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10年前，大部分历史学家还把意大利经济发展的延缓和明显的缺陷归咎于国家大量浪费以及极度的税收压力，特别归咎于逐步放弃自由贸易政策。先是南方问题专家的争论；后来，尤其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法西斯组合式统制经济和自给自足经济(可划入国家干预主义一类)的谴责，似乎都想从本质上抬高以路易吉·伊诺第为首的一批人的看法：他们把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看成是国家公共生活的主要祸害，认为1887年的税率显然是经济和地区进一步不平衡的源泉，是自由贸易体系(受到因贸易保护主义而实力大增的、最具战斗力的工业和金融集团的强大压力)遭到严重破坏的根源。1951年至1962年间，由于恢复贸易自由化和进入共同市场，意大利工业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使一些人重又相信这种史学上的见解。不仅如此，某些自由贸易的主张同极其乐观地看待自由欧洲和“民族革命”的观点极为相似，他们认为，至少到1870年或许更晚一些时候，以欧洲列强经艰苦努力达成利益共存和文明经济共同进步为基础的一个欧洲交响乐符合于商业自由的贸易体系。当然，现实是相当复杂的，经济变革本身所引起的各种形式的社会冲突和国际对抗至少也起着不稳定的作用。

统一后历届政府无条件解除了海关的“武装”,结果几乎全部放弃了民族的钢铁和机械工业，就像统一前在皮埃蒙特、利古里亚和托斯卡纳三大区发生的那样，虽然这些地区拥有一个经济较发达的内地。统一后头20年，铁的生产增加了两倍，但至1880年仍未达到10万吨的年产量，而且其生产过程不完整，成分粗劣，只能进行简单的废铁再生产。所以，意大利钢铁工业失去了——罗密欧正确地指出——“在工业发达的、原料较丰富的国家里铁路建设的发展(标志着从纺织工业向重工业，特别是冶金机械业的发展)所提供的伟大的历史性机会。”1887年后，铁路的发展仍很缓慢，但由于逐步减少钢的进口，促进了民族钢铁工业的增长，然而到1911年至1913年全盛时期仍只占工业生产的1.5%。

在其他部门不乏一些有意义的发展因素，但这些因素只在特殊情况下或在投机活动极其活跃的短时期内出现。

例如，1871年后，即普法战争后经济繁荣时期内，北方棉纺工业继续发展，在萨莱诺和卡塞塔两地区间一些冶金机械厂和造船厂得以复苏，同时还出现了一些股份有限公司：纺织业有斯基奥市的罗西毛纺厂(资金2000万里拉)、坎托尼棉纺厂(资金575万)、国家毛麻厂(资金800万);食品业有奇里奥公司和利古里亚—伦巴第公司；橡胶工业有皮雷利公司。但是，确实不能高估当时刚起步的一些活动的意义，亦不能高估一些生产率低，缺乏资本有机组合的部门。受统一后头10年内海关自由化严重影响的纺织工业，无法保持1870年至1873年间因法国制造业人为性危机时临时获得的阵地，几年后不得不重新后撤。其他部门也未找到一些较可靠的、较持久的发展道路。1871年议会进行的工业调查更多地考证了意大利生产体制缓慢地濒临死亡的情况，而很少去考证其活力和耐力的内涵。1872年银行控制了整个股份资本的57.7%,运输公司掌握了16.7%,而全国其他企业加在一起未超过25%。更有甚者，1861年至1880年间整个工业生产在私人生产总收入中的比重从20.3%下降到17.3%。

1876年维托里奥·埃莱纳总结统一后头15年工业发展时，指出产业工人为38.2万人，其中20万从业于丝织业(11万多是妇女儿童，他们辛劳于缫丝业，即与农业生产和农村服务业紧密相关的部门)。1881年，人口普查结果，食品业企业的数量居首位，但规模小而分散，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极其软弱，每个雇主雇佣工人的平均数极低，纺织业不超过20.2人，制革业仅8.8人。同期，棉纺工业确实取得可喜的进步：1860年至1861年仅有40万~45万纱锭，到1876年增至74.5万；原棉的消费也在1870年至1876年间翻了一番。但是，英国棉纺工业1860年已拥有3300万纱锭，从这个意义上说意大利棉纺工业的发展仍是微不足道的。总之，制造业年平均增值率(按1938年价格计算)从1862年到1878年不超过1.4%,其中还包含着与欧洲经济周期发展顶峰时期相呼应的1873年，达8.4%的增长最高点。

