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控力》的作者凯利·麦格尼格尔曾说过，一个人在自我放纵的时候，如果放纵的东西或者事项和品德高尚的元素一起出现，那么这些高尚的元素就会成为个人放纵行为的动机，而具有光环效应。按照麦格尼格尔的说法，一个人平时喜欢发脾气，常常会让人觉得很尴尬、很厌恶。可如果一个人打着为社会公理发声的口号，那么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对那些品行不端的人大发脾气。

情绪的失控和选择往往和这一类社会文化有一定的关联，比如，语言和暴力之间就存在很多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联系。科罗拉多大学心理学教授O.J.哈维重点研究了这一课题。为了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关联性，他特意从许多国家的文学作品中随机节选了一些篇章，并对涉及道德评判的相关词语的使用频率进行精确统计。结果发现，人们对涉及道德评判词汇的使用次数越多，暴力事件出现的次数也就越多。

O.J.哈维发现这和人们的思维定式息息相关。比如，很多人在看人的时候习惯性地给别人贴上“好人”或者“坏人”的标签，将“坏人”当成打击的对象。在他们看来，坏人需要接受惩罚，这一点在电视和电影中表现得最明显。很多人都喜欢看超级英雄的电影，喜欢看超级英雄最后暴打反派的场景，喜欢看主人公惩治坏人或者杀死坏人的画面。对观众来说，暴力打压坏人是正义之举，因此，这个时候他们的情绪最为激动，而且最容易产生仇视心理和报复心理。电视节目和电影也乐于将这些剧情设定为**，确保能够吸引观众的注意。

这一类暴力思维和情绪失控的现象，往往体现了人们的价值需求。而价值判断会成为道德判断中的重要一环，甚至直接替代道德判断，这个时候文化就会影响人们的判断和行为表现。这种现象在生活中也很常见，而且容易滋生一些不法行为。比如，一些人为了纠正他人的错误行为，可能会扛着道德的旗帜做一些法律不允许的事情。

有个人在公共场合吸烟，结果被其他人扇了几个耳光；有个人因为出国定居而被一群爱国人士攻击为“叛徒”；还有一些人因为看不惯乞丐当街行骗而将对方打成重伤。这些行为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畸形的、扭曲的价值观，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施暴者会借助道德、价值观上的光环来遮掩自己拙劣和丑陋的行径，会借助光环为自己的情绪发作做掩护。

吕先生是一家公司的副总，2009年的时候，公司中的某个部门主管被爆出轨，以致影响了工作状态。吕先生站出来指责对方缺乏最基本的道德和伦理，并且连续三天都在公司里通报这个主管的错误。不仅如此，他直接在全体职工大会上斥责对方是“人渣”，是一个没有任何责任心的社会败类，他还将对方的工作表现描述得一无是处。

在一通指责之后，吕先生的行为很快引起了公司总部的关注，董事会成员通过决议，直接开除了吕先生。他们认为吕先生身为高层领导，不应该对员工的生活进行过多干涉，也不应该大张旗鼓地对员工进行批判，这样的表现显然不符合一个副总的身份，也不符合公司的宗旨。

那些试图借助光环来胡乱发脾气的人，往往会因为这种拙劣的表现遭到他人的反感。批评和指正他人身上的错误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因为他人处于舆论和道德的不利位置，就直接动用精神暴力，或者直接对对方进行不合情理的打压，往往就超出了正常惩戒的范畴，也超出了惩戒者的权力范畴。

那些看不惯并且想要批评犯错者的人，首先应该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看看自己是否有权利对对方进行指责和批评。这种权利往往和双方的关系及自身的社会地位相关。比如，对那些损坏公物的人，人人都有权利提出批评，都有权利监督和约束他人的不当行为。对犯了错误的下级，上级也可以利用自身的职责和权力进行警告和惩罚，但是，对一些超出自己权限范围的事情，则要注意克制自己的行为。

其次，要注意克制自己的情绪，不要将惩罚作为唯一手段。在他人犯错的时候，应该先使用一些和缓的方式引导对方做出改变，为对方指引正确的方向，使对方产生正确的认知。而不要动不动就施加压力，或者采取一些激进的惩罚方式，甚至采取暴力威胁。克制自己的情绪，然后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犯错者，去与对方沟通，这是抑制冲突爆发，减少个人不当行为的重要方法。

最后要注意批判的力度。简单来说，最好能够就事论事，避免做一些超出常规范围外的举动。凡事要依据对方的犯错程度，对方的情绪表现和态度进行相对应的批判或者惩罚。要知道，批判或者惩罚的目的不是给对方一点儿警告，或者让对方难堪，而是让他们意识到错误，并且尽快改正过来。

那些喜欢打着正义的、道德的旗帜批判他人的人，应该尽快摆脱这些错误的想法，摆脱光环效应对自身情绪的控制。只有用心去感受事物的真实状态，合理评判他人的行为，才能够做出最公平的裁决，才能避免以一种正义的姿态将自己推入暴力的旋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