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书·百济传》云：今言语、服章，略与高丽同，行不张拱，拜不申足则异。《魏书·句丽传》云：立则反拱，拜曳一脚，行步如走。《隋书》云：拜则曳一脚，立各反拱，行必摇手。拜申足，即满洲人之打跧，乃夷俗，而百济无之。

《梁书》又云：呼帽曰冠，襦曰复衫，袴曰裈，其言参诸夏，亦秦韩之遗俗云。而新罗则冠曰遗子礼，襦曰尉解，袴曰柯半，靴曰洗其；拜及行与高丽相类。则秦韩遗俗，不在新罗，顾在百济矣。

观史所载三国法俗，文化程度，似以百济为最高。百济法俗，《北史》言之最详。其官制较之句丽，即远近于中国。昏取之礼，略同华俗。其王每以四仲月祭天及五帝之神；都下有方，分为五部，部有五巷，士庶居焉；亦中国法也。俗重骑射，兼爱文史，秀异者颇解属文。新罗则《梁书》本传言其无文字，刻木为信，语言且待百济而后通也。日本之文化，据彼国史籍，受诸百济者，亦较句丽、新罗为多，其以是欤？

《宋书·百济传》云：本与高丽俱在辽东之东千余里，其后高丽略有辽东，百济略有辽西。百济所治，谓之晋平郡晋平县。

《梁书》云：晋世句丽既略有辽东，百济亦据有辽西、晋平二郡地矣。自置百济郡。

《宋书》云：义熙十二年，以百济王余映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将军、百济王。百济二字，盖即据其自置之郡也。百济是时之都，应在辽西。

《周书》云：百济治固麻城；《隋书》云：其都曰居拔城，则其迁归半岛后之所居也。自带方故地遵陆而至辽西非易；且句丽未必容其越境；疑其略有辽西，亦浮海而至也。

据《梁书》，则晋大元中，其王须，已遣使献生口。余映之后余毗，于宋元嘉七年，复修贡职。毗死，子庆立。庆死，子牟都立。都死，子牟大立。

天监元年，进号。寻为高句丽所破，衰弱者累年，迁居南韩地。普通二年，王余隆始复遣使奉表，称累破句丽，今始与通好。

《梁书》云：百济更为强国，然辽西之地，则似未能恢复也。

《魏书·百济传》云：延兴二年，宋泰豫元年。其王余庆始遣使上表，云：“臣与高句丽，源出夫余。先世之时，笃崇旧款。其祖钊，轻废旧好。亲率士众，陵践臣境。臣祖须，整旅电迈，应机驰击，矢石暂交，枭斩钊首。自尔已来，莫敢南顾。自冯氏数终，余烬奔窜，丑类渐盛，遂见陵逼。构怨连祸，三十余载。财殚力竭，转自孱踧。若天慈曲矜，远及无外，速遣一将，来救臣国。当奉送鄙女，执帚后宫，并遣子弟，牧圉外厩；尺壤匹夫，不敢自有。”

又云：“今琏有罪，国自鱼肉，大臣强族，戮杀无已，罪盈恶积，民庶崩离，是灭亡之期，假手之秋也。且冯族士马，有鸟畜之恋；乐浪诸郡，怀首丘之心。天威一举，有征无战。臣虽不敏，志效毕力，当率所统，承风响应。”

又云：“去庚辰年后，庚辰当系宋元嘉十七年，即魏大平真君元年。臣西界小石山北国海中见尸十余，并得衣器、鞍勒。视之非高丽之物。后闻乃是王人，来降臣国，长蛇隔路，以沈于海。今上所得鞍一，以为实验。”显祖遣使者邵安与其使俱还。

