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模式应从整个经济发展趋势、内部积累机制以及意大利这块“晚发展地区”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关系等角度来判断。贸易自由化、农产品出口的增长以及外资的投入其实对经济体制现代化的作用极为有限。统一后头20年国民总收入年均增长率未超过1%;工农业生产实际上也徘徊于这个增长率。换句话说，半岛以其丰富的农产品积极跻身世界市场以及初加工纺织品和食品这类轻工产品的大力推销并非是克服落后的恶性循环和进入欧洲最先进地区的关键。

1866年5月采取货币强制流通措施如同保护性关税一样有利于民族工业。但是，纸币贬值(与黄金相比平均贬值10%)以及1871年至1873年短期贸易繁荣对意大利经济生活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持久性的影响。生产资料的引进与制成品和奢侈品的进口相比仍是微不足道的。意大利传统农产品的出口无论如何还不能完全提供进口大量技术器材和基础工业设备的金额。1861年至1880年问，生产资料的进口和毛投资之间的比率(1861年至1863年平均停留在12.4%左右)只有在1866年战争时期以及70年代末期才达到最高峰。那些得益于贸易关系自由化的经济部门至少在统一后头20年内也未在整个经济制度中起到带头作用，以利于在地理上逐步扩大最先进的农业体制或最有竞争力的制造业活动。

食品业仍采用非常传统的加工方法，销售到当地市场以外的食品数量甚微，且极困难，因而无法形成一个全国性市场。弗朗切斯科·奇里奥以其罐头制品大胆闯入国外市场，伦巴第和皮埃蒙特两大区的果汁、苦艾酒和葡萄酒厂家(如布兰卡、卡尔帕诺、罗西等)的贸易活动均不足以给食品部门披上现代化的外衣。其他行业，如丝织业、造纸业、大麻加工业及制革业，不注重生产周期的安排，只重视贸易时机：掌握足够的预支，对某些客户收取特定的佣金，根据季节或以变卖价格进行贸易投机。铁路本应促进和活跃贸易流通，但建造几条新线后，铁路运行大大低于所希望的效果：1870年只有都灵一热那亚线或米兰一威尼斯线的效益与英国铁路每公里平均收益相差无几。

促进金融流通和建立相应的信贷机构等方面出现了相当失常的、不协调的情况。公、私金融业长期受外国集团的支配，与东欧或拉丁美洲任何一个国家无多大差别。外国资本在银行、矿山、铁路的投资奠定了一种复杂的经济关系体系的基础，而这种经济关系实际上基于扩大农业出口(为采购大部分外国的工业和公用事业设施)或基于一系列不太对称的经济依赖关系。法国金融界(以罗思柴尔德家族为首)垄断了意大利在国外市场发行的债券，法国在半岛的投资占其海外总投资的30%,这一事实决定了在与法国的关系中意大利处于从属地位，因而这种关系常常超越纯经济、纯公共财政的领域。

统一后头20年中，议会深受一些与英法大中间商有直接关联的集团和人士，从巴尔杜伊诺到巴斯托吉，从康布雷一迪尼到邦布里尼和加列拉公爵之间明争暗斗的影响。在降低公产和公地的品位、阻碍市场资金转化为真正的中长期生产投资方面，政治上的倾向性和私人投机活动往往情投意合。1870年至1873年间，意大利金融市场事件是尽人皆知的；当时，由于几大铁路干线建成，实行强制货币流通，以及欧洲扩张倾向的影响，出现了最初的经济复苏迹象，然而这些迹象被易于赚钱的证券热以及最有风险的银行和房地产投机热所湮没。不断发行利率高于国际市场现行利率的国债有利于起源于国外的银行集团和贵族金融集团，极大地限制了工业企业利用全国储蓄的可能性。事情还不止于此。国家支付高额利息，对消费和动产活动征收各种形式的税收，必然形成有利于食利现象和传统不动产经营活动大量收入的再分配，打击了除食利者、金融寡头和土地资本拥有者之外的其他社会阶层。

如果仅仅局限于检查经济生活中的光明面和阴暗面(其中一些要追究到新的统一国家的外交和军事事件本身),认为意大利资本主义发展似乎仅是一个内部问题，我们就要犯错误，因为没有看到世界范围内经济周期的进程(只有几年对统一后的意大利有利),没有看到与其他经济大国的力量对比，以及没有看到发展程度不同的欧洲各国间不平衡日趋扩大的影响。在资本主义扩展的关键阶段，意大利在国际劳动分工中仍然是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适当辅以加工半成品活动的国家，还是一个资本流通缓慢、贸易价值一般的国家(国内消费有限，外销数量不大)。也就是说，意大利经济在世界市场内日益从属于最先进的体制，处境十分严峻；与欧洲其他地区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相反有扩大的趋势。人均国民收入1861年至1869年间英国高于意大利年均指数130%,法国则高70%;1890年左右英国为意大利的3倍，法国为两倍。

令人深感遗憾的是，意大利与德国不同，一些主张关税政策务必密切关注民族工业利益的强大思潮并没有在适当时候站住脚跟，英国自由贸易经济的魅力仍占压倒优势。也应承认，政治选择必然对经济选择和意大利经济进入国际市场的具体方式起着重要作用。明盖蒂深信与法国建立密切的经济关系是适时的，是恢复阿斯普罗蒙特事件后冷却下来的法意友谊的一个手段。明盖蒂的这一信念对1863年签订纯自由贸易条约起了重要作用。后来，签订旨在争取更多的国际承认、孤立敌对的奥地利的贸易协定，也为重申这一方针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总之，自由贸易方针的发展模式是大地主政治优势的表现，也是对农业小生产者以及金融界最具代表性集团进行调和的表现，因而从迫切要求保持城乡平衡的稳健派方面得到支持和力量，就像统一前意大利北部和托斯卡纳地区所发生的那样。

还需阐明这一类选择的长期效果以及建立意大利新经济体系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分析工业部门的状况十分重要。统一后头20年内，两种广泛传播的信念均告破灭。第一，认为一些农产

品和传统产品(葡萄酒、丝、食油、硫磺、大理石等)大量进入国际市场可以不断获得相当可观的效益，用以换取大量基础设备。第二，认为大力鼓励外国资本，发展铁路事业，是扩大公共事业、发展工业的决定性因素。1861年至1863年3年间生产资料的进口有长足的增长，年平均达到4.3亿里拉；但是1866年采取货币强制流通措施(改变外汇行市，贬值里拉)实际上全面抑制了进口活动，因为进口货要用黄金支付。至于铁路方面，新线的铺设(1861年至1876年间年平均从178公里上升到376公里)对意大利工业发展并没有产生可喜的效果。其他国家(首先是法国)银行与铁路的结合推动国家工业化的进程；意大利却不同，除一些不重要的物资外，铁、铁轨、机车及其他物资主要取之于国外，且铁路停车场也由许多外国代理公司交替管理。总之，1870年平均每公里运营量不到法国的三分之一、普鲁士的六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