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兵器时代，弓箭手一直都是战场上的主角之一。当然，这种兵种的弱点也一目了然，因为主要依靠弓箭输出杀伤敌人，所以在面对骑兵乃至步兵的冲击时，弓箭手的小身板显得异常孱弱。历史上，也很少会有将领只带领一支纯弓箭部队就和敌人展开会战。

不过，在北宋时期的西北战场上，宋朝军队就经常依赖一支“缘边弓箭手”的部队来抵抗西夏，这支弓箭手部队平日里除了有屯田、巡边以及筑城的任务外，在宋夏战争中还会被部署在战场一线充作先锋。这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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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普及一个小知识：我国古代对于一些兵种的叫法和我们如今的习惯性称呼并不完全一样。比如“轻骑”一词，听上去像是“轻骑兵”的简称，但有时候它其实代指的是不配辎重、只携随身干粮的骑兵部队。

宋朝“弓箭手”“弓手”之类的说法就更乱了，“弓手”并非“弓箭手”的简称，而是隶属地方的基层治安武装力量。至于“弓箭手”，则分为两类，一类是代指手持弓箭的士兵，另一类则是本文的主角，隶属北宋乡兵系统的西北土兵部队——缘边弓箭手。

缘边弓箭手虽然名字里带有“弓箭手”3个字，但实际上，因为他们的武器装备“俱皆自给”，和大宋禁军部队整齐划一的制式装备完全不一样，所以弓箭手们除了配有弓箭外，往往还会根据自己的财力和习惯为自己准备其他趁手的武器。

另外，北宋缺马，但西北边陲靠近养马地，得益于这一条件，缘边弓箭手中有将近四成的士兵会配备马匹。

因此，虽然这支部队名为“弓箭手”，但其近身战斗力可一点不比普通的禁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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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边弓箭手编制始创于北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曾经大破西夏李继迁的北宋名将曹玮，上书向宋真宗建议，“以弓箭手皆土人，习障塞蹊隧，晓羌语，耐寒苦，有警可参正兵为前锋”。他认为，边境地区的土著居民惯于当地苦寒，又通晓当地羌人、胡人的语言，再加上长期生活于此，对这里的地形地貌极为熟悉，只要稍加训练，就可以用来配合大宋禁军作战。

为了笼络这支力量，曹玮建议朝廷“给以境内闲田，永蠲其租，春秋耕敛，出兵而护作之”，就是说，除了给予当地土人田地用于耕作，永远免除其田税外，还要在春秋农忙时派出军队保护他们，让其免受西夏人的侵扰。和免税田相比，后面这一点才最为关键。

当时西夏边境线上，这些土著居民的生存环境并不算好。他们久居边地，在文化、习俗上逐渐受到宋、夏两边的影响，一方面，他们谙习弓马骑射之术，另一方面他们同样以耕作为生。

可是，在两国交战时，最先受到影响的就是这些两不隶属的土著居民。西夏入侵时，他们在入境之处首先就会“诱黢熟户、迫逐弓箭手”，西夏这样做，一是为了掠夺人口和财富，二是为了削弱北宋边境军力。而北宋边军对于这些土著同样没有多少好感。

正因如此，编为弓箭手，除了能够免除田税外，还能得到北宋军队的庇护。当然了，对宋朝而言，这同样是笔毫不亏本的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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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自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起，一连十几年的征剿都未能消灭李继迁，反而导致陕西等地人穷财尽。党项叛乱之所以剿不胜剿，除了党项本身占据地利外，北宋特殊的兵制也是因素之一。

《宋史》记载：“宋之兵制，大概有三：天子之卫兵，以守京师，备征戍，曰禁军；诸州之镇兵，以分给役使，曰厢军；选于户籍或应募，使之团结训练，以为在所防守，则曰乡兵。”

这其中，厢军多半是禁军挑剩下的老弱兵卒，乡兵士气低迷，只在驻守本地时能奋起一战。

只有禁军算是北宋军队中最核心的正规军，可除部分屯驻在外，其余禁军都在北宋国都汴京驻防，并且这些驻扎京师的禁军，按照祖宗之法是不能长期驻扎外地的，即使是少数屯驻在外的禁军，也需要定期轮换他处，为的是“使不得久而生变”。

这样的操作，虽然可以防止地方势力尾大不掉的情况发生，使地方无法反抗中央，但负面效果也着实不小。最精锐的禁军难以长期留驻边地，剿灭叛乱几乎无从谈起。更重要的是，所谓的“精锐禁军”也只是跟各地的厢军和乡兵相比而言，事实上，北宋禁军战斗力的衰落自太宗时代就开始了。

正因如此，在李继迁叛乱时，北宋对其几次征剿都无功而返。不得已之下，对于西夏这根打不下又啃不动的硬骨头，朝廷只好选择战略防御。

可防御和进攻不同，作为防守方，同样需要一支部队来应对可能的战争，更关键的是，要维持这支军队能够长期驻扎，需要稳定的后勤补给。这问题就麻烦了，北宋能在京城屯驻几十万禁军，是依靠开封发达的水运交通线路来实现的。而想要在西北边地维持一支同样数量级的禁军部队，则几乎不可能。