诏曰：“前所遣使，浮海以抚荒外之国，从来积年，往而不返，存亡达否，未能审悉。卿所送鞍，比校旧乘，非中国之物。不可以疑似之事，生必然之过。”又曰：“高丽称藩先朝，共职日久，于彼虽有自昔之衅，于国未有犯令之愆。卿使命始通，便求致伐，寻讨事会，理亦未周。故往年遣礼等至平壤，余礼，百济使。欲验其由状。然高丽奏请频烦，辞理俱诣，行人不能抑其请，司法无以成其责，故听礼等还。若今复违旨，则过咎益露，后虽自陈，无所逃罪，然后兴师讨之，于义为得。”又诏琏护送安等。安等至高句丽，琏称昔与余庆有仇，不令东过。安等于是皆还。案余庆表有“投舫波阻，搜径玄津”之语，则其使本自海至。乃下诏切责之。

五年，宋元徽三年。使安等从东莱浮海东莱，见第三章第四节。赐余庆玺书。至海滨，遇风飘**，竟不达而返。

案自延兴二年上溯三十六年，为宋文帝元嘉十三年，魏大武帝大延二年。冯弘实以其岁走句丽。百济之事势，盖自此逐渐紧急。观此，知句丽不肯送冯弘于魏，又不肯听其归宋，盖欲留其众以为用也。冯氏在十六国中兵力不为强盛，然句丽一得其众，百济之事势，即形紧急，则知是时半岛诸国之兵力，远非中国之敌，此其所以自慕容氏以前，累为辽东所弱欤？

《永乐大王碑》言：王以丙申之岁伐百济，取城五十八，部落七百。己亥之岁，百济违誓，与倭连和，新罗请救。庚子，王以步骑五万救新罗，倭退。移师伐百济，取质而归。丙申为晋孝武帝大元二十一年，己亥为安帝隆安三年，庚子为其四年，又在冯弘亡前四十载。钊之用兵于百济，当在其见败于慕容氏之后，慕容皝之入丸都，下距大元二十一年，凡五十四年。丽、济之构衅，可谓旧矣。

《隋书》称钊为昭烈帝，似系其国之私谥。观此，知其人好黩武，虽始丧师于北，继且殒命于南，亦必自有其功烈，故能窃帝号以自娱，而其国人亦被之以大名也。《梁书》：隆以普通五年死，复诏其子明袭其爵号。

《北史》云：齐受禅，其王隆亦通使焉，齐受禅上距普通五年二十有六载，疏矣。或传写误邪？隆之后为昌，尝通使于陈，天嘉三年，光大元年，大建九年，至德二年，皆见《纪》。亦通使于齐、周。见《北史》本传。

《梁书·新罗传》云：新罗者，其先本辰韩种也。辰韩始有六国，后稍分为十二，新罗则其一也。魏时曰新卢，宋时曰新罗，或曰斯罗。其国小，不能自通使聘。普通二年，王名慕泰，始使随百济奉献方物。

《隋书》则云：新罗居汉时乐浪之地，或称斯罗。魏将毌丘俭讨高句丽，奔沃沮，其后复归故国，留者遂为新罗焉。故其人杂有华夏、高丽、百济之属。兼有沃沮、不耐、韩、（左氵右岁）之地。其王本百济人，自海逃入新罗，遂王其国。传祚至金真平，开皇十四年，遣使贡方物。

又云：其先附庸于百济，后因百济征高丽，高丽人不堪戎役，相率归之，遂致强盛。因袭百济，附庸于迦罗国。《北史》说同《梁书》，又列《隋书》之说于后为或说。案沃沮为今朝鲜咸镜道，乐浪为平安南道、黄海道、京畿道之地，辰韩则庆尚道地，疆域既各不相干。《梁书》之王名募泰，《南史》作姓募名泰，当有所据。

《陈书·本纪》：大建二年、三年、十年，新罗并遣使贡方物，不言其王之姓名。

《北齐书》武平三年，亦但云遣使朝贡，而河清四年，《纪》载以其国王金真兴为乐浪郡公、新罗王，与《隋书》王氏金者相合。金之与募，亦各不相干。

又据《梁》《隋》二书，一则君民皆属辰韩，一则民杂华夏、句丽、百济、沃沮、韩、（左氵右岁），而君为百济人，亦若风马牛之不相及。迦罗当即《齐书》之加罗，云：三韩种也。

