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不断涌向北方工厂，不少在土地改革年代建起的农民定居点纷纷解体。通过南方开发银行特殊干预建起的部分民用基础设施无人利用。农业改革和南方开发银行的建立有助于缓和最严重的社会紧张局势，减缓一段时期劳动力流向工业和其他行业的浪潮(把部分农业人口稳定在一些小农场上，并保证失业小资产阶级有新的工作岗位);然而，确实无法消除其根源，使南方走出萧条的死胡同。向北方移民渐渐地，后来越来越迅速地形成一种浩浩****的群众搬迁运动。因南方各地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开支的增加，北方工业在南方找到了新的贸易市场，现又有了一个广大后备劳动力市场可依靠。
只是在1957年后，南方开发银行增加优惠贷款以及国家投资企业增加投资比例，南方开始实施促进工业的政策。但是，20世纪40年代或再稍后一点，根据一次大战后所制定的目标(国际支付平衡、北方经济与国际市场接轨、争取高效率和高竞争力)所产生的经济发展逻辑是优先考虑工业化的、城市化的北方的要求，因而拉开了南北差距，扩大了私人消费和公共消费的差距。1954年年底制定的“万诺尼方案”,在那些年月里代表了重新确定经济方针的初步尝试(尽管与中间多数派占主导地位的方针有矛盾),但也无助于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市场的自发机制，在效益上把该方案的结果引向长期的、较持久的目标。该方案中有关增加收入、扩大从业的指标既没有考虑到技术的进步，也没有注意到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相反，方案以经济不景气为前提，因而这些指标被远远超过方案的设想和参数的总体发展过程所打乱。
1951年至1962年，国家工业化以意大利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均无法与之比拟的速度发展，其气势磅礴的增长率名列欧洲前茅。1951年，农业从业人员超过800万，占全体劳动力的42.5%;其生产占私人总收入的31.2%,甚至超过战前水平。工业终于走出了战后恢复时期，指数达到119(1938年为100);然而，冶金工业的生产仅为纺织业的一半，而且1951年还有1/3的制造业职工仍工作在不到10人的作坊中。人均收人已超过战前水平，快要超过联合国估计的不发达国家个人收入的界限。领导阶级和舆论对将来的预测虽然并不悲观，但也不完全令人欣慰。巨大的美援和政治、心理因素(在一次灾难性的战争之后，人人具有“重建的意志”和改善物质生活的愿望)为经济恢复做出了贡献。但是，1953年人们不禁要问：在有着巨大的不定因素的国内形势下(中间多数派出现衰退迹象，旨在奖励联合政府各政党的“选举法”的失败，加斯贝利退出政权),曾使经济活动得以恢复的一些因素是否还将继续起作用，还能维持多久?人们还寻思，战后重新使用没有完全使用的设备，农业的自然恢复以及美国进出口银行及其他国家竞相贷款和投资(大部分局限于投机性的石油产品提炼部门)等，这种推动作用是否已消失?引起巨大不安的原因是贸易支付赤字，仅仅与瑞士和德国的贸易为顺差；而“无形收入”还不能平衡对外的金融关系。
相反，正是1953年后，意大利经济达到高水平的扩张，比任何历史时期更顺利、更迅速；当然还有较短的衰退阶段。1951年至1961年10年间，工业从业人员从5803000人上升到7646000人，即从全体从业人员的29.4%增长到37.4%;公用事业职工也从26.7%增加到32.2%。同期，资本积累率达到前所未有的指数：毛投资(按1963年价格计)从国民总收入的16.5%增至24%,一大部分投资(约31%)投入工业。工业生产年增长率和毛投资年增长率尤为突出，分别为8.3%和9.9%,而公共消费和私人消费的增长率徘徊于4.5%以下。结果是，工业生产接近于私人生产总值的45%,相反农业生产明显下降。同期内，国民纯收入以年增长率5.8%的速度增长。1962年工业增值几乎达到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1913年的7倍；全国总收入超过焦利蒂时期3倍半。
虽然意大利在1951年至1961年10年间有了强劲的发展，但还没有达到最先进国家典型的条件。毫无疑问，当时意大利工业已取得高度发展，第三产业也有同样的长足进步。到1962年，意大利人均生产增长率为5.6%(1870年至1913年为0.7%),仅低于德国，超过任何西欧国家。1948年至1962年，国民总收入年增长率也名列欧洲第二位，平均为6%,而瑞士为5.1%,法国4.6%,荷兰4.7%。此外，投资流量和出口增长系数按比例也是最高的。
