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自由贸易方针有利于1861年以后意大利进入欧洲世界，有利于巩固同英、法的友谊，有利于加强与西北欧先进地区关系的联盟体系(其政治和外交成果在复兴运动时期就已十分明显)。统一后历届政府所关心的自然是维护先前的经济政策；它已给萨沃依王朝的皮埃蒙特大区带来巨大好处，统一后必然也有助于改善公共财政，加强国际关系。另一方面，自由贸易政策似乎完全符合于各国降低进口税的趋势。亚当·斯密认为，市场是自由贸易体系的基础，可自动调节经济生活中任何潜在的不平衡。其理论作品代表了主张意大利自由贸易这一代人中主要旗手的理论“宣言”(他们甚至采用其最激进的、最先进的词汇，如卡塔内奥的伦巴第小组),也代表了半岛上受弗朗切斯科·费拉拉学派熏陶的主要经济学家的理论“宣言”。

政治发展过程本身似乎也证明了自由贸易这一概念的正确。1866年前，俾斯麦利用关税联盟使普鲁士和哈布斯堡帝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前者的变化，因为哈布斯堡落后的社会仍依靠古老的关税保护主义；后来他又跟法国玩了同样的花招，抑制了拿破仑三世。利用泛德贸易关系孤立奥地利，利用1862年3月法德法兰克福条约有关向国际市场开放的自由贸易政策使普鲁士——一直至1870年仍是一个粮食出口国，一个工业发展所需的矿产和冶金物资的进口国——从中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此外，法国在色当战役大败后也没有感到有必要对第二帝国延续下来的自由贸易制度做实质性的改变——除一些出于税收原因而做的修改外——尽管梯也尔有着强烈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统一后，意大利从严格的、正统的自由贸易体制中期待哪些具体好处呢?大卫·李嘉图关于比较价值的论文认为，在自由贸易制度内，每个国家为获取最大利润必须使一些部门专业化，能以较便宜的国内价格生产产品，用以换取自己所需的国外产品。这篇论文好像专为国家贫乏的经济撰写的。大家一致深信，像意大利这样一个国家就其气候和自然资源而言，有能力给国际市场提供各种档次的农产品，应全力以赴开发独特的资源，恢复海运传统；如果适时振兴海运，就可把半岛这一“从中欧深入到地中海中央的堤坝"变成“世界新老航道”的中枢。所以，注意力应主要集中于农业，期望——正处于价格不断上涨的有利时机——在扩大出口方面产生一种决定性的推动力，对人口不断增长产生一种新的适应力。这种模式也符合于统一后领导阶级的政治观点；他们大部分出身农村，关心城乡关系的平衡，易于接受勤劳节俭的、代表社会稳定因素的农村中产阶层的要求。金融贵族的核心也是自由贸易逻辑的倡导者，尽管程度上有所不同(其对议会的政治影响不可低估);他们与法、英、瑞士银行界、商界均有关系，而这些外国资本1861年后已进人半岛从事公债证券活动、经营新的信贷公司以及控制铁路投资。

自由贸易原则扩展到新王国的各个省份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方面提高了土地的效益；另一方面形成了一条扩大农业食品和半加工原料出口的经济发展战略方针。同时，国内市场在许多制成品和主要生产资料方面又为外国工业的渗透打开了大门。当然，这不是说那时贸易活动已有了长足的发展。据估计，统一后的头25年内，贸易年平均增长率以不变价格计算，进口不超过1.8%,出口不超过1.9%。然而，1861年后的头几年，全国范围内实施了自由贸易体制，较大地调动了总需求，激起了对进口的巨大热情，同时国际市场又为农产品提供了新的赢利机遇。这一切推动了意大利内部经济，促进了外国资本对金融业、一些外向型制造业和基础设施进行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

