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国的巨大惯性一直延续到了清代，李光地为康熙帝讲解《春秋》，用的底本就是胡安国的《春秋传》，经筵讲义汇编成书，即清代官学著作《日讲春秋解义》。这些春秋大义是儒臣讲给皇帝听的，重义理而轻章句，到底《春秋》仍被看作是孔子垂法万世的政治哲学，即康熙序言里所谓的“帝王经世之大法，史外传心之要典”。但是，对《春秋》这部圣人大经，康熙帝学得越深，疑惑也就越大：一是越发感觉那些所谓微言大义太离谱了，什么凡例、变例，什么称人以名还是称人以爵，怎么看怎么觉得支离琐碎、穿凿附会；二是康熙帝对程朱之学的兴趣越来越浓，而越是欣赏朱熹的平实之论，就越是不满胡安国的空疏作风；再有就是发现胡力主“尊王攘夷”，“尊王”倒是好的，可“攘夷”实在大触自家霉头。

所以，终康熙一世，《日讲春秋解义》并未刊行，而在康熙帝晚年刊行了一部《春秋传说汇纂》，书中虽然出于对传统的尊重而把胡安国的《春秋传》列于“三传”之后，却对胡氏之说做了很大的删改——“攘夷”从此变成禁区。

康熙帝为《春秋传说汇纂》所作的序言里，批评了那些宗胡学者的在穿凿附会方面的不懈努力，他们研究得越深，也就离经义越远，而这部《汇纂》以“三传”加《胡传》为主，以集说为辅，凡有悖于经、传的就删而不录。康熙帝这个标准，听起来倒很公允，但实行起来有一个很大的难度：历代经学歧说那么多，经师们各执己见，但到底谁的意见才是合于《春秋》本旨的，始终都说不清。康熙帝自己也清楚这点，接下来说：司马迁曾说孔子门下的“七十子”通过口传心授学习《春秋》，每个人的理解都不相同，在当时就没有形成定论，所此说来，后儒在千百年之后揣摩孔子的笔削之意实在太过困难了。

康熙帝毫不讳言探求《春秋》本旨“不亦难乎”，说这部《春秋传说汇纂》只是退而求其次，辨之详、取之慎，争取能对属辞比事之教有些助益而已。

康熙帝这么说，虽然可以看作是一定程度的自谦，但显然也明白承认了《春秋》所蕴含的孔子真义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被发现了。

康熙帝这个说法为官学定了调子，但人们对破解《春秋》密码的热情依然不减。即便“名弧石勒诛，触眇符生戮”，文字狱把许多学者驱赶进了训诂考据的天地，但依然不乏有人立意以训诂考据的方式来为经典解码。这部分是因为文字狱的威力被过分夸大了，毕竟社会结构决定社会意识，思想钳制是专制体制的伴生物，是权力集中度的函数，只要专制尚在，思想钳制就在。而满清虽然以君主个人的高度专制著称，但正如朱维铮说：“由于满洲君主贵族始终只信仰庇佑过自己祖先的守护神，提倡理学只是作为一种统治术，一种把‘以夷制夷’的传统策略反向运用的‘以汉制汉’的特殊手段，并且毫不掩饰他们对于手段本身的疑忌和滥用，因此他们对于经学的异端，非但难得用权力予以制裁，反而经常以纵容或者鼓励来显示自己对于奴隶们一视同仁的宽厚，当然要以奴隶不得冒犯主子作为条件。清朝的文字狱，打击的重点倒是溺于道统正统之类理学说教的迂夫子，便从反面递送了容忍异端及其限度的信息。正因如此，在君主高度专制的清朝，反而出现了对传统的经学诸形态逐一予以怀疑和否定的活跃思潮。”

求是之风及于史学，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甚至明确反对史家一贯的褒贬传统，而另一方面，即便是训诂考据，也并非仅仅只是训诂考据而已，如惠栋所谓“经之义存乎训”的宗旨，很多时候训诂考据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永远是亘古相传的那四个字：通经致用，尽管纯粹的训诂派也占有一方势力。

《韩诗外传》释儒为“不易之术也”，释六经为“千举万变，其道不穷”，《纯长子枝语》谓“儒为有道术之称”。归根到底，经学总在秉承着西汉传统，是术而非学，任凭世界千变万化，儒者也能从六经当中找出解决方案。如果经学从实用政治学走向象牙塔里的纯学术，这应该算是一种令人痛心疾首的倒退，如颜元所谓：“吾儒之学，以经世为宗，自传久而谬，一变训诂，再变词艺，而儒名存实亡矣。”

