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兵方阵是古罗马军队最典型也最具标志性的特征，对于一些人来说，与罗马的步兵传统相比，中世纪时期欧洲骑兵当道的状态显然是一种叛逆。不过，存在即合理，骑士制度的兴盛和发展有其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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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点认为，欧洲中世纪骑兵的强盛与硬质马镫、马鞍以及包括铠甲在内的骑兵用具的传播发展有关。但从时间线来看，欧洲骑兵的兴盛基础，也就是各种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早在这些骑兵装备出现前就已经到来了。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一直以步兵为主的欧洲突然之间变成了骑士的国度呢？
早在公元3世纪初，罗马就已经开始逐渐减少或者说弱化军团的军事作用。有人甚至认为，公元450年时，“军团”之名就已经为人们所遗忘。
这并非因为罗马军团的作战效能降低，事实恰恰相反，罗马军团这种均衡性、适应性极强的军事组织，即使是到数世纪后，面对重装骑兵这种战场霸主，也依旧有着较强的威胁性。通过严明的纪律整训和默契的配合掩护，罗马军团甚至可以在极端劣势的情况下防御敌方骑兵发动的侧翼突袭，并依靠士气的优势挫败敌人的攻势。
虽然我们经常用“逐渐崩坏”来形容公元3—5世纪罗马军团的衰落过程，但在罗马帝国晚期的征战史上，罗马军团同样不缺少高光时刻。
公元357年，罗马皇帝尤里安曾经依靠其麾下的军团部队击败了日耳曼蛮族部队。虽然此时的罗马军团有“蛮族化”的趋势，但尤里安所率领的这支部队，无疑依旧保持了他们前辈的特色。战场上，在罗马骑兵们被日耳曼骑兵追得疲于奔命时，步兵队伍依靠预备队顶住压力，抵挡住了对面那些“头发飘舞，毛发倒立”的日耳曼骑兵。罗马军团能够施展这样的战斗力和机动性，得益于“背教者”尤里安效仿恺撒预设的分遣队。这场战斗，步兵虽然未能帮罗马直接取得最终胜利，但依靠顽强的抵抗，他们为骑兵的回归赢得了时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即使是在骑兵盛行的中世纪时期，罗马军团的战术依旧不算过时。以东罗马帝国为例，东罗马虽然以骑兵见长，但是其战术体系中依旧依赖步兵充当骑兵的屏障，帮助后者重整队形并提供掩护。
罗马军团的问题在于，当时的罗马帝国，已经难以像原先一样持续提供优质的兵源作为军队的补充了。
虽然史学界对罗马军队的补充困难给出了诸多解释，例如上层贵族的饕餮和腐败，卡拉卡拉普发公民权的后遗症，乃至银币外流导致的货币贸易衰退等，但有一点是始终无法被忽略的：罗马城、意大利地区及其他罗马行省对参军的热情，的确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逐渐降低。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罗马帝国只好雇用和招募蛮族进入军队。和传统意义上的罗马士兵相比，日耳曼蛮族无疑有着更为强健的体魄和更为悍勇的性格。但是，对于军队尤其是罗马军队而言，战斗力的来源并非这些，而是系统性的训练和默契的配合。
日耳曼蛮族由于氏族生活的影响，如果有同一氏族长老的带领，能发挥出丝毫不逊色于罗马军团的默契。但可惜的是，当这些蛮族以更小的群落进入到罗马世界后，这种默契往往会被打散。
基于这个原因，罗马军团依仗的重装步兵效能开始下降，但同时，骑兵的威力却渐渐显露出来。就像美国著名军事历史学家阿彻·琼斯在《西方战争艺术》中说的，和重装步兵相比，骑兵并不那么依赖整体的凝聚力和相互协同的作战方式。在罗马帝国后期，骑兵的地位渐渐提高。原本在罗马军队中，骑兵只占1/12~1/10的比例，但到了公元5世纪，骑兵在罗马军中的比重就已经多达1/4。
02
罗马帝国解体后，在其废墟之上诞生了诸多蛮族国家。和失去了训练、装备以及纪律优势的罗马人不同，日耳曼蛮族依靠的是氏族的凝聚力和个人的勇武。即使难以和最精锐的罗马军团匹敌，这些蛮族勇士在当时依旧是极为强大的战力。
对于日耳曼人而言，他们显然更愿意通过血水而非汗水获得财物和地位，这种风气甚至可以从语言学中得到印证。日耳曼语中，“自由民”又可以被翻译为“buccellarii（扈从）”。起先，人们以为这个词语起源于战争，但最终发现其词根竟然源于“bucella（面包、条块）”，罗马人有时也会用这个词语专门指代日耳曼雇佣兵。
事实上，在日耳曼族群中，除了社会底层的奴隶、农奴以及地位在扈从之上的长老、酋长乃至国王，任何一个适龄的日耳曼男青年，都可以被称为“扈从”。可以说，全民皆兵正是日耳曼族裔的特征之一。
日耳曼民族对军事战争的重视还体现在方方面面。哥特人是东日耳曼人部落的一支分支，在这个部族建立的王国中，国王中目不识丁者屡见不鲜。素以贤明著称的东哥特狄奥多里克国王（不是战死于沙隆会战的那位）不仅本人是个文盲，甚至还想让后代继承这一“传统”。他曾因外孙的教育问题训斥过自己的女儿，原因是她竟然让未来国君去读书习字。
