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要说哪位名将在民间的知名度最广，或者最为大众所认同，那一定要数大名鼎鼎的武财神——关羽。不过，历史上的关羽，虽然有着“威震华夏”的赫赫战功，但同时却也有着“败走麦城”的暗淡收场。“大意失荆州”，也是民间一直流传的俗语。那么，这位盖世名将究竟为何会丢掉荆州呢？

三国时代说的荆州，并不是现代湖北省的荆州市，而是指汉代十三州之一的荆州，范围主要是在今天湖北和湖南一带。而今天的荆州市，则是当时荆州的治所江陵城。不过，在吕蒙“白衣渡江”前，关羽所控制的并非整个荆州。根据建安二十年（215年）孙刘“湘水之盟”的约定，当时荆州的南郡、零陵郡、武陵郡三郡归刘备，也就是在关羽治下；而江夏、长沙、桂阳三郡归孙权，而诸葛亮曾经隐居的南阳郡，则是在曹操的控制之下。

建安二十年，刘备拿下益州。同年，吕蒙奉孙权命令率军进攻长沙、桂阳、零陵三郡，其中长沙、桂阳二郡，直接是“蒙移书二郡，望风归服”。在此情况下，刘备“自还公安，遣羽争三郡”，换言之，已经做好了与孙权全面开战的准备。但是此时曹操拿下汉中，为了防止曹操继续南下益州，刘备只得与孙权划定“湘水之盟”，返回益州备战。之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汉中之战爆发，同年，鲁肃病死，吕蒙接替鲁肃军务，为夺取关羽镇守的湘水以西三郡，他与关羽交好以待时机。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五月，曹操率军撤离汉中，汉中之战结束，同年刘备“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之后关羽率领荆州军队北伐，襄樊之战爆发。秋天，汉水泛滥，关羽趁机“水淹七军”，击败于禁。同年，曹操派人到孙权处“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孙权的反应则是先派人到关羽处“为子索羽女”，但是关羽反对婚事，并辱骂来使，随后便是吕蒙诈病后“白衣渡江”。关羽回军时，发现后方已经被吕蒙拿下，最后败走麦城。

重新梳理过时间线后，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两个重要问题：首先是刘备方面，关羽发动襄樊之战，绝对不是所谓作战意图不明，或是关羽独断专行，而应该是经过长期准备后，在刘备授意下承接汉中之战的连续性北伐，故而刘备在称汉中王后，便“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而关羽也能够在同年就发动如此大规模的北伐。

其次，孙权一方，包括孙权和接替鲁肃军务的吕蒙，实际上都一直在觊觎关羽镇守的荆州。

换言之，如果从宏观角度来看，关羽所谓的“大意失荆州”，严格来说应该是整个刘备集团对于孙权集团的威胁认知不足，过于专注对曹操集团的打击，最后导致荆南三郡的失守。不过具体而言，关羽究竟是因为自大，还是像有人所猜测的那样，是因为手下早就与孙权集团密谋，才最终丢掉荆州呢？

这个问题牵扯到四个重要人物，分别是以“白衣渡江”一战成名的吕蒙，原本驻守江陵的麋芳，驻守公安的士仁，以及劝降麋芳、士仁的虞翻。《三国志·关羽传》中，对于相关问题记载如下：“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将军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轻己。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于是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

如果只看《三国志·关羽传》，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麋芳、士仁的投降是因为这两人长期遭到关羽的蔑视，最后在关羽的一句“还当治之”的威胁下，干脆投降了孙权。但这个说法本身有很多问题。

士仁暂且不论，麋芳何许人也？他和他哥哥麋竺乃是徐州世代豪族，在陶谦病死后，正是他哥哥麋竺迎刘备入主徐州，在刘备被吕布击败，面临全盘崩溃时，麋竺不仅将全部家产给予刘备渡过难关，还把自己妹妹嫁给了刘备，这之后麋竺、麋芳两人便一直跟随刘备集团。有这样的背景，别说麋芳只是“供给军资不悉相救”，恐怕就算真的私通东吴，想要杀他，也需要刘备点头。

况且历史上关羽并没有一路护嫂“过五关斩六将”，麋芳的妹妹麋夫人在关羽被曹操擒获之后就再无记录。以关羽的性格，对麋家可能怀有一种愧疚感，单从这一层看，恐怕关羽就不会真的重罚麋芳。

至于所谓的麋芳、士仁倒卖军械物资怕被发现之类，其实也说不通，《三国志·吕蒙传》中引用《吴录》道：“初，南郡城中失火，颇焚烧军器。羽以责芳，芳内畏惧，权闻而诱之，芳潜相和。”由此记录来看，这件事与率先投降的士仁没有关系，而且麋芳如果真的倒卖军械，勾结东吴，孙权就不会是后知后觉的“闻而诱之”了。因此，这可能只是一个单纯的意外。当然，以此为开端，麋芳可能和孙权势力有了一些私下接触，但是远没有达到叛变的程度。

既然麋芳、士仁两人投降不是因为畏惧关羽的责罚，那是因为什么呢？要分析这点，就需要以这两人的视角来看问题。根据《三国志·吕蒙传》引用《吴书》的内容，吕蒙部队扮成商人“白衣渡江”，一路拔掉关羽布置的“江边屯候”，到达南郡。随后，吕蒙手下的谋士虞翻要求与士仁见面，在被其拒绝后，写信给士仁。这封信中有一句非常重要：“大军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举，此非天命，必有内应。”

根据《吴书》上的记载，从当时士仁对于一开始“不肯相见”和得书后“流涕而降”的反应来看，再结合虞翻信中对于士仁的威胁性的话语，基本可以排除士仁是有预谋的投降。不过虞翻的书信之所以能让士仁“流涕而降”，其实也正是直击当时士仁心中忧虑。从士仁在公安城中的视角来看，明明自己的上司沿着湘江布置了大量屯候，但是吕蒙竟能够神兵天降般杀到公安城下。湘江沿岸究竟发生了什么，吕蒙此番带来了多少部队，城内的士仁完全是两眼一抹黑。敌军已经兵临城下，士仁没有机会收集情报，也无法与江陵的麋芳或樊城前线的关羽取得联系。

这时，我们再来看虞翻信中“此非天命，必有内应”这句，其诱导性就很明确了，那便是利用信息的不对等，让士仁怀疑吕蒙已经买通了包括公安城在内的各地守军，最终让士仁陷入慌乱，悲观地选择了放弃抵抗。随后，吕蒙到达麋芳驻守的江陵，直接“以仁示之”，麋芳“遂降”。虽然史书没有记载麋芳当时的心态，但他很可能和士仁一样，处于混乱状态，当他看到在吕蒙军中的士仁时，更是对当时的局势产生误判，最后只好选择投降保命。

由此观之，虽说关羽可能内心确实瞧不上东边的孙权，但在军事部署上却没有小觑对方。毕竟，既然士仁和麋芳通敌的情况并不成立，关羽在相信吕蒙确实已经病倒的情况下，也只是“稍撤兵以赴樊”，还是留给后方足够的兵力。之后在襄樊之战中，在徐晃救援樊城之后，关羽发现一时无法获胜更是干脆撤军，可以说，他始终没忘记对孙权方保持警惕。至于说关羽为什么要安排能力不强、缺乏对局势判断能力的士仁、麋芳之类在后方，而没有安排更有能力的将领，只能说人才的匮乏本身就是刘备集团的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一点倒也不能太苛责关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