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古代的中原人而言，雪域高原之上的王国与西藏军队，总带有一丝神秘色彩。史官和商人们说：他们全身都有完善的铠甲防护，只露出一对眼窝；他们尚武善战，几代人连续战死后会被人尊称为“数代甲门”。
盛唐的军队也曾在与他们的对抗中吃了大亏，连长安都被其两度占领。可他们之后却成了“铁血强宋”的战绩簿，之后的西藏军队似乎也变得毫无斗志。
是什么让雪域高原上曾经傲然挺立的铁骑们最终堕落成这个样子？那些曾经血性异常的康巴汉子又去了哪里？
本文就来讲讲古代西藏地区军队的结构、战术、装备变化以及其所参与的一些战争。
01
从唐朝开始，在五代十国小冰河期变动之前，西藏地区的降雨还算充分，当地居民的粮食供应也能勉强得到保证，当地人维持着半耕半牧的生产生活方式和贵族-附属奴隶制的社会结构。
在最鼎盛时期，吐蕃各部占领着包括现在的西藏、新疆南部、整个青海、四川北部和尼泊尔北部的广袤地区，如此广阔的领地赋予了他们雄厚的生产资料与军事资本：青海、西藏、新疆的马匹，四川的木材、盐巴和铁矿，这些战略资源的存在，使吐蕃从一堆松散的部盟逐步成长为一个强大的高原帝国。
根据藏人史诗中的记载，当战争爆发时，吐蕃诸部会以贵族军作为核心，从牧民中征调骑士，从农民中征调步兵，从牛群中征集体能较好的驮牛，而后浩浩****地集结和进军，仿佛波斯和斯基泰军队的混合体。
与外界想象的不同，在与中原文明碰撞的早期，吐蕃军队的首席贵族武士大多装备了和中国南北朝制式类似的甲胄，并且装备质量并不差，至少也装备有与中原地区不存在代差的枪矛、盾牌、刀具和弓箭——这一点其实很有意思。
根据唐朝的记载，吐蕃的生产关系与种植技术都非常原始，但他们依靠得天独厚的地缘位置和列国混战的机遇期持续做大，打造了这样一支超级军队。
凭借中原地区和西域草原的战乱，吐蕃蚕食了大片土地，他们掠夺当地人作为农奴和奴隶仆从军，以此扩充自己的生产力和兵力，并在占领区使用石头建造堡垒，同时逼迫附近的国家派出部队作为自己的仆从军。
在优秀指挥官的指挥下，吐蕃军队通常会长途奔袭，攻击唐军战线上最脆弱的位置。他们的战术和部队结构与中亚军队非常接近：由贵族重装军和奴隶仆从军组成步兵战线。装备质量较好的重装贵族步兵是吐蕃军队的核心，他们善于通过墙式冲击战术进攻，率领仆从军突破战线，而少量的贵族骑兵则担负仆从军骑兵的指挥和带头突破功能。
数万重甲士兵的存在，使得他们可以比其他草原文明更好地攻坚，并据守关隘。这支时而蛮勇时而狡诈的军队，确实是盛唐的一个值得重视的对手。
02
大唐与吐蕃的和亲，带来的不仅仅是和平，还有技术上的交流。来自中原的商品、工匠、早期农业学家和军事人才开始抵达青海与西藏地区，作为唐朝善意的使者，为吐蕃服务。在他们的帮助下，吐蕃的各项技术获得了一轮新的进步，至今依然挺立于高原之上的布达拉宫就是这些成就的见证之一。
但吐蕃军队的整体变化不大，仅仅是贵族和贵族私军的铠甲更为轻便精巧，更像唐军而已。
此后，吐蕃曾多次参与中原王朝的军事行动，比如，配合王玄策灭天竺（印度），以及两次入侵长安。其战术体系变化不大，以王玄策攻中天竺为例，吐蕃提供给王玄策数量可观的重装步兵，但没有提供可靠的骑兵部队。为了满足作战需要，王玄策不得不使用泥婆罗（尼泊尔）重装骑兵来配合行动。而在后来对北宋、西夏以及回鹘的用兵中，吐蕃军队似乎也很少投入成建制的骑兵部队。即便在投入了大量骑兵的两次入侵长安的行动中，吐蕃军轻重骑兵的表现也缺乏可圈可点之处，不过是在撤退时有效地利用了自己的速度优势而已。
随着公元9世纪西藏本土宗教与印度佛教开始融合，再加上对外征服的失败，吐蕃国内的政教矛盾开始激化，奴隶制国家特有的“征服式消化不良”开始显现，奴隶和平民起义不断，宗教与军事贵族之间的关系亦由摩擦转变为兵戎相见。整个吐蕃迅速分崩离析，那些之前吞并的领土也几乎全都吐了出去。最终，当盛唐的国祚消失殆尽之时，曾经叱咤风云的吐蕃诸部的手中也仅剩下如今的青海、西藏与小部分四川地区，国力大为衰落。
在北宋初年，吐蕃军队尚可与西夏、回鹘和其他小势力联手与宋军交手，其间也取得了一些小的胜利，甚至缴获了少量宋军的铠甲与武器。但就整体而言，这不过是回光返照罢了，等待高原王朝的终究是一场长河落日——他们即将迎来一次持续了四个世纪的漫长内战。