不过，这种对于知识的成见，终归因为哥特王国日趋稳定而消解。当哥特人在色雷斯地区安定下来后，原先全民皆兵的习惯就开始显得不合时宜了。无论是哥特人还是法兰克人，在政权建立后，都没有再选择继续维系庞大的氏族武装。而在获得了更加肥沃的土地后，哥特人将原先的氏族百户细分为“十户”。和原先的百户制度不同，十户们组成了更小的社会单元。这可不是简单的“逐级管理”，它的影响极其深远：当聚居特性消失后，日耳曼战士们以氏族为纽带的凝聚力和配合度也一同消失了。
虽然氏族纽带消失，但日耳曼人在表面上依旧保持着所谓的全民皆兵特性。在诸如《尤里克法典》的日耳曼法典中，王国的全体臣民依旧有着响应国王征召抵抗外敌的责任。可实际上，原先被称为“扈从”的自由民群体，却已经不大可能维持原有的军事素养了，分得土地之后的日耳曼人与其说是战士，不如说是农夫。
《中世纪战争艺术史》援引了查理曼时期制定的数条敕令，如《米诺拉敕令》、《亚琛敕令》以及《博洛尼亚敕令》等文件。作者查尔斯·欧曼认为，在当时的法兰克王国内，包括日耳曼人和原先的罗马人在内多个民族的自由民，都需要响应征召，按照分得土地的多寡出兵出粮。举个例子，拥有4海得(1)以上土地的人要亲自上战场；2个各有2海得土地的人，则只需要出1个人作战，另外的人承担大部分的辎重、装备费用；至于只有1海得甚至半个海得土地的自由民，则是数家凑足4海得后，选1人从军，其余人负责费用。
按照这种标准，当时的法兰克王国除了由公爵、伯爵征召的精锐家臣部队外，还可以动员一支数量极其可观的步兵部队。但实际上，这种推理可能并不正确。德国战略思想家汉斯·德尔布吕克针对查理曼大帝这几条敕令的可行性，有一段精彩的分析。他认为，即使是拥有4海得单位田产的日耳曼自由民，在当时也并非家底殷实的富户。按照敕令的要求，这些响应征召的战士不仅要准备武器、装备，甚至还要带上行军3个月所需的口粮和其他补给品。在当时那种极其匮乏的经济条件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这些敕令与其说是征兵法令，不如说是一种“隐性征收代役税”的凭证。被征召到战场上的，并非这些已经逐渐适应农耕生活的前自由民，而是各地领主麾下尚未抛弃职业士兵特征的扈从们。这些前自由民在战争开始时，最重要的工作其实是提供扈从们的种种作战物资，一张皮革、一块布匹，或者是一块火腿、一块奶酪。
03
对于继承了西罗马帝国大部分领土的法兰克王国而言，它所面对的冲突频率，一点不低于自己的前任。查理曼大帝在位期间，帝国只有1年处于完全的和平状态，为了应对周遭的敌人，他显然需要一支强力的军事力量作为支撑。尤其是对抗撒克逊人的战争，更对这个王国的军事实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当年，罗马人于国力腾升的扩张时期在条顿堡森林折戟沉沙，而实力远不如罗马的法兰克王国，在面对相同地域的居民时，无疑需要更加慎重。不过，和当年的罗马人不同，此时的法兰克人已经逐渐建立了一支以精锐骑兵为核心的军事力量。
说来有趣，日耳曼民族的数个分支中，相比于哥特和伦巴第，法兰克人才是最晚掌握骑兵战术的部族，而且直到公元5世纪，其部队也鲜有铠甲存在的记录。然而，到了查理曼在位时，情况发生了改变。从国王到公爵、伯爵，再到他们麾下的扈从，逐渐开始以骑兵方式作战，铠甲也从无到有，从薄到厚。到了公元6世纪中叶，甚至就连主教们也摒弃了长袍和十字架，顶盔掼铠地进入世俗的战场。
与步兵军团相比，骑兵部队的优势极其明显，除了更强的机动性和冲击力，在补给和后勤方面骑兵同样显现出了优越性。
昔日，罗马人为了迫使莱茵河到易北河之间的日耳曼部落臣服屡次出兵，但因为军队的人数众多，后勤补给的消耗巨大，即使以当时的动员力，罗马也只能依靠与西面莱茵河交汇的利珀河作为水路通道，在前哨建立永备据点。水路运输造成一个问题：一旦利珀河进入枯水期或者因寒冷而封冻，得不到补给的罗马人就只能撤兵返回了。相反，自带军需的法兰克部队由于以骑兵为主要力量，在数量较少的情况下无须补给线的维持依旧可以保持足够的战斗力，随时利用图林或者黑森地区作为跳板，直达撒克逊人的腹地，这使得查理曼在战略上有了更多的选择权。
当然了，以精锐骑兵为核心建立军队也有着一定的弊端。由于这些军队的基础源于分封制或者说封土制，骑兵们最直接的效忠对象往往是自己的领主，而非国王，这直接导致查理曼的子孙后代很快就被各怀异心的领主们架空，我们熟悉的那个中世纪欧洲就此出现。
法兰克的国王们并非没有看到这个问题，但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出现这种军事制度纯属无奈。直到法兰克王国解体，统治者们都没有找到恢复罗马时代强大军队动员力的方法，不是“铁锤”查理、查理曼等君王的能力不足，关键在于，法兰克王国基层统治的节点已经不再是原先的罗马官员了。
日耳曼大迁徙后，以市政官职、财富和教育为基础的罗马贵族被目不识丁、以彻头彻尾的战时体制为依托的日耳曼贵族取代。对于当时的日耳曼人和罗马原住民而言，在缺乏统计、计划和协调的情况下，任何试图动员他们的规划都会因为过于精细而失败。相反，分封制度下，国王、贵族、扈从们彼此间的联系和沟通并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武装这些训练有素、勇于作战的战士显然更加经济和高效。
(1) 日耳曼土地面积单位，据传，1块兽皮切成条后所能围绕的土地为1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