训诂也好，词艺也罢，总该为经世服务。即如四库馆臣也提出过经之义理要基于训诂、史学褒贬要基于事实的主张。经学作为政治学，经义之中自须体现大道，学者若把训诂打通则大道不待求而自现——王鸣盛为此作过一个比喻，说人想食甘，到市场上去买叫作甘的东西，遍寻而不获，而买了块糖吃则甘味自现。考据与治道的关系便是如此，此为一代之风气使然，如戴震曾论义理与训诂之关系，认为从字义之考据出发可以循序而上达于道，之所以要细之又细，因为圣人之道“毫厘不可有差”。这般义理，并非宋儒西铭、太极之类的想象，而是自我得之，自实处得之。戴又论到当时人们常说：“经学有汉儒之经学，还有宋儒之经学，前者主攻训诂，后者主攻义理。”这确实是清代的常论，当时的学者大多轻视宋学而推尊汉学，反对宋人的空谈心性，甚至如冯班所谓“读书不可先读宋人文字”。而戴震说这个说法不合情理。所谓主攻义理，难道就可以抛弃经文于不顾而凭空猜想吗？如果这样也可以，那人人都可以穿凿附会，这对经学有什么好处？凭空猜想的办法是行不通的，求义理只能求之于古经，而古经距离我们时代太远，难以索解，所以才需要求之于训诂。只要把训诂工作搞通了，古代经文的意思也就会被搞通，圣人的义理也就会明白无误地显露出来，自心与之暗合的地方也自然会因之而明朗。

持此论者远非戴震一人。龚自珍解释孔子所谓的“正名”，从外祖父段玉裁的训诂考据入手，认为小学是上达之本——古人八岁入小学，学习六书九数、洒扫进退的基本功课；十五岁入大学，学习正心诚意、修齐治平（按：龚论所本之史料是有些歧义的）；壮年为公侯、卿大夫，治理国家。但后世小学遭废，童子才入私塾就学习治理天下的大道理，要么就学深刻玄奥的性命至理，至于六书九数的基本功，一辈子也接触不到。

龚自珍对这种情况非常忧虑，认为小学基本功若不恢复，治学便容易流于空疏，上达无本。于是，小学训诂并不仅仅是章句之学，其目标仍是终极大义，只不过要从基本功重新入手而已。

话虽如此，但我们难免会想：历代学者已经解读出如此之多的《春秋》本旨了，到了清代，难道还会有多少可供发挥的空间吗？当然还是有的，正如纳兰成德的感叹：“呜呼，圣人之志，不明于后世久矣。”清代诸多欲明圣人之志的努力在前文已经多有所述，这里再从经师们对克段一事的新一轮阐释来略窥端倪。

1.严启隆

严启隆《春秋传注》认为“克段于鄢”并不是孔子的特笔，而是郑国的告词。方苞也有过类似的说法，认为外大夫公子出奔这种事定然没少发生，《春秋》之所以在隐、庄、桓、闵、僖五公近百年间别无记载，要么是该国未告，要么是有告而鲁史未书。而严启隆的意思是，郑国发生了叔段出奔一事之后，通告了鲁国，文件上就是这么写的，《春秋》也是原样照抄。这是严对《春秋》的一个总体认识：《春秋》一字一句全是鲁史旧文，完全没经过孔子删削。四库馆臣推测他是深厌旧说之穿凿，要将之一扫而空，但又有些矫枉过正，走到另一个极端了。

那么，依照鲁史旧文的这一公设，既然克段一句只是郑国的告词，自然不会有什么责备郑庄公的所谓深意。这事很好理解：郑国既然把这件事通报邻国，自然把过错记在叔段的头上；既然把叔段当作罪犯，自然不称弟、不称公子，以示与罪犯断绝亲属关系；用“克”字是表示郑庄公的军事行动属于平乱性质。

严启隆的解释还算朴实无华，接下来又发挥道：孔子作《春秋》，本于鲁史旧文，他批评郑庄公不假，但批评是落在别的地方。孔子曾经说过：“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而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情况就是从郑庄公开始的。当时，周王室虽然衰落，但王纲依然未解，郑国和周王室的关系本来就很近，而以郑庄公的雄才大略，如果能够一心尊奉周天子，自然有能力使得周室复兴，使礼乐征伐还归天子。但郑庄公没这么做，而是今天攻打卫国，明天攻打宋国，拉帮结派，斗争不止，甚至还把周天子给射伤了。如果不是郑庄公这么乱搞，哪能由此就开启春秋之乱世？溯本求源，郑庄公就是从克段开始才越搞越不像话的。有了克段之事，才有了后来伐卫；有了伐卫，才有了后来的东门之役……环环相扣，愈演愈烈。而孔子作《春秋》，对外国的材料却只是原文照录而已，前人有认为孔子在克段这事上特别强调兄弟之义，这是不对的。孔子批评郑庄公并不是因为克段这件事，批评克段这件事也不是在“郑伯克段于鄢”这条记载里——这段文字应该就是郑伯赴告的原文记录。