建元元年，国王荷知使来献。三韩在半岛中，势较微末，未必能拓土而北。

加罗既能自通于上国，盖其中之佼佼者，故新罗曾附庸焉。则新罗与今庆尚道之地有交涉矣。窃疑《梁书》所谓新罗，与《隋书》所谓《新罗》，本非一国。新罗本辰韩十二国之一，其王氏募，在梁普通二年至齐河清四年，即陈天嘉六年之间，凡四十四年。

自百济浮海逃入乐浪故地之金氏，拓土而南，兼并其国，而代募氏为王。《梁书》只知募氏时事，《隋书》又不知有募氏，夺去中间一节，故其说龃龉而不可通也。

东史云：辰韩有二种：一曰辰韩本种，一曰秦韩，是为杨山、高墟、大树、珍支、加利、明活六村，今庆州之地也。新罗始祖曰赫居世。其生也，蒙胞衣而出，其状似瓠，方言呼瓠为朴，故以朴为姓。

年十三，高墟部长与诸部推尊之，赫居世乃即王位。卒，子南解立。南解子曰儒理，婿曰昔脱解。南解遗命：继嗣之际，于朴、昔二姓中，择年长者立之。于是二姓迭承王位。第十一世王曰助贲，婿曰金仇道。助贲卒，弟沾解立。沾解传位于仇道之子味邹，而复归于助贲之子儒理。儒理传其弟子基临。基临传昔氏之族讫解。讫解传味邹兄子奈勿。自此新罗王位，遂永归于金氏。

《隋书》之金真平，东史称为金平王，名伯净，为新罗第二十六王。

《北史》云：新罗传世三十至真平，说差相近，或不尽无据。然即有据，亦必居乐浪故地金氏之世系，以之牵合于辰韩则误矣。岂金氏之于朴氏，实如莒之于鄫，非以力取邪？迦罗，东史作驾洛，云：少昊金天氏之裔八人，自中国之莒县，见第六章第八节。之辰韩之西，人称其地曰八莒，今之星洲也。其后有名首露者，弁韩九干立为君。干尊称。案此说出金海《金氏谱》。

金氏又有恼窒朱日者，别开国曰大加耶，今高灵。或曰任那。说出崔致远《释利贞传》。或曰：驾洛之始，有兄弟六人，皆美好长大，众推其兄为驾洛之主，余五人则分为大、小、阿罗、古宁、碧珍五加耶焉。小加耶，今固城。阿罗加耶、古宁加耶，皆今咸安。碧珍加耶，今星洲。此说出新罗僧无亟《东事古记》。

首露神圣，在位凡百五十八年，乃死。自后汉光武帝建武十八年至献帝建安四年。其后传九世，合首露十世。至梁中大通四年，乃降于新罗。加耶则尝为日本所据。彼国史有所谓神功皇后者，拟为我国史之卑弥呼者也。

据彼国史，尝渡海伐新罗，新罗降，得金帛八十艘。其后日本遂定任那之地，置府驻兵。据朝鲜史籍，则陈文帝天嘉三年，大加耶为新罗所灭，日本所置府亦毁。以上所述朝鲜事，亦据金于霖《韩国小史》。《永乐大王碑》亦载王援新罗却倭人之事，则朝鲜、日本史籍所载，不尽子虚，可知是时三韩、日本，隔海相对，日本之势，较之三韩为少强也。

日本在晋、南北朝之世，与中国交涉颇繁。卑弥呼、壹与之事。

《晋书·倭传》云：宣帝之平公孙氏也，其女王遣使至带方朝见，其后贡聘不绝。及文帝作相，又数至。

泰始初，遣使重译入贡。《晋帝纪》：魏正始元年，东倭重译纳贡。《武帝纪》：泰始二年，倭人来献方物。

《梁书·倭传》云：其后复立男王。其事在于何时，则不可考矣。《南史·倭传》云：晋安帝时，有倭王讚，遣使朝贡。《晋书·本纪》在义熙九年，云高句丽、倭国及西南夷铜头大帅并献方物。

