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水火无情，火灾往往对于生态环境与人类文明造成巨大的损失，而古代军队也注意到了火的威力。历史上，战争中使用火攻的次数颇多，其形式、工具也颇繁杂。

据统计，中国自春秋到清末的历代战争中，被载入史册的火攻达370次(2)之多，绝对可谓是“用火大户”。《阿房宫赋》有谓“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当年项羽焚毁秦朝国都咸阳之时，大火焚烧三月才熄；赤壁之战，曹操一方因被火攻而损失惨重。

《孙子兵法·火攻篇》曾讲述五类火攻，除了焚烧敌军人马的“火人”以外，其余均指向了敌方的后勤。此时火药、石油等物尚未被广泛运用于战争之中，故而孙子强调火攻的实行必须依赖于大风及干燥的天气。中国最早使用火攻的记载出现于鲁桓公七年（前705年），当时鲁国攻打邾娄国，以薪柴焚邾娄国的国邑咸丘。但春秋时期的引燃物主要是薪柴，难以迅速点燃敌方物资，因此春秋时期火攻并不普及，有记载的仅仅七次而已。

到战国时期，人们开始使用植物、动物及矿物油膏进行引燃，这也使得火攻战法普及起来。士兵在箭杆与箭镞连接处绑上火球，在引燃以后将其射出。这种战法的基础在于弓弩的发展及箭矢的改良，士兵将燃烧的火箭射上城墙与战车，以点燃木质结构。在公元前299年，田单在即墨之战中所使用的“火牛阵”，说来只是在牛尾绑上柴草，并浇上油膏，点燃后让牛自行冲锋威胁敌军。

到了秦汉三国时期，火攻被用于野战之中。如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汉将李陵随李广利出征匈奴。李陵为飞将军李广之孙，在其父李敢死后承担起家族复兴之业，但此时汉武帝却让李陵负责后勤。李陵为了立功，自请出兵上阵杀敌，曰：“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试图以此极端的条件来换取立功的机会。

李陵奉命自居延出发前往浚稽山，随即在此处与匈奴单于遭遇。单于最初投入三万骑围攻李陵，而李陵则迅速以弓弩反击，将单于击走。但随后，匈奴单于集结八万大军再度杀来，李陵且战且退，至大泽葭苇丛中，匈奴自上风处纵火，而李陵则下令在原地纵火形成隔离带以自救，应对及时而妥当。然而李陵所部仅有五千人，在匈奴不断地进攻之下损失惨重，“士卒多死”，只得投降。

然而当时军队的将领大多没有李陵的果决。永平十六年（73年），班超出使西域时，就曾引火焚杀匈奴使者，并且以弓弩手埋伏以避免其逃脱，匈奴众人“前后鼓噪……人悉烧死”。又如皇甫嵩镇压黄巾起义之时，黄巾军“依草结营，易为风火”，皇甫嵩就此定下火攻之计，黄巾军在火势之下溃不成军，而汉军则乘势对其进行歼灭，“斩首数万级”。

东汉末年最知名的火攻案例，应当是发生于建安十三年（208年）的赤壁之战，不过历史中的赤壁之战与《三国演义》中所述还是稍有区别的。曹操军多为北人，不习水战，而军中此时又暴发流行病，为了迅速击破吴蜀联军，曹军以锁链连接大船，但此计策却是曹操自己想出来的，史书中也不载草船借箭。其时，孙刘联军“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在黄盖诈降之时将其引燃，一并驶向连船，这才有了火烧赤壁的故事。这种战法在后来被称为“火船”或“火舫”，而在陆地之上则出现了“火车”。

大体而言，在唐代以前，火攻一般都采用薪油引火，运用火攻的战法及战具也在不断改进。直到唐代，火药、猛油（石油）投入使用之中，火攻又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更有效率的燃烧性火器。在唐朝末年，出现了以火药为燃料进行推动的“发机飞火”焚烧城门，而后唐时猛油则已经被用于焚烧敌军云梯了。此后，火药与猛油在战争之中的运用愈加频繁。

尽管火攻作用不小，但却可能造成遍及山野的火灾，对生态及人文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比如迦太基城在历史上曾经4次遭到大火侵袭，最终难以继续修复而遭到废弃；洛阳古都在历史上曾经遭遇多次城破，当地植被及建筑曾因火攻而大规模毁灭。宝应元年（762年）回纥入洛阳抢掠，“火累旬不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洛阳地区仅在唐代便遭到11次火攻。在累遭兵灾以后，洛阳一带“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环境遭到了巨大破坏。

即便脱离火攻，战争本身也会对植被带来巨大破坏，甚至引发大范围的火灾。《三国志·荀彧传》中说：“今东方皆已收麦，必坚壁清野以待敌军。”“坚壁清野”由“坚壁”与“清野”两部分组成，清野即通过销毁城野外可能存在的各类补给来阻碍敌军，而这一举措多发于我国北部及西北地区，并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当地的荒漠化进程。为此，宋代之时宋夏两国都曾明令，尽可能避免“坚壁清野”的行动，以避免对当地脆弱的植被造成毁灭性伤害。

火攻会对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蔓延的火势未必能被控制。尽管历朝历代都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试图控制人为甚至自然火灾带来的环境破坏，但在战争发生之时却又顾不得这些，故而时常造成巨大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