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幽州突骑是中国第一支甲骑具装，东汉光武帝刘秀之所以能够成功崛起，与这支部队的助力有很大关系。同时，幽州突骑也因为“从龙之功”而成为东汉朝廷最为仰赖和重视的军事支柱。

不过，到了三国时代，曾经煊赫一时的幽州突骑在史书中出现的次数却少之又少。那么，这支曾经以骁锐之名冠绝天下的精锐骑兵部队，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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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今我们对幽州突骑的骁勇印象大多源于刘秀，但实际上，“突骑”之名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出现。

西汉名臣晁错在评判汉匈两方军事优劣时曾言：“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扰乱也。”唐代史学家颜师古在为《汉书》作注时，曾专门备注“突骑，言其骁锐可以冲突敌人也”。

不过，西汉时期的突骑（《汉书》中多写作“屯骑”）相较于东汉幽州突骑的作战方式，在难度上似乎还差一截。

虽然两种突骑部队均不会轻易冲突严整列阵的步兵方阵，但西汉突骑大多数时候的作战对象，其实是更加不利于近战的匈奴骑兵。而曾经在西汉末年大放异彩的幽州突骑，却已经可以“横突”步兵了。

所谓“横突”，就是找寻军阵弱点部位加以进攻，从这一点上来看，东汉幽州突骑的冲锋能力还要更加彪悍。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东汉骑兵的种种物质条件，可比不上他们的那些后辈。马槊、马铠、盔甲护具这类装备的差距撇开不谈，光是没有双马镫这一项，就使双方的控马难度拉开了至少一个代差。没有双马镫的骑士，无法通过双脚进行借力，因此双腿只能如先秦时期的骑兵一样，通过紧紧夹裹马腹保持平衡，以至于根本无法像后世那样在马背上做出左右腾挪的动作。

再加上汉代早期骑兵甲较步兵甲更为短小，往往只护胸背不顾大腿，因此，在冲锋作战时，这些灵活度不足又缺乏完备保护的骑兵，很容易被保持密集阵形的步兵反杀。故，突骑“冲突敌人”的作战方式在当时绝对算是一种“黑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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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州突骑之所以能如此强悍，得益于它的兵源构成。

幽州突骑，顾名思义，其大部分兵源来自东汉幽州地区的土著，这些人中既有弓马娴熟的乌桓部署，也有在当地生活多年的汉族边民。

之所以有这种胡汉并存的情况，是因为西汉时期朝廷征召突骑往往会分别从郡国和属国抽调士兵，郡国兵来源为各郡汉户，属国兵来源则是那些归附汉朝的游牧民族部落。

东汉幽州突骑的编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西汉的特点，这才导致幽州突骑出现胡汉并存的情况。

不过，在东汉早期，出于对属国游牧骑兵的防范，幽州突骑中胡汉军队编制数量基本保持在1∶2，这样一来既能发挥游牧骑兵的战斗力，又能预防尾大不掉的情况出现。

无论是汉户还是乌桓族裔，由于自幼长于北地，这些幽州突骑不仅骑术精湛，还善于用箭。这种骑射俱佳的优质兵源，弥补了东汉骑兵装备上的不足，也成就了北地骑兵最具特色的战术战法。但同时，严重仰赖骑兵个人技艺带来的局限性，使得幽州突骑几乎不可复制，也给其日后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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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建立后，既是为了继续南下征讨尚未臣服的各地方势力，也是为了褒奖这支在统一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元勋部队，刘秀将大批幽州突骑南迁至洛阳附近，组建威名赫赫的北军五校，以及数目庞大的黎阳突骑营。

客观来讲，刘秀的这般举动在道理上并无不妥。在刘秀崛起的过程中，幽州突骑实在是太过重要了。他崛起于幽州，依靠的就是这支义无反顾投奔他的部队。在他诸郡皆叛的危急时刻，就是仰赖上谷、渔阳四千突骑及两千步卒，才逆袭王朗，“扬兵戏马”“环邯郸城”。此后，更是在他战败的危急时刻，得突骑士兵王丰等人拼死营救才逃出生天。至于之后光武政权最为艰难的巴蜀之战，同样是依靠幽州突骑的救场才反败为胜。

正因如此，当时才会有“幽州突骑，冀州强弩，天下精兵，国家瞻核”的说法存在。在东汉云台二十八将中，仅幽州突骑出身或与之有关的将领就将近十人。因此，将幽州突骑中的功勋之臣调至洛阳，编为禁军，既是出于军事考虑，也是权衡政治利弊后的必然结果。

北军五校和黎阳营，虽然并非垄断了所有幽州突骑的兵源，但带来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在古代，卫戍京畿的部队在地位和待遇上往往都远胜边军，但这种待遇提升带来的后果呢？太阳底下无新事：由于优厚的待遇和父死子继的世兵制度，仅仅两代以后，这些曾经威震天下的幽州突骑的后裔，就已经变得孱弱不堪，难以为用了。

更大的问题在于，北军五校和黎阳营皆为禁军编制，东汉政权为保持军队战斗力，在改变南迁幽州突骑战力的方案无效后，继续抽调幽州本土突骑南下，期望这些新鲜血液能正负相抵，挽回禁军突骑的衰弱局面。

但是，学好很难学坏却容易得很，明代戚家军招兵为什么要明确禁止城镇浮浪之人入伍，就是担忧他们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东汉的情况就更绝了，是用一锅老鼠屎来埋汰一碗汤。这些新抽调的突骑军人在进入黎阳营与北军五校后，很快也随之退化，开始躺平。