在过去，西北军的补给是依靠所谓的“和籴”制度，即通过商人的转运维系这条运输线。可即便如此，“千里馈粮”仍然使当地的粮价极为敏感。试想一下，如果真的按照禁军标准在当地屯驻大批士兵，整个西北的经济都可能直接垮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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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缘边弓箭手的出现，则近乎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虽然不交田税，但要承担军事任务，交的其实是“血赋”，后世的俄罗斯哥萨克其实就类似他们。

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这些弓箭手被编入军队后，能迅速补充西北军的战力。西汉晁错在主张“移民实边”战略时，曾称“滨塞数千里，田氓将百万，徒患所以教养制驳未尽其方尔”。

北宋的情况与西汉极为类似。通过弓箭手制度，将原本散居西北各处的番汉边民招募进军队，既可以防止边民与军队矛盾冲突的加剧，同时这些人一旦有了田地，也将成为所谓的“有恒产者”，他们面对西夏人的侵略，所能爆发的战斗力是惊人的。从后面的发展来看，北宋的确是利用弓箭手的这一性质，在宋夏边境开始了“塔防流”(1)的新打法。

当时宋军在边境修筑的军事建筑主要有三种，分别称为“寨”“堡”“崖巉”。寨和堡的名字虽然并不相同，但从史料分析来看，寨堡其实可以合称，其中占地大一些的叫寨，小一些的叫堡，其军事地位和人员配置并没有明显的区别。稍微特殊点的是所谓的“崖巉”，这是一种建在险要地势上的特殊寨堡，但由于远比普通寨堡狭小，其军事定位类似于长城的烽火台，主要负责警戒和巡逻。

寨堡除了可以屯驻士兵防守外，同时还是弓箭手耕地的核心。面对西夏骑兵的突袭，少量弓箭手即使弓马娴熟也很难取得上风。为了预防对方的袭扰，弓箭手往往都是在寨堡周围开垦屯田，一旦遇到西夏来袭，他们可以第一时间跟自己的家人转移到寨堡中寻求庇护。因此，在当时的记载中，这些寨堡也被称为“护耕堡”。

当然，这些堡寨可不仅仅只用来防御，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当时宋朝最常用的套路就是一步步把堡寨往西夏腹地延伸，“渐移堡铺，向外把截，则不烦深入而拓地日广。并可以招置汉、蕃弓箭手承佃”。

于是，当时的西北地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战争生态循环：由于西夏人侵袭，当地土人纷纷编入弓箭手寻求庇护，宋军因此能在当地堡寨稳住阵脚。人手充裕后，则又开始继续修寨建堡，继续往西夏人的脸上捅。这又进一步激怒了西夏，开始在堡寨地区劫掠袭扰，继而进一步迫使更多的边民入籍抵抗……

更绝的是，有时候就连这些堡寨都不是宋朝人自己修的。时任陕西宣抚使的韩琦曾经上书，反对当地官员调遣镇戎军士兵和弓箭手修筑水洛寨，从其上下文来看，这寨子显然已经修好了，可说到一半，他话锋一转，又建议派他们第二年春天“增筑所居城堡”，认为这样一来他们“必自无辞”。说白了，就是不想花朝廷的钱调动民夫修筑堡寨，而是想让这些土著弓箭手自己修堡寨。

当然了，这也可以理解，朝廷又不是慈善家，能够动用一些闲置劳动力，干吗还要再抽调当地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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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堡修建完成后，北宋的“塔防流”才算正式成形。照理说，这些弓箭手除了春秋季需要耕作外，剩余的大部分时间依旧应该听从朝廷调遣。可实际上，因为耕作和驻地本就为一地，所以除了日常的巡逻示警任务外，大部分情况下，这些弓箭手“虽名应募，实不离家”。

这样一来，屯驻了弓箭手的堡寨，就成了西北边境地区一座座战略节点。西夏小股部队到来，很容易被这些悍卒吞掉，拿了人头领赏；西夏大军压境时，又难以短期内啃下堡寨。在这种掣肘下，宋夏的战略平衡开始发生了转移。

弓箭手制度带来的变化还远不止于此。这些士兵半兵半农，除了战时为兵外，平日里则以屯田为主。值得注意的是，一位弓箭手入编后，朝廷会“给田二顷，有马者加五十亩”。如果单从面积来看，这是隋唐均田制待遇的两到三倍或以上，这块田基本上可以算是朝廷给弓箭手的安家费。一般来说，一到两户人家出一名弓箭手，就足够所有劳力耕作了。一人当兵，全家免税，这种优惠力度着实不小。

正因为这样，有弓箭手入编的家庭，除了供给自己的日常所需外，还能剩余大量粮食用于交换。原本只能运输粮食贩卖至边地的商人，开始有了新的商路。他们从内地运输大量价值更高、更容易贩运的日用商品来此交易，和边民换取粮食，再把粮食交至军队，换来“茶引”之类的市场硬通货，这就是所谓的“博籴”。自此，原先千里馈粮的和籴被博籴取代，西北军队粮荒的问题也开始得到缓解。

从战场搏杀到巡逻示警，从修寨筑堡到屯田供粮，西北缘边弓箭手这支看上去并不起眼的民兵力量，就这样逐渐嵌入到北宋西北驻军的军事系统中，这支武装力量直到北宋灭亡前夕，都在发挥着它特殊的作用。

(1) 堡垒攻势，靠往前修堡垒挤压对方的控制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