意大利已进入战后国际经济迅速发展的行列，国民总收入和生产率的增长以及投资和外贸的扩大或超过其他欧洲国家，或与之持平。1961年至1962年，最现代化工业增值额(冶金、机械、化工、采掘、非金属矿加工等)加上能源增值额第一次超过总数的一半。特别是机械工业和运输工具工业突飞猛进，从占制造工业毛生产值的25%强一下跃到1/3。由于《西尼加利亚计划》更新了钢铁工业的技术，降低了成本，使重工业改善了国际价格(当然从绝对意义上说其规模仍是较小的)。1962年，意大利制造工业生产在西欧范围内已达到12.3%(战前为8%,1955年为9%)。由于国民收入高速增长，尤其1959年之后，意大利终于缩短了——19世纪末开始历史性的长距离“助跑”后与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差距，超过了过去高于意大利经济的比利时、荷兰或瑞典。
人们冠以“经济奇迹”的这种增长速度，哪些是它的推动因素呢?列出一个单子相当容易，但要估价其比重，衡量其比过去更新颖、比其他地方更独特就不太容易了。一些因素(美国救济，美国经济扩张周期对国际市场的作用，货币贬值，设备与技术流程的革新，使用较现代、成本较低的能源，推广新的大众产品等)是与其他欧洲国家共有的。几乎完全建筑在一般性的信贷银行基础上的银行体制和资本市场与战前相比变化不大；但是，为弥补交易所的传统弱点，出现了一些便于私人储蓄用于工业的、既生气勃勃又灵活的因素：推广证券(与此同时邮政储蓄衰退),成立一些投资金融公司，建立一些专为中小企业贷款的银行。但是，没有清除过多的银行中介，因而企业生产成本过高，加之还有相当严格的利率结构。国家预算的作用与过去相比也无实质性变化。确切地说，有变化的是公共开支的成分(追加公共开支的预算采取比军事开支传统项目更为灵活、比大西洋公约组织其他国家又不那么突出的方针),而不是其结构，因为缺乏一项计划政策。税收仍被视为一种固定的数据，几乎年年一样，无巨大差异；这样不可避免地阻碍了实现最先进的、社会性的改革和投资方向。向国际市场开放的政策纵然是使国家经济面目一新、朝气蓬勃的一个主要因素，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能在一条较长的路途上成为带动整个经济发展的因素。只是在1958年后，意大利出口额在西欧14个国家总额中超过了4.7%(即战前水平),5年后达到7.3%。规模经济的长处、仿制生产的效果以及外贸的推动力是毋庸置疑的。再说出口结构也起了变化，与纺织品和农业食品相比，机械和化工产品逐渐占了优势。
然而，说20世纪50年代意大利经济发展是以出口为龙头尚有不少怀疑。除对外贸易关系外(到60年代末意大利贸易往来已达到世界第二十位),尤其在1959年至1963年间，建筑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还有国内需求的其他发展因素也在起作用。1950年至1958年，建筑业产值的增长比制造业平均产值快，到1962年翻了四番；建筑业投资的增长远远高于机械设备的投资。公共开支保证的通讯、基础设施和农业成为国内市场新的附加投资场所。必须指出的是，生产的增长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发生的：利润日益增长，无明显的通货膨胀，对外结算进一步顺差。这些因素使意大利经济恢复的条件绝对有别于法国、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那些国家一直受物价飞涨、国际支付周期性危机的困扰。对往来账目顺差做出巨大贡献的是侨汇或劳务输出汇款，而旅游这一“工业”的收入也比过去占有更大的比例。
实际上，正是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储备与国家经济的一些结构性条件——战后生产体制相对落后，因而有可能不付任何科研前期费用立刻采用在最先进国家已广泛检验过的一些管理技术———起创造了二战后工业"腾飞"的前提。南方劳动力的迁移(相对落后的部门和地区的存在代表了出口工业发展的支撑点)以及工会组织在签约时保卫自身利益的软弱性保证了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外援(1944年至1952年间达到31.65亿美元以上)和一系列国际贷款部分用于机械、钢铁和冶金工业部门的机械设备现代化。1945年至1951年间，工业还依赖国家大量拨款和优惠贷款，共达7140亿里拉之多。这一切有利于短期内弥补自给自足时期耽误了的资金积累(估计1938年机械工业50.70%的设备已有10年以上的寿命),缩小了同其他国家战争时期生产能力的差距(这些国家的经济受钢铁、化工和航空部门战争技术的刺激)。此外，意大利大工业活动种类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加工质量不要求较高的熟练劳动或较快的革新速度；由于这种特点，无需进行独立自主的科技项目和不断的结构变化。为满足大部分企业要求，只需采用现成的易于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组织制度和某种模仿革新的能力。对技术变化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另一种动力是1952年后(在巴达拿平原、阿普鲁齐和巴西利卡塔两大区发现天然气和碳氢化合物)用石油产品的新能源替代燃煤设备。