03
随着对外征服的结束和内战的爆发，失去了外来奴隶供应渠道的吐蕃，开始感受到奴隶紧缩带来的苦果——没有足够的人力去耕作，之前开垦的大量土地只能荒废，但人口在鼎盛时期已经飞速增长，高原上的粮食已经养不活膨胀的人口了。
吐蕃的统治者们采取了非常简单粗暴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既然没有外族奴隶，那就掠夺同族的人口作为奴隶好了——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内卷。
于是，绵延的战火席卷了整个青藏高原：大部族首领率领部下彼此攻伐，又被更小的、不堪忍受欺辱的小部族首领推翻；而后小部族首领又彼此攻伐，自耕农和自由牧民彻底破产，沦为地主和军阀的附庸，吐蕃各部的兵员质量也因而持续下滑。
失去了原材料产地和商业补充，工匠们在战乱中不断逃亡，高原的铠甲与武器质量也因此一落千丈。曾经贵族私军人手一件的小叶札甲、四瓣盔与金属盾牌逐渐变为稀罕物件，取而代之的是更小的护肩，更粗更少的扎片与皮革面积越来越大、钢铁面积越来越少的头盔和藤牌……
由于自身制造铠甲的性价比极低（根据藏人的叙事诗，一身不完整的札甲在大内战时期的制造成本接近三十个农奴，完整的接近上百个农奴），为了持续内战，边境上的各路军阀开始向外界采购铠甲。
在那个年代，这种单向的铠甲交易，卖方收入几乎和抢钱差不多，但对于藏地的军阀而言，对外采购还是比自己制造的更便宜且质量更好。
于是，大量来自大理、回鹘、南宋、西夏、印度和其他区域的武器和盔甲纷纷流入藏地，成为这场漫长内战的见证，并极大地影响了后续藏甲的发展。
04
吐蕃因内战导致退化的不只是武器的制造技术，还有战术。曾经为吐蕃人赢得了无数辉煌胜利的墙式冲击战术，成为他们唯一的战术。
随着内战的持续，贵族部队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小，最终演变成几百人规模的早期希腊城邦式定点“约架”——但很可惜这种约架并没有演变成奥运会——战败的一方经常要被屠杀，而他们的家人亦会沦为奴隶。
宗教领袖和行政领袖换了一茬又一茬，却再也没有人能够统一这片土地，树立新的秩序。而农奴制与残忍的祭祀活动，却如同荒废农田上的野草一般疯长，越来越多的人沦为奴隶，越来越多曾经在对外战争中威名远扬的军队消耗在内战之中，取而代之的是为贵族们张目的鹰犬，与为喇嘛们看家护院的家丁。
如果说军阀和地主是压在藏民头上的两座大山，那宗教势力无疑是第三座，也是最重的一座。
公元10世纪，在持续的战火中，深受苦难的人民开始向宗教势力倾斜，希望从宗教的慰藉中获得解脱。密宗佛教因此迅速做大。对于藏人而言，来自神权势力的压迫所带来的苦难还要持续近千年。
不过，也不是没有好消息，至少真的有人来到了高原，而他们也真的带来了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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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世纪，强大的蒙古帝国已经统一了中原和亚欧大陆的绝大部分地区。他们的强悍与恐怖，让整个世界都战栗不已，他们从世界各地掠夺来的金银珠宝堆积如山，就连世界屋脊的高原之上都响彻着他们的威名。但比起远方的世界，高原之上的军阀和喇嘛们更关心眼前的权力斗争和每一个农奴的归属。
公元1240年，蒙古大汗窝阔台之子阔端派多达纳波将军，率领一支数千人的骑兵进入西藏，在藏北热振寺击败了当地的军阀，并杀死了500名当地的僧人，在屠杀中幸存的贵族到处传播蒙古军队的可怖。
对于吐蕃贵族而言，一头高原和神明的力量都无法阻止的、拥有数千骑兵的嗜血怪兽无疑是恐怖的，头脑灵活的宗教领袖萨迦法王恰合时宜地对各部发布了《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希望吐蕃各部可以停止争斗，归降蒙古，以防不测。