如此一来，频繁的抽调不仅没能挽救禁军突骑的衰落，反而让已经因为东汉初年的大规模南下而数量骤减的幽州本地突骑持续失血。

另外，这种抽调是不均衡的。北军五校是东汉禁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编制继承西汉八校尉制度，其中长水校尉一部为西汉长水、胡骑两校尉合并后的产物，专门负责管理训练原属国突骑，幽州突骑中乌桓及后来的鲜卑骑兵在编入禁军后就交由这一部负责。与之相对应，黎阳营和突骑校尉则负责管理边军选拔而来的汉族突骑。

也许同样是出于居重驭轻的考虑，长水、突骑、黎阳三部，两汉一胡，胡汉人数依旧是1∶2的比例。这对于保证京畿稳定自然有着一定的必要性。

但问题是，这样一来，幽州边军突骑的胡汉比例就出现失调，曾经汉重胡轻的军事力量对比开始反转，到最后，幽州突骑已经呈现出一种胡重汉轻的危险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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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胡汉军事力量对比的反转，导致了一系列不可逆转的结果。曾经宾服于汉朝政权的乌桓等部，在逐渐掌握幽州突骑的实际控制权后，变得更加难以驯服，频繁因为种种原因而作乱反叛。

如东汉末年，大将张温和公孙瓒奉命率领乌桓突骑三千征讨凉州叛军，却因为粮饷问题令乌桓突骑不满，纷纷离营叛归，导致辽西乌桓属国爆发了又一轮新的内乱。这一事件也直接促使公孙瓒崛起，这位《三国演义》中的北地骑将率领的那支“白马义从”，应当就是从郡国突骑为主的幽州突骑中选拔而来的精锐。

虽然在小说中，公孙瓒的篇幅不多且多是负面的，但这位曾经“尽有幽州之地”的枭雄，之所以身死族灭，并不能完全归结成所谓的“志大才疏”。在他与袁绍的对决中，除了界桥之战的战术失败外，“深恨之”的乌桓骑兵对其反复背刺也是原因之一。

由于早年间屡屡征讨乌桓叛乱时的狠辣，以及公然杀害深得乌桓信任的幽州牧刘虞，公孙瓒在崛起之后就已然失去幽州乌桓部落的信任和好感。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袁绍征攻公孙瓒的关键时刻，就曾经获得乌桓的帮助。在蹋顿单于崛起后，三郡乌桓甚至成了袁绍在北地最重要的军事盟友。双方的这种联盟关系一直持续到袁尚、袁熙被公孙康诱杀才算彻底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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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袁氏政权在幽州的彻底崩溃，乌桓骑兵已经成了曹操在北面的头号大敌。有意思的是，这一时期的乌桓骑兵，似乎已经失去了往日身为幽州突骑的水准，白狼山一战，蹋顿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军容不整，被张辽所破，就连蹋顿本人也被当场斩杀。

这是因为，幽州属国突骑与郡国突骑的军事定义不同。郡国突骑是突骑主力，属国突骑由于数量较少，在东汉初期多充当斥候，负责为大军指引方向，侦察敌情，即使参战，也是编入郡国突骑中或者以郡国突骑精锐担任军官，指挥作战。

之后，随着胡汉比例变化，属国突骑也开始承担一系列的直接作战任务，但此时的属国突骑，由于人数比例增大，日渐骄横，其军队组成也发生了改变，不再由郡国突骑兵担任基层长官，而是在酋长、头人的带领下，以部族为单位作战。

可就如《南北战争三百年》中所说的那样，“兼并了塞外诸胡的蹋顿单于政权，其军事特点是以骑射为基础的劫掠”，因此，相较于其曾经的前辈们，此时的乌桓骑兵已经不再擅长冲击作战，不能被称为“突骑”，更遑论幽州突骑之名。

正因如此，在曹魏统一中原之际，虽然归附的乌桓骑兵曾立下汗马功劳，还被裴松之称为“天下名骑”，却很少再被称为“突骑”或者“鲜卑突骑”。反倒是曹魏所建的“虎豹骑”开始名扬天下，成为新政权心目中最精锐的骑兵称号。

当然了，另一层政治原因也必须考虑到，所谓的“幽州突骑”本就是东汉光武政权最具标志性的兵种，在东汉历史上更是与开国皇帝的传奇绑定。当幽州郡国突骑日渐凋零而属国突骑一改往日战法的情况下，再次以“幽州突骑”之名组建这样一支前朝政治色彩十足的骑兵部队，对曹魏政权的稳定性有害无益。

更何况，曹魏政权拥献帝为傀儡，为了名正言顺，始终未曾撤销东汉北军五校及黎阳突骑营的编制。只不过，这支禁军部队始终只是纸面上的空头支票，虽有名声在外，却无兵无将。而一旦恢复所谓“幽州突骑”，那么曹魏政权就要面临一个新的问题：难道真的要将幽州突骑继续补充进汉禁军？这种授人以柄的操作，显然并不可取。

也正因如此，在曹魏时期泯灭无闻的幽州突骑之名，在西晋时期却又突然出现。西晋禁军中，幽州突骑督被归为左卫将军麾下五部督之一。只不过，此时的幽州突骑督，已不复往日囊括禁军突骑两校一营的盛况，而成为一支编制仅有250人的仪仗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