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汽车工业的“意大利道路”(1 / 1)

当然,把国家投资企业的政策看成是私有大工业发展方针的一种简单反映是不正确的。对私有工业可采取三种可能的选择:进行反垄断地位的竞争性斗争;对集体迫切的需要实施各种不同规模的优先政策;比较简单地配合私有资本的举止和目标。最后一种已成事实,经常采用。第一种选择对化学工业有效,对机械工业不一定有同样的效果。第二种选择在下述两个方面会犹豫不决和动摇不定:维护就业水平或救援首要经济部门的各种要求;维持企业最大效率的奢望(仅指账目而言,非指中期经济利益的准则和赋予国营企业的社会标准而言)。1957年开始执行的南方干预政策也不例外。当时要求伊利集团把其总投资的40%和工业设备投资的60%放在南方。实际上,国家在南方的投资大部分选择某些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结果加强了在电话和高速公路部门中最有广泛代表性的食利活动,完全忽略了在生产资料和食品工业中(这是南方复兴的关键部门)的投资。这些根本上的局限性不仅仅是因为议会缺乏对财政活动以及对公共投资企业的方针进行适当的监督,而且也由于存在着这样的一个事实:1962年,私人资本在伊利集团的“投资公司”(机械投资公司和造船投资公司除外)以及爱尼集团下属一些公司握有相当数量的股份:在钢铁投资公司为49%,在斯泰特公司和阿尼奇公司为40%,在海运投资公司为25%,在阿杰普为20%。

当时还没有出现一种以一些真正的“均势力量”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另一方面,又缺乏针对私有集团最强劲的垄断倾向采取行动,使生产率增长不成为工业进一步集中的工具,而用于改善工资、降低物价、促进地区和集体利益投资的平衡发展。就是尚存在的统制经济阴影也不倾向于国家在干预类型和管理上拥有这样巨大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的增长是与少数企业控制越来越多的财力以及经济权力日益集中同步的。1963年,与近5年工业生产增长指数相比,除埃索美孚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西门子、菲利普等一些外国公司外,私有部门申报的营业额和财产增长最快的是爱迪生、菲亚特、奥利韦蒂、皮列利、蒙泰卡蒂尼、斯尼亚·维斯科萨。集中程度越高,赢利越大,如人造纤维、橡胶、交通工具、冶金、化工和水泥。在交通运输部门,较小企业的集中和“卫星化”过程的规模和速度要比中等企业明显。

当时,菲亚特已具备了大金融和工业“SE国”的所有特点;后来,在意大利资本主义发展范畴内推出了自己的企业战略,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在与国家的关系上形成了自己的冲击力,起到了“压路机”的作用。1950年至1961年,都灵家庭汽车生产翻了四番(几乎占民用汽车的90%),到1967年达到145万辆之多,其中三分之一出口。1950年至1960年,生产率增加126%,生产1公斤产品所需的工时在1953年已减少到48%,以后的5年内再次下降到28%。但是,汽车工业走“意大利道路”不仅仅是通过菲亚特不断放弃战后享有的保护份额、加快劳动节奏、生产一系列小汽缸汽车而完成的。1953年,为建立600型汽车的庞大生产线,瓦莱塔决定投资3000亿里拉,开创了一个时代——一个全国性经济计划的时代。由于大量的辅助投资和“有**力的效果”,在菲亚特的汽车政策中以及其他方面已觉察到出现了任何力量无法替代的、也无力与之抗衡的这一时代的核心。

汽车工业发展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及其影响以及它的发展方向很快替代了促进和引导意大利经济发展的任何其他手段;确切地说,使以后的公、私投资的选择均屈从于它。1951年至1967年,汽车工业的增值从整个机械业毛收入的9.3%上升到13.5%,从整个制造业的2.4%增至4.3%;而其投资额逐渐接近7%。同时,汽车在意大利出口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也翻了三番。1963年至1964年,估计菲亚特在生产上可直接调动其他行业的资金占总投资的20%。对此感兴趣的不仅仅有间接供应的中小企业,而且还有一些规模相当大的公司和不少国家投资企业:从爱尼集团到钢铁、化工、机械以及基础设施等企业。此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估算,从其他行业购进的商品和设施构成汽车工业可销售产品的64%(按系数成本计),其中82%以上来自国家企业。总之,由于这种行业间的关系,汽车工业总产量每增加1000里拉,意大利经济总产量就要增加整整1975里拉,出口增加210里拉。

由于缺乏任何性质的发展总体规划,汽车工业不可避免地——由于其本身的重要性,由于其凝聚着直接的、宏大的机制——承担起意大利生产体制的牵头作用,并按其预期的利润和扩张尺度指引着整个发展过程的预测、设想和方式。工资和消费的趋势受其左右,商业、公共事业、公、私建筑业内新的就业机会也或多或少直接受其影响。20世纪60年代前5年,意大利汽车经济的营业额已达到国民经济的12%。汽车部门实力的增长正在促进和巩固国有工业中最活跃的部门,因为它扩大了汽油和柴油的需求,促进了钢铁、石油化工、塑料的生产。以这种方式,不仅仅形成了瓦莱塔计划和马泰伊个人计划间的一种汇聚,而且致使马泰伊能够沿着这条道路——在多数党权力游戏的夹缝中——窃取了不应属于他的地位,从国家的公务员一跃而为拥有政治、经济权力的大封建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