一些制造业的生产活动在统一后头20年内所取得的艰难发展，远未推出一些全新的内容，亦未产生一些真正改变发展方向的迹象，只能看作是1830年后创造的一些先决条件所产生的结果。皮埃蒙特、伦巴第和威尼托广大地区新建的缫丝厂以及比耶拉地区、韦尔巴尼亚地区和伦巴第的湖网地区逐步加强的棉花和羊毛加工工业确实使西北高原或北部地区具有一些优势，易于扩大——在不同的经济情况下——雇佣劳动和技术革新，为工业发展过程铺路搭桥。英国也是这样，其工业发展亦以乡村古老制造业为主体，推动周围地区。然而，实质问题还是是否采取一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即必须以工业化为指导思想，必须——配合旧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内正在发生的变革——根本改变发展航向。换句话说，必须放弃依赖四平八稳的“自然”天赋和专长的倾向，这种倾向虽可保证社会安定，但有危险成为进一步不平衡的源泉，使半岛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新格局中退回到18世纪末的位置上。

在意大利传播产业主义倾向起决定作用的并非英法日益增长的繁荣，亦非美国早期经济发展的广泛反响，而是德国经验的魅力：生产的强制性、李斯特思想的影响以及“经院式社会主义”的发现。反对世界自由贸易、反对农商利益霸权的队伍日益扩大；同时，意大利最初的产业主义运动却变成了一个复杂的、充满各种不同情绪的、有时又是矛盾的现象，其中起作用的不仅仅是那最直接的、令人信服的因素——一个拥有3000万居民、其大片土地收益日益减少的国家再不能继续依靠太阳和雨水来发展其经济——而且还掺杂有其他一些原因。强烈的民族失落感起着重大的作用。早在斯基奥的毛纺企业家亚历山德罗·罗西参议员在议会和报纸上大力开展“挽救一个面对欧洲的年轻民族”运动之前，另一个纺织工业家昆蒂诺的兄弟、比耶拉市的朱塞佩·韦南齐奥·塞拉，于1873年指出应以团结的、纪律严明的、经济蓬勃发展的德国为榜样，反对官方在色当战役后仍对法国采取同情的态度。

德国人认为——他写道——工业和贸易不仅仅是物质繁荣的一种手段，更是表现国力的一种手段……拉丁民族为了国家的利益和荣誉必须仿效德国人的杰出美德和和睦一致，必须和他们一起促进人类物质和文明的进步，尤其是必须避免再犯老的错误，必须成为他们真诚的朋友。

要求“经济独立”的呼声不仅来自某种程度上与历史上老右翼或北方天主教运动有联系的商界人士。近年来，诸如奥兰多、布雷达、弗洛里奥、鲁巴蒂诺、佩罗内、梅迪奇·德尔瓦谢洛等复兴运动时期曾在加里波第队伍中战斗过的、后又靠近德普雷蒂斯和克里斯皮的左派人士，也坚决地发动了一场旨在振兴产业的斗争，这场斗争因其爱国主义的性质、军事安全的要求以及扩大“全民劳动”的呼吁而得以强化。

掺杂实证主义理想的民族主义本身不足以动摇江山。在行政机构和行会组织(如商会)内，银行家兼纱厂主、大手工业主、小制造商等寡头集团仍代表着相当一部分企业主阶层，他们虽受外国中间商的盘剥，但出于自身的事业，只关心维持老的出口渠道，不愿开辟新的道路。1874年产业调查的结论已使议会相信应做部分关税改革，但仍不能说服政治集团完全接受产业主义事业。起来维护自由贸易方针的不仅有地主，还有信贷银行和货币发行银行的头面人物，他们纠合在一起，在信贷过剩的情况下大量进行投机活动和过境贸易活动，不愿投资于工业。

统一后的意大利文化界——报纸、学校和经院文化——没有意识到工业变革的前景，没有感到必须摆脱当时广为流行的、令人宽慰的信念，即农业的稳固是自然财富和国家前途永存的、不可替代的源泉；也没有准备放弃农业意大利的某些基本价值观：家长制社会；伦巴第和托斯卡纳地区开明大地主的美德和聪明才智；广大小农人所共知的节俭精神(许多好传统得以完善的保证，保持城乡良好平衡的保证)。这个古老的田园世界不仅是主张劳资合作和个人发家的开明政治家的理想事物，也是流行文学和许多辞藻华丽的演说家的猎物。这个世界也受到当时在意大利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科学权威人士的青睐，在他们看来农村小生产者是自由经营取得积极成果的美好象征，也是用节俭和劳动、用明智和朴实的现实主义精神获得社会地位的美好象征。米兰理工学院工程学讲师朱塞佩·科隆博反复宣讲意大利也可以通过技术进步追求工业的独立发展，只要国家不拉后腿；1875年成立了“经济研究发展协会”来对抗意大利自由贸易堡垒——强大的“阿达姆·史密斯公司”;诸如路易吉·卢扎蒂、兰佩蒂科、夏洛亚、帕斯夸莱·维拉里和阿戈斯蒂诺·贝尔塔尼等政界人士和学者逐步改变看法，支持产业主义；这一切迫使主张极端农业主义的头面人物处于守势，但仍无法从本质上改变公众舆论和文人的习俗和思想。有人抱怨意大利缺少像法国或比利时在里昂、维尔维埃或埃尔伯夫发展起来的科学研究机构；1880年各大学讲台对此回答说，外国文明有危险变成“机械的、杂乱无章的、无头绪的”文明，而意大利学校的任务是维护其崇高的人文科学传统。

