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19世纪的上半叶，或更长一些时间，法国、德国、俄国，甚至还有美国，大部分国家预算取自于间接税和关税；1870年后税收收入有所增加，但还不足以应付军事和殖民地开支的增长或公共行政承担的新任务。与工业家不同，农业各阶层首先行动起来，反对增加直接税，同时封锁了来自乌克兰(已有铁路衔接)的小麦以及来自欧洲以外的其他农产品(因苏伊士运河开通和海运费用下降而大量拥入旧大陆)的通道。另一方面，熊彼特认为，1873年后价格下跌的势头超过1929年至1930年大危机时期。不仅如此，随着美国的粮食、印度和日本的丝绸、亚热带地区的食油和水果逐步占领英国市场，农产品向英国出口以换取制成品的有利前景日渐暗淡，要求全力以赴维持自由贸易政策原则的呼声也大为减弱。

意大利也出现了这种看法，因为竞争和物价下跌暴露出意大利农业结构比其他国家更为脆弱。然而，为改变现行经济方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工业力量；这种力量虽没有德国和法国那样的实力，但以咄咄逼人的姿态提出保护主义计划，成功地牵住了北方农业资产阶级和南方食利者的鼻子，制服了德普雷蒂斯政府最后的犹豫不决的态度。由于白银下跌以及受俾斯麦德国和美国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国际市场正经历着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工业家比其他社会集团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在关键时刻，亚历山德罗·罗西参议员起着重要作用(上面已提到他为工业化做了长期的斗争),他利用北方地主情绪的变化，使旨在摆脱“农村保守主义”困境的新经济方案得以推行。当时，原先反对工业保护主义的力量确实已大为削弱。1886年至1887年间，意大利的自由贸易派在一场超越其乐观主义宿命论模式的危机面前已束手无策；对其保护旧海关政策中的经济幼稚病的批判，只能用固执的、形式上的空洞理论来对抗。

实际上，与地主要求改变海关政策的目的相比，工业家的活动有着更广阔的天地。由于经济体制危机的逼近，工业家在几个月内就达到了10来年一直追求而未达到的目的，即使议会和公众舆论相信，有必要让国家了解大企业的出现以及现代工厂无产阶级的成长是一场激动人心的经历，也要让国家看到都市化以及公共开支骤增所产生的不祥前景。采取保护主义并非自由贸易的一种“有目的的、临时的照顾”,亦非与政治领导人达成的短期战略协议。坚定地走保护主义道路的意志符合国家进行调整性干预的要求：即修改市场规则，支持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全面发展，使其与保护和发展工业生产协调一致。同时，意大利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民族工业的发展一旦得以保护，就能确保有新的从业机会，雇佣劳动就有更高的收入。这种信念确是一个向政府施加策略性压力的有力论据，也是动员大部分工人阶级的有效工具。劳动者协会、互助会、各行业联谊会均被动员起来，通过集会、请愿和宣传，一致声援为保护工业、抗击外国竞争所展开的斗争。

1876年后历届政府也已逐步放弃统一后头20年内指导海关政策、经济立法、信贷体制、公共干预的极其狭隘的农业观念。与德普雷蒂斯一起上台的领导集团并不像历届右派那样害怕城乡古老关系的破裂，害怕不安分的工业无产阶级的增长。相反，他们通过1882年的选举改革重新估价了城市选票的分量，力争扩大工业资产阶级对政治经济的影响范围。

另一些外交和财政因素也有助于海关制度的修改。首先，当时国际关系中以及意法贸易往来中占优势的仇法思想，尤其在1882年巴黎政府竟欲打击从意大利进口的肉类及畜类之后，促进了意大利农业生产者和纺织工业家间第一次广泛的利益一致。在取消首批“战争什一税”以及减少土地税后，用某种形式来补足国家预算中这些微小税收收入的必要性也起了重要作用。政府人士和大银行界都希望借助新关税所引起的物价上涨来消除建筑业危机对金融活动的消极影响，这对逐步采取保护主义也起了不小的作用。此外，向土地投入新资金以及实行粮食保护主义后，农业投资的恢复被视为缓解农村社会斗争激化的唯一良药，不然会同法国一样，农村社会斗争的激化有为和无政府运动打开很大缺口的危险。从这个意义上说，改变经济方针的必要性与挽救"多数派变化论"的政治——社会目标的结合日益明朗，从而回答了有关从李嘉图模式到李斯特模式、从“雅各宾自由贸易”到激进的保护主义这种强制性分阶段转变的一些最新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