自由贸易政策对各地区的好处是不均等的。南方一些专业化农业区的出口增长(柑橘的出口1862年至1890年间增加了4倍)不足以解决南方经济的根本问题，亦无法缩小与其他地区的差距。相反，与北方的差距正在扩大。部分原因是，农产品价格上涨本身使市场竞争不那么紧迫，使根本改变大面积粮食种植的倾向有所减弱。1861年后，南方农产品的贸易值大部分仍然是在衰落的或几乎无任何变动的环境条件和生产方式下增加的。然而，另一种情况也使南方各地区农业发展能力大为减弱，而且昙花一现。这里指的是大部分农产品销售市场的地理位置和贸易结构。除北方地区的部分竞争外，南方日益增长的出口产品——从柑橘到食油、面食、葡萄酒及时鲜菜——实际上都是些奢侈商品，非日常生活必需品，它们依赖于富裕国家和先进国家的需求，价格又不如粮食、丝绸和畜产品稳定。还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南方蔬菜瓜果易腐烂，种类又多，损耗极高。至于工业上广泛应用的原料硫磺，外国经纪人和贸易公司的绝对垄断使采掘业与加工工业完全脱节，有利于英法进口商。最后，木本植物种植专业地区的生产面临着严峻的市场和波动的价格，处于听天由命、束手无策的境地。

中部和北部的农业体制比较协调。出口结构曾决定了，现在仍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北方的农业生产活动。涌入国际市场网络的大量产品不仅有食油和葡萄酒——按比例不如南方数量大——还有大米、奶酪、牲畜、麻、木材、皮革，尤其是生丝和丝线。北方农业的主要问题是，应采取近似最先进的农艺结构，达到能降低生产成本、能在世界市场上积极竞争的企业规模和耕作技术。巴达拿平原及其边缘地区竭力大量出口生活必需的食品；必要时，还可利用一个较有弹性并有增长趋势的国内市场。正是北方各地的商品改善了意大利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形成了较为有力的货币经济形式。路易吉·博迪奥说，北方各地区垄断丝的出口就是一座真正的“金矿”。

向法、英、德、瑞士企业不断扩大供应的生丝和丝线(绝大部分来自北方各个地区)代表了统一后意大利经济中最可观的贸易收入，约占意大利出口总值的三分之一。意大利北方丝织厂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丝织业比其他工业起步早、时间长，与法国南方一样从16世纪开始种植桑树。统一前夕，桑树和粮食的间种制扩大到威尼托大区之时，皮埃蒙特和伦巴第两大区已有700多家缫丝和捻丝厂(大都以水力为动力),每年有15万人在那里工作6个月之多。为洽谈生丝贸易和销售丝线，第一批银行和贸易公司在许多私人金融家、商业企业家(大多是外国血统)和握有资本的地主的促进下出现了。与广大城市市场的结合、与外国客户的紧密联系促进了农村其他制造业的发展，例如以半工半农为主体的亚麻和大麻制造业，同时又扩大了不少食品企业加工和经营农产品的范围。确实，半岛上几乎到处都有谷物加工业，但南方使用的设备仍相当落后，无数磨坊仍以畜力牵引。只有皮埃蒙特、威尼托、

伦巴第等大区的一些公司——在全国小麦消费中仅占很小的百分比——已达到某种企业规模，足以扩展到农村小磨坊主控制的自给自足的地方面粉市场之外。酿酒业也有所发展，但酿酒工艺仍是手工方式的，仍未形成现代的生产和贸易体制。在托斯卡纳和利古里亚大区，不少油料企业主动建立非传统结构，扩大贸易范围；而制糖业刚开始进入市场，在热那亚(近年已成为食品的主要集散地)成立了利古里亚—伦巴第制糖公司。

统一后，领导阶级的自由贸易抉择有助于农业和绿色工业的有益发展。由于部分农产品急剧商业化以及法、英、比的投资(主要在运输业、保险业、电力公司、煤气公司、自来水公司),第三产业和公共事业也有明显的发展。1880年铁路网以里程计算达1861年的三倍半。由于国家资助的几条航线的开通以及老式帆船的淘汰，海运业亦有长足进步。总之，公用事业在国民收入中从21.9%上升到25.3%。除运输业的增长外，商业、保险业、信贷业等活动也有相当的发展。货币发行银行、储蓄银行以及一些新建的信贷公司(以动产信托总公司为首)竭力削弱罗思柴尔德家族、汉布罗家族以及其他外国大金融集团在意大利市场上的优势，扶持在外国市场上的意大利证券。不应忘记，在卢扎蒂、莫尔普戈和其他一些开明保守派的创议下，民间银行也在日益发展，它们吸取中小资产阶级的存款，扩大储蓄、金融手段和信贷体制。同时，1862年至1878年间国民收入从488.45亿里拉增加到558.77亿里拉(以1938年价格计算),毛投资年均增长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