严的分析是从周代史书体例入手的，立论基础是《左传·隐公十一年》的“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这是东周时代的国际惯例。《春秋·隐公十一年》对本年冬天只记载了一件事，就是鲁隐公去世，但《左传》说在同一时间还发生了一件事，而且是一件大事，就是郑庄公攻打宋国，把宋国杀得大败。但是，这样大的一件事为什么《春秋》不加记载？《左传》的说法是：这件事虽然很大，但宋国并没有通报鲁国，所以鲁国史官也就不做记录。不仅如此，就算是战事大到灭国的地步，只要被灭亡的国家不来通报战败，胜利国也不来通报战胜，史官都不会记录在策的。

对克段这条记载，传统的经典解释是史料原文并非如此，是经过孔子改定才成了现在这样，孔子的改定之处也就是《春秋》深意之所在，而严启隆代表的是相反一派的意见，以《左传》为据，认为史料原文如此，孔子并未删改。这问题是立论的一大基石，但到底哪块基石才是可靠的却说不太清，所以，以严谨的眼光来看，这两派的不同基石也就只能被看作两种不同的公理体系，不过，除了被当作公理之外，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2.毛奇龄、万斯大

再来看看毛奇龄的《春秋条贯》。关于毛奇龄，在前文已经有过一些介绍，此人用力既勤，见解也新，但学风不是很好，讨论起学术问题来经常夹枪带棒的，又很有几分偏执的气质。时人称他“好辨善訾”，梁启超甚至把他列为学界四大蟊贼之一。

毛奇龄对《春秋》提出过一个很新奇的简书与策书之别（已略见前述）：《春秋》是所谓简书，内容只是一个题头，或者说是索引；《左传》则是策书，详记事件的经过。孔子修《春秋》是以简书为底本，左丘明作《左传》则是以策书为底本。

简书的内容不能算是大纲，因为大纲会囊括事件的所有要点，而题头或索引主要起到一个分门别类的作用——毛奇龄称之为“籖题”，通过籖题可以去找相应的策书来了解事件的详细经过。比如《春秋》中同样一个“公如晋”，查《左传·成公十八年》的“公如晋”是朝见晋国新即位的国君，而查《左传·哀公元年》的“公如晋”，是说鲁国因为新立了国君而去朝会晋君。（按：毛奇龄这里可能有误，哀公元年并无此事。）这样一来，那些微言大义也就纷纷没了着落。

于是，按照简书与策书之别，毛奇龄解释克段道：《春秋》称“克”，大概是称赞郑庄公虽然打败了叔段却不杀他。《公羊传》和《穀梁传》没见过策书，所以误以为郑庄公杀了叔段。庄公不是什么好人，他后来置姜氏于城颍，又在繻葛之战中射伤了周天子的肩膀，劣迹昭彰，但克段这件事却是做得对的，这一节在兄弟人伦的意义上“可补周公诛管、蔡，季友鸩叔牙、缢仲庆父成法之变”。《春秋》开卷就写这件事，是为处理兄弟关系的情况树立一个典范。《春秋》并没有因为郑庄公的一贯劣迹而抹杀这一点儿善行。

有人问道：“姜氏想要除掉庄公，这与《春秋》后文里宋襄夫人杀宋昭公的罪过相同，为什么说庄公置姜氏于城颍就做得不对？”回答是：“姜氏确实有罪，但别人可以惩治她，庄公却不可以惩治她。就像鲁庄姜氏弑杀子般，齐国抓了她，可以杀掉，但鲁闵公和鲁僖公却不能杀她。幸好郑庄公悔悟得早。后儒总是对庄公养成弟恶之后痛下杀手的作风深恶痛绝，这都是因为误信了《公羊传》和《穀梁传》，以为庄公杀了叔段。如果知道庄公没杀叔段，对他此前的所作所为也就可以谅解了。《徐仲山日记》里说道：‘世人因为郑庄公要等叔段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那种养成弟恶的态度而责备他，其实这是讲不通的。如果庄公真听了公子吕的话，马上起兵除掉叔段，这分明是无故而杀弟，就算拿公羊家君亲无将的理论来为庄公开解，恐怕也很牵强。’”

