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对云贵高原的经略，从战国时楚国设立黔中郡，又派大将庄蹻入滇开始，到现代对云南西南部澜沧江以外的土司改土归流才彻底完成，可以说，这个过程花了两千多年时间。如果以汉武帝经略滇地作为统一的中央王朝管理云贵高原的开始，到明王朝时中央王朝才能对云贵高原大部分地区进行有效统治，这个进程也花了一千多年时间，其间，云南更是一度从中央王朝分离出去，建立了南诏、大理这样的独立政权。

在火器发展起来之前，东南亚是非常落后而弱势的。中原王朝无法经略中南半岛，除了气候环境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问题在于云贵高原不好消化，因此缺乏一个稳固的后方。比如元成宗时代，试图开疆拓土，令大将刘深征讨泰国境内的“八百媳妇国”。然而刘深路过贵州西部，因征粮激起土著反抗，水东土司宋隆济、水西女土司奢节相继起兵，刘深迎战之下，“既不能制乱，反为乱众所制，军中乏粮，人自相食，计穷势蹙，仓黄退走，土兵随击，以致大败”，“失地千余里”。

此后元朝花两年时间，付出巨大代价，才艰难平定水东水西之乱。但因无力废除两土司，被削减的两土司的土地很大一部分交给了播州杨家，导致播州杨家的坐大。对云贵高原的征服，很多时候看起来并不艰难，比如蜀汉诸葛亮平南中，隋朝史万岁平爨氏，蒙古灭大理国。然而要令云贵高原安定，却颇为不易，大大小小的政治实体只是保持着名义上的臣服，却凭借高山险阻维持着独立性，如同一颗颗的定时炸弹。

云贵高原大部分地区海拔在1000米以上，且群山纵横，起落极大，将区域再次分隔成一个个的小板块。直径在10公里以下的局部盆地，在云贵高原被称作坝子。坝上地势平坦，气候温和，土壤肥沃，灌溉便利，是云贵高原上农业兴盛、人口稠密的经济中心。云南省约有1100多个坝子，坝子的耕地占全省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贵州的坝子约占耕地的四分之一。

显然，这样的地理环境不利于权力的集中，难以形成较有威权的中央。除了强大的南诏国之外，再没有政权能在云贵实现集权统治。大理对地方的管理非常松散，因此被蒙古人轻易攻灭。而麓川本有希望成为强大的“第二南诏”，却在完成集权之前就被明王朝强力摧毁了霸权。

引用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的观点，中央集权的国家较难征服，需要打倒其调动举国资源的强大中央，但一旦将之打倒之后，统治就容易了；诸侯林立的国家则相反，征服相对容易，但想要统治和管理却很困难。云贵高原由于处于青藏高原、川西、川东等地向中南半岛迁入人口的重要节点上，加上其破碎的地理环境利于不同文化的各自发展，其民族、语言、文化的复杂性也是众所周知的。所以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何蒙古几乎轻而易举地灭亡了大理王国，但其管理却极为松散，并且在元朝后期新生的麓川王国崛起后便被夺走了半个云南。荀子所说“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就是这个道理。

明朝刚刚从元朝手里接管贵州时，用明人自己的话说：“盖贵州乃古罗施鬼国，地皆蛮夷，山多箐穴，水不涵汀，土无货殖，通计民屯仅十四万石，为天下第一贫瘠之处，官戎岁给全仰于湖广、四川二省，盖本非都会之地，从古不入版图。我朝但因云南而从此借一线之路以通往来，一线之外，悉皆夷峒。”王士性《广志绎》也说：“其地止借一线之路入滇，两岸皆苗。”极为重视西南经略的大明经过200年经营和苦战，也只基本消化了贵州和大半个云南，剩下的半独立政治实体仍待之后去消化。

云贵高原的山民并不比北方游牧民族缺乏尚武精神，在技术上，由于有中原—荆蜀地区—云贵高原和河西—河湟地区—川西山地—云贵高原两条输入途径，也不会太过滞后。他们看起来好对付，只是因为其缺乏统一而有力的领导，但一旦要削除某些确定的政治实体在其老巢的世袭统治，所遭到的反抗不唯其本人，其他土司、部落也会纷纷响应。

无疑，历朝历代当中，明代对于西南经略的贡献是最大的，贵州的安田宋杨四家，川南的永宁土司，都是被明朝所平定。明王朝在云南也大力发展教育，广建文庙，科举制的推行使云南和内地有了共同的文化体制。这一时期，中国南方广大汉人的迁入改变了云南当地人口构成，到明后期汉人人口占到云南总人口的50%以上。也就是说，从明朝开始，汉地十六省增加了云南、贵州，变成了汉地十八省。

总之，华夏民族通过两千年的经营，才真正消化云贵高原，将之纳入“中国”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