来自蒙古的铁骑最终仅通过一次袭击，就终结了西藏的混战，染血的马刀最终将和平带给了这片土地。而整个青藏高原，也就此成为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同于文艺作品添油加醋的描写与西方世界的极力贬低，元帝国对于西藏的统治，无疑是包容和开放的。
忽必烈即位后，奉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八思巴为蒙古国师。八思巴仿照藏文，帮助蒙古人创造了蒙文（也称八思巴文），蒙古的历史从此由口述史变成了文字史，并一直流传至今。
元帝国还给予了藏地极高的贸易优惠，使当地的部族可以与外界进行贸易。来自中原的高产作物极大地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而蒙医和中医的传入，也让藏人的平均寿命得以提高。
来自大元的官员和移民来到高原之上，元政府在藏地设立了作为中央直辖机构的宣政院，后又分设朵思麻宣慰司、朵甘思宣慰司和乌思藏宣慰司（也称三元帅府）。宣慰司之下又设安抚司、招讨司、宣抚司和元帅府、万户府等，并征收赋税、征召军队、设置驿站、推行历法，这些机构的设立，让西藏正式并入了元朝的行政机构，并彻底与草原和中原融为一体。
蒙古军队的征服行动，一直以来都很依赖就地补充人员和铠甲。藏地之前已经瘫痪的铠甲制造供应体系，在蒙元的统一管辖下迅速恢复。藏甲也由此在原本的简化唐甲基础上，添上了一些蒙古式皮条甲、罗圈甲，以及其他之前被吸收进来的外国铠甲的要素。整体而言，藏甲正在向生产工艺更加简单、成本更低且便于补充维修的方向发展。
一支军队的核心，自然是武器和战术。在蒙古工匠的指挥下，西藏地区也开始制造坚固的蒙式复合弓（在之后的15世纪，射箭运动成为藏地庆祝活动和成年礼的组成部分）、苏鲁锭重型长矛、蒙古短刀和蒙古马具。其战术体系也发生了质变——帕提亚战术和骑兵冲击战术开始被藏地的新军和军事贵族广泛接受，藏地之前一直“瘸腿”的骑兵战力也因此脱胎换骨（按照高仙芝的说法，吐蕃军队是“骑弱弓弱，唯重步骁勇异常”）。而随着由蒙古马、阿拉伯马与藏马配种的新军马的普及，重装具甲骑兵开始成为高原上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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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生产力水平恢复没多久，为了喇嘛们求神拜佛而量身定做的，镶嵌着佛像、雕刻满了梵文的印度式宝盔就再次出现，它们中的很多在后来被英国侵略者掠夺走，至今也未能回到制造它们的地方。
蒙古的朝廷在中国只存在了不足百年，新生的明王朝采用了收缴元朝旧敕旧印，换发新敕新印的形式和平过渡，继承了元帝国对西藏地区的国家主权。
但这个地方是字面意义上的“山高皇帝远”，尽管明朝对西藏的统治持续了二百多年，但除了赏赐宗教人士少量武器和铠甲外，明朝基本没有对西藏地区的军事发展施加任何影响，倒是没少给西藏提供流动资金、粮食和工具（明朝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曾大量从西藏地区购入驮马、战马和牦牛）。也就是藏刀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明代刀具形制的影响。
明朝的消亡和小冰河期不无关系，但受小冰河期影响的远不止明朝，整个青藏高原受到的影响也非常致命：从元中期一直到清早期，地球气温下降，高原降水减少，大型植被和野兽变得难以生存，高原的生产力进一步倒退。
当时的人类没法解释相关灾害的原因，只能设法通过献祭的方式“取悦上苍”。他们血腥的祭祀行为开始变本加厉，因为缺乏粮食和祭祀需求，许多农奴和马匹被以各种理由残忍杀害，并被制成各种法器。这也进一步导致了西藏行政系统的穷困以及藏军士兵素质的下滑和家丁化。
