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出现一种主要的、但非唯一的以出口为基础的经济发展趋势。1958年至1967年间，虽然商品和公用事业的对外贸易一直呈赤字，但外国需求的年增长率越来越高。意大利经济体制坚定地走出受旧海关和自给自足经济捆住手脚的“小家园”,并摆脱技术上的惰性和停滞不前，其功劳并非属于商界，而属于一些以斯福尔扎和拉马尔法为首的政界人士。自由贸易的选择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它也得到美国人的支持，因为他们要为自己的出口寻求较有组织的、更具活力的新的经济空间；同时，新的固定汇率制又使这一选择得以实现。自由贸易取得了突出的经济效果，但造成了长期性的内部经济严重失调。

少数数字即可概括意大利外贸的上升趋势。出口值(按时价计)在1951年至1960年一下跃到245%,进口上升到220%。大约在同一时期，即1948年至1962年，意大利出口年增长率平均达到12.1%,仅次于德国，完全超过法国、瑞士、比利时和英国。出口机制一启动，对于原料和许多辅助产品十分贫乏的意大利来说，增加进口和不断扩大向国外的销售量是十分必要的、急需的。不仅如此。效益最大的市场仍是高度工业化的、个人收入高的国家的市场，因而同样必须做出巨大努力来满足新产品和大众消费品的需求。由于北部意大利重新挤入较有活力的市场网络，南方只有落人落后地区的命运(提供劳动力，提供通过食利活动和投机活动在城市中积累的资金)。

如果意大利所处的国际形势不同于“冷战”爆发后的形势，不同于因美国全力以赴在政治和经济势力范围内大规模促进贸易关系的恢复而出现的形势，要预见意大利经济政策的方针的确并非易事。如果——正像最近有人设想的那样——改变法西斯时期遗留下来的某些管制经济和贸易保护主义结构，集中力量大力发展生产资料生产和较平衡地发展农业的话，同样也很难说意大利经济的命运如何。但是，战后采取了坚决反对以公共干预和结构改革为基础的或以扩大国内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政策的方针，并取得了成功；之后，贸易全面自由化几乎是一种强制性的选择，也是一种前进的方向。意大利贸易难于挤进地中海、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市场(已为英、法、美经济扩张所瓜分),各种国际制约，服务于欧美贸易交往的货币稳定过程，北方工业地区与法德的关系，加斯贝利和其他政治领导人个人的欧洲主义信念，这一切均促进了意大利加入欧洲——大西洋贸易区。

还需提出，进入国际市场的开头几步是人为的，里拉对美元汇率的贬值(从225里拉1美元贬值到575里拉1美元)是异常猛烈、非常匆忙的；这些是令人深感与出口有直接关系的部门的压力和经济利益所致。初期，任何事物都无法阻止用税收和信贷的特殊刺激来鼓励出口。修改旧海关方针——尽管因税制而有所缓和，至1955年保护税平均为从价税的24%——使意大利经济出现一个真正的质的飞跃，从工业发展第一阶段跃到第三阶段。结果是：加快从国外引进大量技术先进的设备，放弃国内专业化经营，迅速压缩劳动力工资；不到几年的时间在工业结构内部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二元化的不平衡。另一方面，由于国外需求扩大，经济得到发展，仅仅国际支付顺差以及掌握大量流动资金就能保证取得经济活动较高指数(按照最旧的金本位制方式)。于是一致选择货币政策为衡量全盘经济政策的唯一准则和主要工具；结果严重危害了任何加强基础设施、改善民用公用事业和调整土地等计划，危害了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不必详细讲述准备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联营条约(于1958年1月生效)的、早已为世人所熟知的各个阶段(1953年参加煤钢联营，同年从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国家的进口几乎完全自由化，以后的几年内逐步修改对美元区的数量限制)。欧共体协议不仅为6个参与国(意大利、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建立关税联盟创造了前提，而且通过以后各种规定为成立一个旨在防止国际支付严重失调和制定金融投资集体政策的共同经济组织奠定了基础。然而，苏伊士运河危机、一些技术更新的储备告罄以及1957年美国经济萧条等所造成的严重经济情况从1956年一直延续到1958年秋；因而六国关

