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大明风华》中有这样一个有趣的场景：永乐帝朱棣和自己的三个儿子——太子朱高炽、汉王朱高煦、赵王朱高燧商量对蒙古的战略，武人作风浓厚的朱高煦和朱高燧不断提议出塞北将蒙古的隐患彻底解决，顺手收拾掉不听话的兀良哈三卫。太子朱高炽却在一旁连连摇头表示不同意，理由从头到尾只有一个：没钱！

堂堂的大明帝国，为什么总会喊“没钱”呢？

有明一代，其实并不算太穷，之所以给后人留下很穷的印象，是因为其混乱的财政制度。在明初，由于军屯制度仍未崩溃，其财政压力并不是很大，朱高炽的话未免有些言过其实，至少当时率军出征绝不像明末那样困难。明初军屯规模浩大，卫所制度是其基础。所谓卫所，自京师达于郡县，皆设立卫、所，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下辖若干个卫，卫下辖一定数量的千户所和百户所。卫所士兵部分负责屯田，部分负责操练战斗，军队的开支基本不用朝廷负担。

据《明实录》中关于赋税粮数（民田）和屯田子粒数（卫所屯田）的记载，在《大明风华》故事发生的永乐初年，正是明代卫所屯田数量的顶峰。从永乐元年（1403年）到永乐十七年（1419年），屯田子粒数都在八百万石到两千万石之间，此时明军出征，朝廷并不会有太大的压力。而从永乐到宣德年间，相比在三千万石左右小幅度浮动的赋税粮数，由于土地兼并和军屯的不断崩坏，屯田子粒数整体上不断下降，而屯田子粒减少所带来的空缺，就需要朝廷出钱了。所以在永乐到宣德年间，明军还能屡屡出关打击蒙古，宣德以后，卫所制度崩溃导致的军费开支压力大，迫使明军转为守势。

自明武宗朱厚照以后，由于明武宗的父亲明孝宗朱祐樘错误地废除了支援边境的“开中法”，边境的商屯逐渐被迁移南下，军队无法就地取粮，原本由军屯负责的军费开支，由于军屯制度的崩溃，只能从国库支出。这意味着从此之后，军饷需要国家调拨而不能就地取饷，军费也就成了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

在军屯卫所制度体系下，军饷主要来源于军屯田收获，就地补充，这在减少运输费用的同时，也方便随时调动部队作战，这也是明初的军队几乎可以扫平天下的原因。而在此之后，明军军饷的发放时间和运输耗费远超国朝初年，明朝也就陷入了没钱打仗的怪圈。“万历三大征”中，虽然明军的人数并不多，但仅援朝之役就耗资700万两白银，宁夏之役耗资200万两，这在明初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耗费。

军屯制度崩溃所伴随着的是明朝财政制度的愈加混乱。明代的财政困难实际出现在明武宗朱厚照以后，在当时，明朝没有统一的财政部门，所谓户部其实只是管理一部分财政。所谓晚明收入两百多万两，就是只统计了户部的太仓银库，而这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储银库。类似的储银库还有：在嘉靖八年（1529年）置办用于储藏矿银，以给工价，后专备内府取用的节慎库；太仆寺所属的以被垦为田地的各牧监草场收取租金的仓库；皇帝私人的内承运库等。除大型的储银库外，两京以及各地包括大运河的粮仓，都在户部储银库编外，并不由其统一调度。

即便在天灾人祸不断的晚明，明廷也并未如唐朝一样，对地方失去控制，其各类名目加起来也应该有接近两千万两的收入。然而，晚明由于将门家丁的兴起和世兵制度的全面崩溃，作战时军饷耗费极其巨大，所谓李自成进入北京以后在崇祯皇帝的内库中搜出几千万两白银的说法，不过是无稽之谈。

此外还有“一条鞭法”带来的财政崩塌。所谓“一条鞭法”，是明代嘉靖年间提出并确立的赋税及徭役制度，由桂萼在嘉靖十年（1531年）提出，积极主张均平赋役和清丈土地，并由张居正在万历九年（1581年）将其推广到全国范围。新法规定，各州府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这样大大简化了税制，方便征收税款。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以作弊，进而增加财政收入。“一条鞭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明廷的财政困难，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这反而动摇了明朝以农为本的根基。

“一条鞭法”的实施，使得传统上需要缴纳粮饷的各种类别折银上缴，使得南方传统的农耕地区去种植茶叶这类高价的作物，这给明代后期征集粮饷增加了困难。随着明代国家赋役白银化的进程加快，大明几乎成了“白银帝国”。雪上加霜的是，晚明的外部经济出现了困难，日本德川幕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从日本石见银山流入中国的白银骤然减少，而北半球地区的整体性冰河期在日本带来了农业减产，日本民间自发的贸易也大大减少。同时，欧洲也陷入了三十年战争，打得不可开交，白银流出自然减少。晚明的东西方外来银路几乎断绝，这种打击简直是致命的。

外来银路的急剧减少使得大明整个社会陷入萧条，而先前实施的“一条鞭法”让经济作物的种植和扩大以及工商业的发展大有成为主流的趋势，由此带来的农业衰落，使得本就缺粮的明军“屋漏偏逢连夜雨”。银钱紧缩之下，崇祯皇帝对于钱又有很大需求，于是刮地皮刮得太狠，又对地方官吏催促甚紧，在这种形势下，官逼民反的情况逐渐出现，并开始遍及北方，大明帝国也渐渐走向了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