从国外引进新技术而出现的变革，为保证流动资金国家提供大量财力，为整顿个别部门采取的措施，为推广**和气体燃料引起的能源“革命”,这一切也都是十分重要的，但单独任何一项都无法降低成本以及扩大投资和生产能力，也无法支撑在贸易广泛自由化体制中的国际竞争。减少许多企业债务的战后通货膨胀，第一次形成一个真正的国内市场(农业复苏以及南方开发银行的拨款使南方地区对商品和公用事业的需求空前增长),朝鲜战争促使国内工业品价格的猛涨，均有助于铺平走向高产量、高营业额的道路。“发动机”一旦发动后，生产单位最低劳动力成本以及国内物价和国际物价间日益增加的差价(部分由于工资增长率缓慢的作用)促进了工业扩张的强劲势头以及出口的稳步上升。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技术结构的革新以及国内基础市场的逐步扩大等优势汇集到了一起。所有这些因素推动了生产的增长；经过一个积累过程，增强了进一步扩大投资和极大地提高生产率的手段。不利用大量的、工资低于欧洲水平的后备劳动力，没有日益增长的国内需求来保证实行生产标准化，没有在较长时间内各种性质关税的保护下进入国际网络，意大利这样一个国家确实就会落后，就不能长时期取得巨大的经济效果。
1951年至1961年，虽然移民超过178万人，然而根据劳动部的资料失业人数仅减少33万人。1961年尚有150万人没有工作，为全部劳动力的7.3%(1950年为7.8%),而其他西欧国家失业率平均为1.9%。这说明为什么工会要求改善工资待遇的行动那么软弱，也说明为什么工业阶级有可能利用这种特殊的、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在意大利各省内均可招募到一支"后备大军")来冻结工资或一次又一次地加以封顶。当然，在那些年月里，工资待遇也有一些改善。此外，对于一大批先前从事农业的人口或被迫靠不正当手段糊口的人来说，工业和公用事业所创造的新的就业机会标志着有可能依靠较为稳定的“马尔萨斯式”的收入为生。总的来说，1950年至1954年和1956年至1961年工资指数基本停滞不前，工厂中的冲突仅是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次要现象，完全不能阻碍积累机制。
劳动力是“一种最廉价的机器”,它补充已有的设备，但不会引起资金过多地或长期地冻结于固定资本上的风险。不仅如此。设备逐步标准化使一些以重复手工劳动为特点的部门有可能使用工资级别低的普通工人。结果是：较低的工资水平使意大利工业以较高竞争力的价格跻身于国际市场。制造工业招收不太多的、但经严格挑选的、易于替补的、不太可能提升的劳动力(1950年至1961年不到737000人，而同期生产几乎翻了三番)使生产率和投资率迅速提高。据意大利中央银行的统计，1953年至1961年工资上调46.9%,而生产率增长平均为84%。在最现代化的机械和化学工业中，这种不平衡更为突出。
有利于企业和资本、不利于职工的累进式收入再分配在较大程度上说明了私人投资率的强劲增长(1954年至1961年增加152%),说明了作为“经济奇迹”基础的货币稳定的原因。根据对200家大企业资产债负表的全面估计，至少在1958年至1961年的资本来源中企业自身积累占主要部分。这些大企业的全部融资中，毛自筹资金(包括纯自筹资金、折旧和储备)平均为42.6%左右；中长期债务仅为16%(上述一半企业从未使用过)。换句话说，大工业集团掌握着日益增长的、大量的内部财力(由于生产率的上升比工资增长更为迅速、更为猛烈，因而利润余额极大膨胀)用于自身的投资，同时又不需大量增加就业。大企业的发展促进了大量利用低工资劳动力的卫星企业的扩大。这种或那种资本积累的强大机制使经济体制极大扩张，又不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1950年至1961年，毛收入增加78.3%,而消费增长率较低，仅59.8%。从绝对意义上说，消费的增长仅为整个收入增长的一半左右；按比例来说，还不能保持焦利蒂时期的上升率。所以，投资的增长率(按时价计，平均年增长10%左右)和消费水平(不高于7.8%)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国内需求和出口间的不平衡也同样严重。所有这一切使货币保持了10多年的稳定。批发价(与零售价不同)在那一时期无重大浮动；1960年的批发价甚至停留在1953年的水平上。
工资增长过慢、牺牲大量国内需求以及物价相对稳定(相对来说，主要欧洲国家的现象正好相反)确实是发展"进攻型"外贸、改善国际支付以及不断增加黄金和贵重货币储备的关键。美国经济学家斯特恩估计，1955年至1963年意大利出口的增长60%归功于意大利商品有着巨大的竞争力，特别归功于生产率增长和劳动力成本增长之间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