于1962年第一次相互减少工业品贸易关税的规定必然使意大利经济体制受到强烈的震动。

从那时起，与西欧发达地区接轨成为经济政策和大私有集团企业战略的首要目标。此外，在短短的几年内创立了一个包括西欧三分之二资源的贸易区，它受到坚固的关税壁垒的保护，能越来越有效地对付美国的经济霸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提出了一个在发达地区进一步加强资本和财力的集中、争取高额的贸易往来、实现各种企业规模、保证不断减少生产单位成本以及逐步增强规模经济的问题。这样，1958年至1962年工业生产指数大约增加了90%,产品结构也出现了一个新的面貌。贸易自由化特别有利于汽车、精密机械、冶金工业，减少了电力工业和传统的化学工业在意大利经济体系中的比重，鼓励了新兴工业的发展：纤维素、人造纺织纤维、合成纤维以及石油和煤炭的副产品。车辆生产翻了四番，从148000辆增长到760000辆；冰箱从37万台上升到150万台；洗衣机从72000台增加到262000台。打字机也翻了四番，计算机几乎增加了10倍，塑料生产到1962年增长了15倍以上。1959年至1963年意大利出口年增长16.1%;向欧共体国家的出口从1953年的20.7%上升到35.5%,到1966年超过40%。

必须指出，整个出口的大幅度增长归功于工业制成品的出口，1949年至1961年从占整个出口的48%上升到63%。

意大利工业转向国际市场以及在共同市场范围内(一个工业高度密集、需求特别灵活的地区，其工业人口不到十分之一，而国际贸易超过三分之一)逐步降低关税壁垒引起了意大利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变化。经济体制越来越体现出消费品出口的要求，其发展速度越来越依赖于国际需求。在以后的10年内，国民收入有所增长，但外贸增长率仍占决定性优势：1960年出口值占总收人的19.1%(按系数成本计),至1970年几乎达到25%。意大利工业达到欧洲规模是新的、积极的事物。这样迅速、这样猛烈向国外需求密集型、最先进国家技术型的转变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已引起了消费的畸形和南北差距的扩大(北方日益接近西欧的经济规模，南方日益放弃地中海国家半手工艺技能，

加速文明和社会解体过程),还带来了各工业部门间(根据技术水平、竞争能力和财力集中的大小程度)和工农间的一系列不平衡，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现象日益严重。收入分配的后果也相当令人震惊：一方面扩大了高收入和低收入间、先进企业和弱小企业间的差距，另一方面利润和食利活动大幅度增长。

1951年至1962年，冶金工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以及运输工具工业在总收入和出口方面(外贸增长率在14%~17%之间，而整个外贸的平均系数为11.5%)突飞猛进，同期内还达到高生产率、高投资率、高利润率、高集中控制市场的能力。这些工业部门(中小制衣和制鞋工业也逐步加入这一行列)和纺织工业、食品工业、其他制造加工业以及生产率较低、设备和技术平平、活力较差的建筑业和贸易销售服务业之间正在出现“二元化”现象。结果是：最先进部门倾向于把一切财力用于增加生产率而不是用于创造就业机会，于是大部分失业者纷纷涌入较传统的、效率不高的部门，或在公用事业中寻求出路。不断扩大较落后的、效益低的、但又不是寄生的部门是符合于意大利经济龙头部门扩张的。

