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羌校尉朝乘障，破虏将军夜渡辽。玉靶角弓珠勒马，汉家将赐霍嫖姚。”每当谈及中国历史的辉煌时代，总是绕不过汉唐的赫赫武功和与之相联系的一个个闪耀的名字，它们历经岁月长河，已经成了一个民族的不朽记忆。在这种不朽中我们也能看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是从不缺乏尚武的传统与精神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是无数中华男儿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

但是，自安禄山将唐王朝由盛世踢入深渊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曾经被赞为“赳赳武夫”的武人日渐成为野蛮与邪恶的代名词，以至于到了唐王朝灭亡后的五代时期，就连“兵”“卒”等标识军旅经历的词语都成为一种侮辱性词语，甚至出现了“故世之詈（骂）人者，曰黥卒，曰老兵，盖言其贱而可羞”的情况。那么，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武人形象的恶化源于武人群体本身的劣化，而这种劣化早在唐代就已初露端倪了。唐朝初年，在政治上延续了“文武合一”的传统，社会精英无论是学习文化知识还是战阵武艺，都能进入朝廷，而文武兼备者更是大大增加了进入朝廷决策层的机会。这种在军事活动中积累军功，最终进入朝廷决策层甚至成为宰相的过程，传统上被称为“出将入相”。

但是这一传统在武则天追逐权力的过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女子身份牟取最高权力的武则天，始终面临着大量政敌的威胁，而这些政敌中不乏长孙无忌这样位高权重并且在军中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实权人物。因此，武则天为了削弱政敌的势力，一方面大力发展科举，并热衷于提拔缺乏军事经验的官员；另一方面则以各种名义削减军功所能带来的实际收益，堵塞通过军功升迁至决策层的制度性通道。

武则天这一政策的结果，就是大量社会精英放弃追求军功，转而专攻文治，客观上造成了武人群体的劣化。而这种劣化所导致的军事灾难和边境战争的长期化，又进一步造成了府兵的大量逃亡，因为平时务农、战时从征并且自备武器装备而没有饷银的府兵，无法承受常年戍守边关的状态，这最终造成了府兵制度的崩溃。

社会精英弃武从文，以良家子弟为基础的府兵制完全崩溃，唐王朝最终只能依靠招募“蕃人”和“寒族”来维持其军事力量。所谓“蕃人”就是当时的“异族”，他们往往缺乏文化素养并作风粗野，而所谓“寒族”则是平民百姓，之所以投身军旅，绝大多数是因生活所迫或别无所长。是故，至唐玄宗时就已经出现了“不肖子弟为武官者，父兄摈之不齿”的情况。

武人群体的劣化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不仅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还在“黄巢之乱”后彻底瓦解了唐王朝的中央权威。叛乱时期，不仅各地的武人大肆篡夺军政权力，而且不少盗匪和叛军也为了追求名利而接受招安成为官军，进一步劣化了唐朝的正规军。这造成的结果是叛乱结束后，各地的军政大权几乎完全被军阀化的武人所把持，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段“军阀治国”的黑暗时代。

很多人想当然地将今天的人民子弟兵代入古代军人身上，但实际上，具体到唐末五代时期，武人及其所属的军队与政权的种种作为，充满了反动军阀的特点。他们行为粗鄙、横征暴敛、为政残暴，对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古代军队依靠严酷的军法来维持军纪，动辄处斩是古代军纪的鲜明特点，很多军阀将这种严酷的军纪用来治理民政，便会造成杀人如麻的恐怖景象。五代将领王建立升任节度使后，因其热衷“连坐”，大量采用“一人犯罪诛杀全家”的判刑方式，被时人称为“王垛叠”，意即每次杀人后将尸体堆积成山的状态。晚年的王建立因早年间杀戮太重，便投身佛教，希望能在宗教中寻求心理解脱。

军阀们不仅嗜好杀戮，而且贪婪无度。例如五代军阀赵在礼在担任宋州节度使时，横征暴敛，令当地百姓苦不堪言，后来赵在礼要调往永兴，当地百姓都争相庆祝，并宣称如“眼中拔钉”般快活。赵在礼得知后，上表朝廷要求留在宋州一年，获得朝廷同意后，赵在礼向当地所有百姓每人收取一千钱，美其名曰“拔钉钱”。

军阀们不仅对民众残酷暴虐，对士兵也严酷至极。五代时期，因为战争频繁并且死伤甚重，大多数老百姓都不愿意当兵，于是军阀们便像抓壮丁一样强征士兵入伍，不仅要求其自备粮食前往军营，还要在身上刺字防止其逃跑。而一旦有士兵逃亡被抓，则要面临种种酷刑的惩戒，甚至会被挖出心肝来吃。

说到挖人心肝来吃，就不得不提唐末五代的食人风气。自安史之乱以来，因为战争的频繁与残酷，军队在军粮用尽后往往食用人肉充饥，但在此过程中，有些军阀喜欢上了人肉的味道，从此将吃人肉当作了一种特别的嗜好。五代军阀苌从简因为爱吃小孩肉，经常派人从民间偷拐小孩来吃。军阀赵思绾则爱好吃人的肝胆，并称“吞此（胆）千枚，则胆无敌矣”。

自唐代以来武人群体的劣化和其在唐末五代形成的暴虐形象，令武人在为人所畏惧的同时，也成为民众鄙视和厌恶的对象。宋朝建立后，太祖赵匡胤提出了“朕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的愿望，希望能改变这种现状。但他在接到攻灭后蜀的宋军军官“割民妻乳而杀之”的奏报时，除了怒吼“兴师吊伐，妇人何罪？残忍至此，当速置法以偿其冤”，也只能哀叹积重难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