尽管蒙古帝国已经瓦解和分裂，但西藏地区依旧和卫拉特蒙古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清早期。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和活佛尹咱呼图克图是至交，他的儿子噶尔丹更被认为是三世尹咱呼图克图的转世，双方关系非常亲近。
公元1716年，为了获取更大的土地以对抗清朝，已经统一了卫拉特蒙古的准噶尔出兵占据西藏，绝大多数藏地武装未做抵抗。
卫拉特蒙古的战术和装备比蒙古要更加中亚化、印度化和突厥化：在盔甲上，他们大量使用板链甲、印度式多层锁子甲和突厥式混合札甲；在武器上，他们装备了大量来自莫卧儿的短骑铳、奥斯曼土耳其的赞巴拉克火绳枪和沙俄2磅（1磅约合0.45公斤）、4磅野战炮；在战术上，火炮驼城这些新式装备也极大地震撼了藏军。
在之后的两年中，作为准噶尔部的仆从军，藏军亦广泛参与了与青海和四川清军的战斗，他们凭借高原地利和堡垒进行防御，并使用具装骑兵冲击，对攻上高原的青海清军造成了重大杀伤。
公元1720年，清军引青、川、疆三路攻西藏，准噶尔部败逃，西藏再次回到清政府手中。为了防止准噶尔部和亲准噶尔部的西藏贵族东山再起，约两千名清军留驻西藏，他们成为日后清军对西藏新军的关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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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地区落入准噶尔之手，让紫禁城怒不可遏，但实际上除了抽调人手补充驻藏清军外，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应对。高原上的气候是那样的恶劣，士兵们没法繁衍不说，连生存都已然成了问题，体能与士气都日趋低迷。
而那些曾经配合准噶尔作乱的西藏贵族和他们的贵族私军并没有遭到太大打击，依旧蜷缩在他们的领地里蠢蠢欲动，参与叛乱时获得和缴获的铠甲与武器，让他们手中依旧拥有可观的军事资本。在那些躲藏在他们领地里的准噶尔军官兵的帮助下，这些贵族的私军基本成为一支弱化和翻版的“准噶尔军队”。
公元1788年，廓尔喀（今尼泊尔中部地区）以西藏当局征收贸易税太重为由，派兵入侵西藏边境。西藏贵族龟缩不出，不予交战，驻藏清军又因担心地方发生叛乱而不敢离开驻防区前去支援。
公元1790年，廓尔喀又再次兴兵入侵，直犯班禅额尔德尼驻锡的日喀则。怒不可遏的乾隆皇帝随即派遣福康安率领索伦达兵抵达西藏，率领清军和征召的各路西藏贵族军与廓尔喀军交战。福康安利用西藏贵族军熟悉高原气候、地形且披甲率高的优势，连续发动进攻，不仅快速收复了失地，还攻占了尼泊尔大片地区，战争最终以清廷胜利而告终。
这场相当冒险的军事行动，让福安康意识到西藏地区的特殊性与防御作战的重要性。在他的建议下，乾隆皇帝于公元1792年正式批准了以旧的驻藏军和新抵达的清军为基础，从当地的贵族军队中筛选堪用的人员，从民间征召健卒训练新式藏军的计划。
新式藏军采用冷热混合的装备模式，他们的主要装备为后来成为藏军代表性武器的“叉子枪”，这种火枪的叉子结构由赞巴拉克火枪下方的枪架改进而来，射手可以通过在马背或地面上架设两脚叉子的方式稳定火枪并进行射击。新式藏军的步兵和骑兵都大量装备这一型制的火绳枪，其骑兵战术也由之前的近战为主，转为转圈射加冲击反复转换的模式，同时加入了少量以清军和准噶尔火炮为主的炮兵单位，以充实作战体系。
这支部队起初由清军驻藏大臣负责指挥，公元1846年以后，清朝将藏军6个代本（团）的士兵交由西藏地方政府管辖，藏军从国家的正规军变为西藏的地方治安部队。当然，根据移交管理权时的约定，当中原王朝和地方的意见相左时，代本优先听从中原王朝的命令；当驻藏大臣与西藏政府的意见相左时，代本优先听从驻藏大臣的命令。
此后，随着清朝统治力的衰弱，藏军又获得了进一步成立新单位的许可，代本军因而发展为9个。由于长期缺乏战事，再加上火药武器的恐怖威力，西藏政府不再愿意生产新式铠甲，久而久之，在老工匠们陆续离世后，西藏地区也彻底失去了制造铠甲的能力，军队一直使用旧式或从周遭地区买入的铠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