另外两种现象与生产结构中正出现的“二元化”过程，与基于国外需求又缺乏任何指导性计划的经济发展有着或多或少的直接关系：私人消费高于公共消费；私人消费中奢侈品消费猛增(这是收入水平高于意大利的国家的典型消费)。1962年，私人消费额高于公共消费额5倍；1953年至1960年，购买汽车的开支上升67%,而私人消费的增长不到23%。尽管存在着严重困扰社会结构和地方行政当局的问题(大量移民，大城市面积急剧扩大，要求新的或更有效的集体性服务事业),公共开支实质上仍本着不大量增加国内总需求的原则，尽可能保持货币平衡机制，支持出口型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大工业中最强大、最有影响的部门走向专业化，一些产品(如电视机、家用电器、轻便摩托车和汽车)的价格与日常生活必需品和文化用品的价格相比趋于下调或略为上调，收入分配仍极不平衡(在第三产业、大企业和自由职业中存在着货币收入相当高的一定层段),这些均有助于增加大众工业品以及奢侈品的需求，形成比其他收入相同但基础较稳固的社会更为“富裕”的消费模式。最近几年内，意大利人均购买力确实有了相当的提高。但是，意大利消费者的个人收入绝对低于共同市场其他国家，不过表面上由于大量购买家用耐用消费品和私人交通工具却被认为已接近欧洲生活水平。

有人认为，扩大出口以及发展适应国际市场最特殊地区的收入和消费趋势的供货形式，在投资和消费出现畸形的情况下起着绝对的首要作用，这是错误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低估总需求中外贸部分的重大作用，因为几乎每7年翻一番，在全部西欧国家中意大利是出口年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仅低于德国。但是，对于一些总产量中出口额较高的工业部门(从精密机器到家用电器和汽车)来说，也很难确定国外需求在多大程度上先于国内需求。国内需求(就是在特别强调出口的年代，仍然是主要的、占优势的市场组成部分)确实受国外需求的影响，但依然促进了某种消费主义和社会行为的模式。石油化工工业(部分为国外大公司加工)和“繁荣”的建筑业为迅速增加投资、支持某种需求和消费的发展也起着同样决定性的作用。至少到1958年，人口增长、城市规模扩大、公共工程重建以及南方开发银行优惠贷款使建筑业不断发展，从而吸收了巨额私人投资，控制了大部分直接消费或与建筑业发展有关的消费(水泥、砖瓦、木材、钢铁产品、木工、装修等)。

那些年月里，经济政策确实反映了出口贸易中最有信誉行业的企业战略，因为这些行业有着巨大的活力，证实了战后采取自由贸易选择的正确性，扩大了国家在国外的信誉。正是由于这一切，国际需求的变换成为经济政策长期或短期考虑的因素。随着世界贸易和出口贸易总值的增长，储备和货币基础得以巩固，信贷和经济活动的发展速度也随之增长。从而出现了加大贵重货币储备的倾向(用于扩大非生活用品的进口，应付临时的国际支付赤字),而且“冻结”了扩大投资和充分就业所要求的大量财力。意大利经济进入欧共体时的劣势和脆弱性(不断移民、农产品和食品不足、最先进部门缺少技术革新)已一目了然，这些先决条件从那时起的几年内使国家经济成为共同市场的一个“软肋”。技术竞争基础条件不断变化也促进了国家经济对国际一体化的从属性。整个20世纪50年代，一些产品——如家用电器、摩托车、服装——革新率较低以及微薄的劳动报酬使意大利工业生产出成本低、有竞争力的产品。然而，在后10年内，至少在高度工业化国家内，情况有了变化，出口和自身发展技术能力之间有着越来越紧密的关系。

目前来说，革新上模仿程度高的行业继续保证了出口的主要部分，并取得了重要的经济成果，似乎不存在今后发展的问题。但是，有一根合乎逻辑的线联结着这一扩张运动的各个方面，因为它基于这样一种方针：不打乱战后出现的积累过程的特殊机制，不破坏国际支付结构(宁愿拉开总需求中外贸成分和内贸成分的差距，保持行业间和地区间相对不平衡),不减弱提供外汇的移民浪潮。在国际上，维持竞争力实际上是采用低工资制和集中投资于立即生效的地方取得的。另一方面，要实施一项真正扩大公共开支的政策，就应大胆地使用税收这一杠杆，而不是使用通货膨胀的办法，因而需要具备坚定的政治意志：较直接地触动特权地位的收益和统治市场的大集团的超额利润；从根本上改革国家机器，把越来越扩大的公共开支部分转化为生产性的或创造性的社会公益事业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