毛奇龄很为郑庄公鸣不平，说连周公那样的圣人都没能教育好管叔和蔡叔这两个弟弟，最后还是不得已杀了他们，又何必讥刺郑庄公的“失教”？况且庄公最后也还留了叔段一命。尤其是胡安国，既然知道庄公没杀叔段，却还是深文周纳，说庄公怕叔段威胁到自己，所以处心积虑，一定要等叔段失败，好断绝他的属籍，使他不能再在郑国落脚。但是，如果庄公真的绝了叔段的属籍，按当时的惯例自会斥其氏、灭其族、不立其后，但从后文来看，郑庄公明明没这样做。

为郑庄公说好话的人不多，毛奇龄就是其中一个，而且既讲情理，又讲证据，并不显得穿凿。只是，简书与策书之说是否站得住脚，这还不能遽下定论。

万斯大也是为郑庄公辩护的，他在《学春秋随笔》里批评先儒：你们都说庄公故意养成叔段之恶，难道说庄公在封京邑给叔段的时候就盘算到了后来发生的一切？这里边的变数实在太多了。设若叔段起兵的时候庄公没能发觉，或者庄公讨伐叔段的时候京邑之人并没有背叛叔段，甚至帮助打败了庄公，那叔段就该做郑国的新君了。最笨的人也不会这么做，难道郑庄公这样的聪明人就会这样做吗？庄公要是真有杀弟之心，在姜氏请封制地的时候就可以把制地给他，这样不是更方便下手吗？

其实从庄公即位到克段于鄢，只要把这之间的时间算清楚，就很容易相信万斯大的看法。毕竟长达二十多年的长远谋划，事事合符合节，这有些高看人类的能力了。但这也只是揆诸人情罢了，过硬的证据是很难找到的。

3.李塨

有揆诸人情的，也有揆诸世变的，李塨的《春秋传注》又开启了一个思路：到了春秋时代，封建制度已经沿袭很久了，人伦之变发生了很多，而其中的首祸就是兄弟相继。鲁国有鲁桓公谋杀哥哥鲁隐公，齐国有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即后来的齐桓公）的争位，郑国有公子忽和公子突（两人都是郑庄公的儿子）的相残……每个邦国里都有这种事情。就算有些兄弟之间会发扬风格而让位，比如宋宣公和吴王诸樊，最后也会演变成弑戮的局面。至于其他以子弑父、以臣弑君，友邦之间互相残杀，种种人伦惨剧数不胜数。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封建制度下，官位、爵位大多都是世袭的，很容易造成你争我抢的局面，而在秦代之后，改封建为郡县，世官和世禄都取消了，官爵和俸禄全由中央朝廷予取予夺，大家想争也没法去争了，弑逆之祸反而比三代要少。所以说封建制度不能再行于后世了。

封建与郡县的利弊，自汉至唐，争论已经很多了，柳宗元《封建论》一出，基本上给这个问题定了调子。后来苏轼补充了几句，说封建时代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互残杀的事情都是出于袭封争位的缘故，三代圣人以礼乐教化天下，收效显著，但就这样也终于禁止不住愈演愈烈的篡弑之祸。再看看汉代以来的情况，君臣父子互相残杀的事情还是很多，但事情都发生在诸侯王子孙身上，而卿大夫因为没有了世袭，也就没有了这种情况。近世不再有封建制度了，这种人伦惨剧也就基本绝迹了。这都是自内来说，直到黄宗羲感于外侮，才以新视角重论封建，这是后话。

李塨的见解并没有超过苏轼太多，说得也不如苏轼清楚。他对封建制的看法要详见于《书习斋存治编后》，并不是象牙塔上的玄想，而是有的放矢，针对老师颜元欲从三代的井田、封建中寻求政治改革的见解而来。但是，这个问题此刻被放在《春秋》解经的文字中提出来，却难免让人怀疑所谓孔子“万世垂法”的有效性。封建与郡县的利弊到了柳宗元、苏轼以后便没有太大的争议了，但显而易见的是：生活在春秋时代的孔子应该是没有废封建、改郡县的前卫观念的。恰恰相反，孔子推尊周公，而周公正是周初封建的设计师与执行人；孔子要克己复礼，而所谓周礼又是完全依附于周代封建的社会结构与宗法秩序之上的。但孔子又不可能犯错，学者们也只能在各自的时代背景之下做出各自的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