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篇中，我们从北宋的角度讲述了澶渊之盟的始末，本篇我们更多地从大辽的角度来分析大宋为何会屈辱求和。

一般认为辽军在南侵过程中死伤超过十万，而“其众犹二十万”，那么其兵力一开始当有三十多万。但这可能是宋人夸大的结果。《宋史纪事本末》记载：“挞览与契丹主及其母并众攻定州，宋兵拒于唐河，击其游骑。契丹遂驻兵阳城淀，号二十万，每纵游骑剽掠，小不利辄引去，徜徉无斗志。”从这条史料来看，攻打澶州之前，在阳城淀时的辽军“号二十万”，但其实际兵力不到二十万，也就是说，侵宋辽军兵力只有十余万。同期，张凝、田敏率军攻入辽境，重创易州辽军，山西方向也威胁着辽国的山后九州，显然大辽本土也须留兵驻守，举国出动的兵力不到二十万，并不奇怪。

在国力上，大宋明显还是占优的。辽军具备的主要是骑兵的机动优势，萧太后一路**，除了攻克德清军、通利军之外，几乎没有攻克宋朝的大型城池，显然，她的目的就是深入腹地，逼迫宋方签订对大辽有利的和议。而大宋方面，以宋真宗坐镇澶州城为诱饵，吸引辽军来攻，则是想要以澶州守军与城外宋军野战军包辽军饺子。

萧太后猛攻澶州，看起来是中了宋军的计策，而在此期间，辽军主帅——曾活捉杨业并在望都之战大破宋军的名将萧挞凛意外被宋军射杀，更是让全军士气低落。此时大辽却能逼迫大宋签订对辽有利的澶渊之盟，则是萧太后利用了宋真宗的胆怯，有效运用了攻心战术的结果。萧太后令辽军假装士气昂扬，做出要强攻城池的样子。城中的宋真宗贪生怕死，看到辽军雄壮威武的模样，立刻心惊胆战，并不知道辽军已经是强弩之末，只是在虚张声势。

当然，手握十万河北宋军的镇、定、高阳关三路都部署王超拖沓延挨，按兵不动，才是宋真宗认怂的关键。如果王超从辽军背后赶到，则二十万宋军对十余万辽军形成兵力优势，且可以四面夹击；但王超不到，澶州城内城外宋军就只有十万人，兵力不如辽军。此前负责河北军事重任的傅潜因为抗命畏战，已经被削职流放。王超作为宋太宗时代深受信任的老将，对宋真宗又有翊戴之功。为什么会继续对宋真宗如此抗命呢？宋真宗不明就里，甚至怀疑王超打算投降大辽。

不过，所谓王超暗通大辽之类的阴谋论，其实站不住脚。傅潜和王超都出身宋太宗潜邸旧臣，以能够忠实执行太宗命令著称，但他们却缺乏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宋真宗由二人翊戴而继位，认为此二人可信，先后提拔，但这二人却担心，若与辽军进行总决战，万一惨败，自己将遭受抄家灭族之祸，所以过于谨慎，以至于畏怯。澶渊之盟签订后，王超同样遭受了惩处，并没有捞到什么便宜。此前，王超虽然在唐河阻挡辽军成功，不过按《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他也吃了些小亏，“始，超之败也，人心震摇，行营都监李允则劝超衰绖向师而哭，以解众忿，复促超整师以进，上知之，赐允则诏书褒励焉”。显然，王超担心移师过程中遭受辽军突袭，所以畏敌如虎，迟迟不肯行动。宋真宗在恐惧下慌忙答应议和，所以我们也无从得知王超的真实想法了。

事实上，当时的北宋王朝，并非没有能胜任河北方面之寄的能臣宿将。除了曾经两次击败耶律休哥的国舅李继隆之外，遂城羊山之战的头号功臣魏能，以“锐于追袭”著称的李继宣，甚至宦官将军秦翰和在土墱寨之战以少胜多击破辽军的统兵文官张齐贤，军事能力都远在傅潜、王超之上。

然而，缺乏安全感的宋真宗信任有册立之功的傅潜、王超，先后导致了裴村之战、望都之战两次大型军事灾难。真宗朝前期的宋辽战争中，虽然宋军也有遂城羊山之战的大胜，但总体上被辽军所压制，畏辽情绪的蔓延直接导致了澶州之役中纵深防御、包围反击战略的功亏一篑。

澶州之战的局势，其实与太宗朝第一次北伐中的幽州之战颇有相似之处。幽州之战，宋军被韩德让和耶律学古从城中杀出，中心开花。澶州城中的真宗皇帝畏敌如虎，顶多能让士卒从城上射箭，不敢派兵从城内杀出，造成中心开花的效果，加上王超的延挨，胆小如鼠的宋真宗最终与大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澶渊之盟。而萧太后在此役中的沉着冷静，对攻心战术的成功运用，则是辽军获利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