，是今后国民经济生活中的最低点。在一个80%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来源取之于农村的国家里，这场危机的后果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灾难性的。

那几年，法国葡萄受根瘤蚜严重侵害，生产者对高度数葡萄酒的进口要求骤增，使意大利葡萄酒出口在1878年至1881年3年内达到168万公升之多，但这还不足以平衡贸易上的逆差，也不足以弥补其他农业生产部门遭到的巨大损失。

由于危机不断加重以及农村社会冲突和紧张状况日益加剧(造成1884年和1885年农村中最早的群众性大罢工),不论是大地主还是佃户，不论是地主还是分益佃农提出了三个基本要求：适当减轻税收，土地税分摊，对一些农产品加重进口关税。1885年公布了亚奇尼的农业调查，其结论虽然吸收了农村中最现代化阶层的要求，但极为适宜地在农村各阶级中创造了一种良好的气氛，期待政府立刻做出有利于农村的决定。自然，这并不意味着“地主的举措”是铁板一块、无懈可击的。即使各阶层一致要求减轻土地税和取消“战争什一税”,南方地主(反对土地税分摊，否则无法依靠南方尚存的旧地产制进行偷税漏税)和北方地主间还存在着严重冲突。据财政部长马利亚尼1882年在议会公布的资料，每100里拉的收入在伦巴

第和威尼托两大区要交纳土地税45里拉，在那不勒斯地区各省份只交26里拉，西西里更少，不到17里拉。在动产、盐税(受害的只是佃户)和地租规定等问题上，大地主和佃户间存在着巨大分歧。总之，“在动乱中，各地区和各集团提出了互相矛盾的要求，尤其掺杂了一种像多数派变化论时期那样隐晦的、耍手腕的政治因素”。

1885年年末，由于取消第一个“战争什一税”,减少了盐税(这两个措施使佃户和大地主均感满意),来自农村各阶层的压力似乎减轻了。次年，又通过土地税分摊法草案，减轻了最早起来保卫自身利益的意

大利北方和中部(托斯卡纳大区除外)生产者的纳税负担。这一举措又把南方地主推上舞台，给他们提供了新的反抗武器。原来要求逐步改革税收制度的南方小地主现在也加入斗争行列，并得到——与大地主一样——克里斯皮领导的“五头政治”反对派的支持。克里斯皮决心把农村中存在的一切不满因素融为一体，改变议会中的力量对比。这样，德普雷蒂斯计划用取消头两个“战争什一税”来平息南方农村阶级反对土地税分摊法的意图惨遭失败。为补偿修改地产制造成的“牺牲”,南方地主要求实质性提高小麦进口税。这一要求得到地方资产阶级的支持。因此，南方贵族、“绅士”、富裕地主、资产阶级化的农场管理人和地方要人间的统一阵线(早在1848年为保卫地产权、反对农民要求归还被占公地运动而建立起来的)正在不断巩固。

直到那时，领导阶级及经济学界仍力主自由贸易方针，其诸多原因上面已表述。1866年至1871年间为满足公共财政额外需要对税收制度所作的几度修改、取消一些自由港以及1878年的海关改革——适当地保护了纺织、陶瓷、机械工业——均无放弃自由贸易原则的迹象。但是，1877年至1882年间，在欧洲，主要是德国、法国、俄国和奥匈帝国，出现提高关税的动向，鼓舞了那些持保留态度和要求变革的人们。同时，英国也从自由贸易过渡到公平贸易，即在贸易洽谈中采取较灵活的、较机会主义的态度。从那时起，政治力量、国家的支持以及争夺市场的斗争必然成为国际经济生活的主要因素，为下阶段殖民扩张奠定了理论前提。法国和德国，还有意大利，“实际上已觉察到——正如卢乔·维拉里所说的那样——在经济上受英国自由贸易和美国成功的保护主义这一国际阴谋的左右。”英国仍不断以极有竞争力的价格向所有市场抛售工业产品，同时欧洲有危险变成美国粮食、牲畜、麻、棉等大量农产品的分店。

在意大利，确实很难说传统自由贸易的终止以及一些实证主义基本价值观念的丧失(受危机的打击，似乎到处在惩处认为可能自动发展的那种信念),为缓和老的领导阶层对保护主义的抵制，从而为经济政策大转变以及殖民冒险开辟道路起了多大影响。卡罗奇回忆说，就在1885年不仅稳健派中最有权威的头面人物，如亚奇尼、坎布雷·迪尼等，而且还有伦巴第大区的地主贵族，都还不那么愿意放弃自由贸易，特别是粮食的自由贸易，他们害怕因此会提高生活费用和增加雇农工资。此外，英国展开反谷类法斗争所产生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魅力尚未完全消失；而且农业保护主义必然引起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必然导致在平民老百姓中产生社会反应：这种担心仍相当强烈。但是，危机的深化打破了许多人的保留和缄默。多少年来，人们总是把农村经济发展和社

会平衡的希望寄托于自由贸易和农业生产自然增长的简单结合上，然而这种结合的根本性弱点现已完全暴露：贸易和市场的自由已属过去。1886年和1887年在意大利出现要求保护主义的主要倾向以及实际问题似乎与其他欧洲国家的经验并无多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