《宋书·倭传》云：高祖永初二年，诏曰：“倭讚万里修贡，远诚宜甄，可赐除授。”而不言所除授者为何。

元嘉中，讚死，弟珍立。遣使贡献。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即马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表求除正。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二十年，倭国王济遣使贡献。复以为安东将军、倭国王。

二十八年，乃加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济死，世子兴遣使贡献。

世祖大明六年，诏除安东将军、倭国王。兴死，子武立。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

顺帝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东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臣虽下愚，忝胤先绪。驱率所统，归崇天极。道径百济，装治舶舫。而句丽无道，图欲见吞。掠抄边隶，虔刘不已。每致稽滞，以失良风。虽曰进路，或通或否。臣亡考济，实忿寇仇，壅塞天路。控弦百万，义声感激。方欲大举，奄丧父兄，使垂成之功，不获一篑。居在谅暗，不动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练甲治兵，申父兄之志。义士虎贲，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顾。若以帝德覆载，摧此强敌，克靖方难，无替前功。窃自假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咸假受，以劝忠节。诏除武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宋书·本纪》：元嘉七年、十五年、二十年，大明四年，升明元年，皆书倭国王遣使献方物。齐建元元年，进号为镇东大将军。梁高祖即位，进号征东将军。《纪》在天监元年。

案观倭武表辞，可知是时句丽为倭强敌。倭人自假所督诸国，中国除百济外，皆如其所请与之，又可见是时中国视百济与倭相等夷，余则皆下于倭也。黄公度《日本国志邻交志》曰：“源光国作《大日本史》，青山延光作《纪事本末》，皆谓通使实始于隋，而于《魏志》《汉书》所叙朝贡、封拜，概置弗道。

“揣其意，盖因推古以降，稍习文学，略识国体，观于世子草书，自称天皇；表仁争礼，不宣帝诏；其不肯屈膝称臣，始于是时，断自隋、唐，所以著其不臣也。彼谓推古以前，国家并未遣使，汉史所述，殆出于九州国造任那守帅之所为。余考委奴国印，出于国造，是则然矣。

“《魏志》《汉书》所谓女皇卑弥呼，非神功皇后而谁？武帝灭朝鲜而此通倭使，神功攻新罗而彼受魏诏，其因高丽为乡道，情事确凿，无可疑者。神功既已上表贡物，岂容遽停使节？且自应神已还，求缝织于吴，求《论语》、《千文》、佛像、经典于百济，岂有上国朝廷，反吝一介往来之理？宋顺帝时，倭王上表，称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谓有国造、守帅，能为此语者乎？

“惟《宋》《齐》《梁》诸书所云倭王，考之倭史，名字、年代，皆不相符，然日本于推古时始用甲子，始有纪载，东西辽远，年代舛异，译音辗转，名字乖午，此之不同，亦无足怪。按此自黄氏时之见解，由今言之，日本、朝鲜、安南等之古史，皆凭借中国史籍，附会而成，治此诸史者，反当以中国史为据，理极易明，不待更说也。

“日本人每讳言臣我，而中土好自夸大，辄视为属国。余谓中古之时，人文草昧，礼制简质，其时瞻仰中华，如在天上，慕汉大而受封，固事之常，不必讳也。隋、唐通使，往多来少，中国未尝待以邻礼，而新、旧《唐书》，不载一表，其不愿称臣、称藩，以小朝廷自处，已可想见。

“五代以后，通使遂希。而自元兵遇飓，倭寇扰边以来，虽足利义满，称臣于明，树碑镇国，赐服封王，而不知乃其将军，实为窃号。神宗之封秀吉，至于裂冠毁冕，掷书于地，此又奚足夸也？史家旧习，尊己侮人，索虏、岛夷，互相嘲骂。

“中国列日本于《东夷传》，日本史亦列隋、唐为《元蕃传》；中国称为倭王，彼亦书隋主、唐主，譬之乡邻交骂，于事何益？”

此论可谓极其持平，足以破拘墟狭隘之见矣。

《北史·倭传》云：“居于耶摩堆，则《魏志》所谓邪马台者也。”亦可见与我往还者，确为其共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