19世纪80年代，大约1万名律师和监察官挤满了上诉法院和法院，几乎同样数目的法学毕业生遍布公共行政机关和私人事务所。意大利大学每年还要培养出1500多名毕业生。为此，尼蒂于1901年正确地把意大利大学说成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偏离方向的……与生产无关的工厂”。1883年，意大利教育经费占国民收入的1.07%,少于德国，与法国几乎相等，可满足12.5万青年接受各类中等教育和1.4万青年接受高等教育。但是，教育制度显得无助于国家经济的成熟，学生学习不认真是一个方面(主要是中学生),更主要的是高层次阶层和小资产阶级的文化修养实际上还没有超脱对传统职业或公共职务的那种狭隘的偏爱。

19世纪上半叶，或因重商特权的消失，或因手工业者和小生产者阵营内部机遇和革新能力的差异，逐步涌现出不少由工业“贵族”和实干的、有胆识的资产阶级组成的强有力核心。他们形成一个优秀的企业主阶级：“不玷污自己的名声”,勤劳工作，四处奔走，精心贸易。这一阶层虔诚崇拜企业，坚持功利主义，还具有相当高的现代文化基础；他们认真学习实验科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从中吸取营养。但是，这些早期的产业核心为战胜外国竞争、进入经济生活领导层而展开的斗争不仅仅遭到统一前老的利益集团的抵抗。他们要求国家积极干预、帮助萌芽中的工业，意在使国家预算的需求服从生产的要求，这又触及稳健派十几年来顽强执行的政策。立宪左派无意放弃预算收支平衡的传统以及财政管理上享有“出色政府”的神话。他们于1876年3月上台执政时虽有意安抚一下城市资产阶级及企业主阶层，但执政后又感到不能不考虑对金融贵族最有权威的集团以及南方大地主采取妥协的政策。“伦巴第一威尼托学派”为反对意大利“经济自杀”性的贸易政策和非生产性财富的集中而开展的激烈争论，也不足以争取多数舆论支持产业至上的唯意志论。

普遍认为，国家经济发展应走以农业为基础的“自然”道路，工业化不应在缺乏适当的银行组织情况下由上面来恩赐。但是，正如人们所指出的那样，最令人担心的是大规模集中的工人队伍将给社会秩序带来的后果。为摆脱这种担忧，需要树立企业主形象，因为企业主与地主一样也是传统的劳资人事关系的保证；也需要树立工业发展的形象，因为工业是国家预算新收入的源泉。大部分制造业仍然是农业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或刚从手工加工业脱颖而出，这一事实又利于确立工业家的合法社会地位。

扎纳尔代利部长参观了参议员罗西在斯基奥的工厂后激动地惊呼：这里找到了解决社会问题的最好办法。这里年轻人从幼儿园到学校，从学校到工厂，从工厂到用分期付款方式购买的自己整洁的小家。可以设想，如果意大利所有的工厂主都仿效这一榜样，国际工人协会就不太可能在这些心满意足的、追求这种崇高的私有财产利己主义的工人中有取得成功的机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家长制方式来回答社会问题的企图以及关于保卫“全民劳动”的号召已稳操胜券，因为——1878年罗西写道——“现在是客观需要，并非是社会不平等迫使我们走向社会战争。"对于像卢扎蒂那样的保守改良主义者来说，这样的前景也是具有相当吸引力的：只有在有利于大工业企业发展的市场体制中才有可能保证执行当时刚通过的第一批保护女工和童工法。在这一方面，“经院式社会主义"的德国(那里，有利于劳动阶级的福利措施在社会家长制的幌子下甚至支持了俾斯麦的镇压政策)也提供了最有效的、最有说服力的榜样。在那些岁月中，诸如巴卡里尼、塞伊斯米特·多达等民主左派人士也开始相信必须有国家的干预才能克服金融垄断集团以及屈从外国利益所造成的困难，才能保证工人的劳动和较丰的报酬。这是文明社会现代化的需要，其政治和文化根源自然完全不同于卢扎蒂生气勃勃的保守主义，也完全不同于像亚历山德罗·罗西、埃尔科莱·卢阿尔迪、欧金尼奥·坎托尼等企业主主张的社会连带主义的、组合式的实用主义。这种需要实际上旨在发展工业、扩大从业、增加公共工程、改善工资状况，以此作为建设一个较先进的、具有真正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的起点。为争取经济上完成复兴运动所提出的国家政治独立和统一各地区利益的斗争，立宪左派人士还摆出了不少同样有力的理由：国家威望、加强军事机器、意大利进入强国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