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卫青、霍去病都是活跃在汉武帝时期的著名将领，然而三人的生前际遇却判若云泥，卫、霍二人平步青云，封侯拜将，李广一生征战却徒留难封之叹。世人常将此归咎于天意，但此事背后的所谓“天意”，其实是一场长期被世人忽视的骑兵技术革命。

汉帝国骑兵直接传承于秦骑兵，由秦将李必、骆甲辅佐灌婴建立。直至汉武帝早期，汉骑兵在战术上依然以学习匈奴战术为主，如韩嫣就因熟悉匈奴战术受到重用；兵源上则以与游牧民族有长期接触的边民即六郡良家子为主，并大量招募楼烦等北方游牧部族为辅。因为历史传承和长期高密度的信息交流，此一时期的中原和匈奴骑兵可视为一体进行讨论，且可相互印证。我们以《六韬》为基础进行讨论，此书最早见于临沂银雀山汉墓，普遍认为至少在西汉前期已广泛流传，因此可通过此书来研究先秦至西汉前期的骑兵技术。

书中给骑兵的战术定位是“军之伺候”，即典型的轻骑兵。攻击手段上则强调“能驰骑彀射，前后左右”，即以骑射为主。战场运用方面，指近战的“陷”在书中仅出现过两次，其中一次还是协同车兵冲锋。主要战法则是“薄”和“翼”，即贴近射击。总而言之，此一时期的中原骑兵为一支骑射为主的轻骑兵部队。匈奴骑兵据《史记》记载：“士力能毌弓(2)，尽为甲骑”“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需要指出是：这里的“甲骑”应当是（轻）骑兵的泛指，而不是像后世那样常用来指代重骑兵。

对此我们除了可结合《史记》原文中对匈奴骑射能力的强调来推测以外，还可引晁错的《言兵事疏》为证：“且驰且射”为“匈奴之长技”，而“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坚甲利刃，长短相杂”“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则都是汉家长技。可见，在汉代人的认识中，匈奴骑兵是一支擅长骑射而不擅长正面冲突和近距离格斗且甲胄上处于劣势的轻骑兵部队，绝非重骑兵。

综合以上论述，我们大体可认为先秦至西汉早期的中原和草原骑兵是一支以弓箭远程打击为主，只配备一些短兵器，较少进行近距离格斗的轻骑兵部队。

而飞将军李广则可以说是当时骑兵将领的巅峰代表。他出身于当时的骑兵世家：“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世世受射”。自身天赋异禀：“为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个人武力值爆表：既有单杀三个匈奴射雕者的名震当世的战绩，也有“醉没石棱”的千古风流佳话。将略方面：“广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虽然部队纪律性不强，但却能充分发挥骑兵的侦察作用，且能用个人魅力代替纪律，使士卒勇于战斗。对于这一用兵特点，学者一般认为是李广个人性格决定的。但这也很可能是因为，此一时期中原骑兵基本是在模仿草原骑兵，因而也受到了他们缺乏纪律等习惯的影响。只是在李广这样一个近似于草原英雄形象的将领手中，这样的军队特点彰显得更加鲜明。

然而，在这种极度依赖士兵单兵素质的传统轻骑兵作战模式下，纵使李广本人才气天下无双，中原骑兵终究弱于“射猎禽兽为生业”的匈奴骑兵。依托城市和车步兵打打防御战尚可，一旦主动进攻则难免失败。元光六年（前129年）的龙城之役即是以李广为代表的老式将领为主导，结果遭遇惨败，四万大军折损两万。

为了扭转颓势，汉武帝大胆起用龙城之役中唯一小胜的卫青等年轻将领，开始了一场大胆的骑兵改革，将步兵注重纪律的传统引入骑兵并大规模使用近战冲击战术代替传统骑射战术，从而一举扭转了战争局势。

这一变革在史料上也有所体现，以《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为例，据统计，凡是涉及战斗细节的描写，均出现有“斩”“诛”“合短兵”“纷挐”(3)等指代近战格斗的字词，明显不同于《匈奴列传》与《李将军列传》中对骑射的侧重描写。如此遣词不应视为偶然，当是太史公有意为之。

从出土文物上看，秦骑兵俑的手部均呈横握姿势，这一姿势被认为是用来持短兵器的，而汉俑手部则发现有竖握的姿势。汉代骑兵具体使用的兵器是骑戟，虽然“骑戟”一词最早要到东汉孙家村汉简上才出现，但盱眙东阳西汉墓和临淄西汉齐王墓中已分别有全长2.49米和全长2.9米的马戟实物出土，长度短于同时代全长3～5米的步戟，但远长于匈奴骑兵1.5米的铤，适合马上冲击作战。孙家寨等汉墓出土的石画像中则绘有中原骑兵执戟击杀匈奴骑兵的图样，说明在东汉时，持戟冲击骑兵和骑射骑兵已成为中原骑兵和游牧骑兵的代表性符号，进而说明在东汉之前冲击战术已在中原骑兵中有大规模长时间的运用。这也侧面印证了上述变革。

冲击骑兵取胜的奥秘，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讨论。

从宏观层面来说，战斗胜负的本质就是能否向对方进行更多的有效能量输出。放到现代来说就是火力强精度高的一方取胜，而对于古代来说，比的就是能量输出的有效率，在冷兵器时代，近战兵种要优于远程，所谓“三箭不如一刀，三刀不如一枪”。

具体到汉匈战争上，常理而言，在没有马镫的加持下，一旦进入相持格斗，理应是马术更好的匈奴更占优势，但实际却是汉军取胜，那么汉军是如何取胜的呢？

其一在于组织纪律。迫使士兵进行残酷的近战格斗需要更严格的纪律，因为生产资料的可移动性，游牧帝国首领对于可以用脚投票的部属难以形成皇帝式的权威。而即使是在占据西域绿洲经济区的全盛期，匈奴单于也只能“斩首虏赐一卮酒”，没有足够的物质基础去约束部众。因此，可以合理推测，面对汉军骑兵的列队冲锋，匈奴骑兵往往是出于本能转身逃跑，《史记》中也有对于匈奴“不羞遁走”的作战习惯的记载，因此汉军骑兵往往是进行追击作战，从而能打出漂亮的战损比。

其二在于冶金技术的发展，这一点更为重要。我国古代独有的竖炉炼铁法，是由春秋战国时的地炉法发展而来，至汉朝冶金技术已取得了对于块炼法的绝对优势。汉武帝时期，全国设铁官49处，仅古荥镇一处高炉，积铁每块质量即达20吨以上。而巨大的铁产量则为优质铸铁脱碳钢的生产提供了保障。古罗马作家普林尼在其《自然史》中记载有“铁的种类多而又多，但没一种能和中国来的钢相媲美”。汉帝国有能力为其骑兵大规模装备铁甲和性能超过匈奴短剑的环首刀铁甲，这就扭转了在近战缠斗时双方的战力对比。

如果排除以上两个因素，在匈奴人作战意志比较坚决，装备又比较精良的情况下，则双方“杀伤大当”，如漠北决战卫青与匈奴本部的会战。这从反面印证了此观点。

在历史的变革关头，卫青和霍去病这样起自寒微、没有背景传承的人，往往更容易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没有传承，同时也意味着没有包袱和束缚。像霍去病，更是明确拒绝学习“孙吴兵法”，不拘泥于传统，反而散发出了更耀眼的光芒。而骑将世家出身的李广，纵然才气天下无双，达到了传统骑兵将领的巅峰水准，但因错过历史潮流，只能无奈成为时代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