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李贽问题

清代经学，还有种种丰富多彩的地方，既有考据上的争锋，也有公羊义理的复兴，这里不再多作引述。仅从以上罗列过的历代学人对克段一案的纷繁解说而对经学的发展略作管窥。到此，争议不但没有了解，反而愈演愈烈，既有今文、古文之争，也有理学、心学之争，又有汉学、宋学之争……至于所谓圣人真意、《春秋》本旨，永远都在五里雾中，让人越看就越看不清楚。

不同的“修正主义”轮番上台，但往往打扮成“原教旨主义”的形象，虽然真正的“原教旨”也许我们永远不得而知。

在五花八门的阐释中，离经叛道的声音也时有耳闻。早在明代，狂生李贽在《童心说》里不羁地议论过：所谓六经、《论语》《孟子》之类，若非史官和臣子们的夸大其词，便是笨蛋徒弟们零星片断的笔记和回忆，等整理成书之后，后人不察，还以为书中内容都是出自圣人之口，于是尊之为经，哪里知道其中一多半恐怕都不是圣人的话。退一步说，就算真的都是圣人之言，圣人当初也只是对一时一事有感而发的，哪里就成了万世不移之法？

李贽说话经常带着几分侠气，把异端见解表达得更加异端，不过，就人之常情而言，单纯的事实总不如观念上的事实更加容易流传——例如，彭乘在《墨客挥犀》里做过这样两个小小的考证：杜牧的《华清宫诗》有个名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但考之史料，唐玄宗总是在十月到来年开春这段时间住在骊山，从来没在六月住过，而荔枝要到盛夏才熟，杜牧诗意虽好却与事实不符；再有，杜牧的《阿房宫赋》传为千古名文，把阿房宫里的生活写得有如亲见，但事实上秦始皇从没在阿房宫住过。

杜牧这是用虚构表达了真实，用虚构的事实表达了真实的特质。这也符合现代心理学的结论：当有人问你，你的某个朋友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一般不会去一件件地叙述你所能记起的他的种种行为，而只会用表示特质的语言来描述他，比如他很友善，很乐于帮助别人，等等。你对他的许多事情都记错了，或者和别的事情混淆了，但你对他越是熟悉，就越是容易自动地对他做出特质推论，而特质推论有时又会让你回忆起看似真实而其实仅仅是“合理”的事实，并且为之赋予意义，用一致性加以整合——或许就像杜牧的例子那样。

2.修昔底德的虚构与瑞格瑞格的故事

文笔如此，史笔亦然。我们看到历代经学家分析克段事，《左传》中姜氏如何说、庄公如何说，都成为他们立论的基础，然而通观《左传》，那些密室之私谈、孑身之感叹，透露出了一个相当致命的问题：这些话到底谁听见了，谁又记下了？这显见是执笔之人代人拟言，完全是小说的风格。在这个问题上，古老的修昔底德在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时候对写作方法的一段自述对我们应该是有一些参考价值的：“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我利用了一些现成的演说词，有些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发表的，有些是在战争时期中发表的。我亲自听到的演说词中的确实词句，我很难记得了，从各种来源告诉我的人也觉得有同样的困难；所以我的方法是这样的：一方面尽量保持实际上所讲的话的大意，同时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语来。”

修昔底德坦诚地交代了自己的书写方法，那么在我们的眼里，这样的书写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称作“真实”？

“真实”总是有很多种形态，用时下的观念来理解古老的传说也是一种最常见不过的形态，经学的流变已经让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最后，容我转述吉尔兹在《地方性知识：从比较的观点看事实和法律》一文中的一件趣事：事情发生在1958年南太平洋的巴厘岛上，起因很简单：瑞格瑞格的妻子跟别的男人跑了。瑞格瑞格向本村的村委会求助，希望把妻子弄回来。这个村委会大约由一百三十名男子组成，每三十五天召开一次决定本村事务的会议。虽然村委会里的每个人都同情他的不幸，却也很清楚这类事情并不在村委会的管辖之内，而是该交由当事人的亲族处理的。但瑞格瑞格的亲族也帮不上忙，因为他们实在太弱小了。

瑞格瑞格在郁闷的情绪里越陷越深。七八个月之后，一件重要的政治任务降临在他的头上：村委会的首领共有五人，每个人任期三年，任期的轮换是自动的，轮到谁的头上谁就必须去做，不得推辞，也不得玩忽职守，否则就会招来天降的灾难。现在，这个幸运或不幸的首领任期恰好落到了瑞格瑞格的头上。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情绪沮丧的瑞格瑞格居然拒绝就任——村委会首领的职务居然有人拒绝，这是所有人都没遇到过的事情。拒绝就任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村子，甚至等于放弃了人类，你就会失去房屋和土地（因为那是属于村子所有的），成为一个流浪者。你还会失去进入本村庙宇的资格，这便割断了与神的联系，你当然也失去了政治权利，失去了身份等级，失去了所有的社会关系。这是规矩，严格的规矩。

但大家还是很想把瑞格瑞格“挽救”回来的。在后来的几个月里，村委会为此召开了六次特别会议，要让瑞格瑞格回心转意。不仅如此，朋友们还去找他通宵谈话，族人们也不厌其烦地软硬兼施。当一切的努力终告失败之后，村委会终于开除了他，亲族也开除了他，被妻子抛弃了的瑞格瑞格终于被所有人抛弃了。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但我的转述就结束在这里了。瑞格瑞格所生活的这个颇有原始风格的村子是很有一些代表性的。如果我们把瑞格瑞格的村子假想到几千年之前，在漫长的社会进程中，人们又会怎样传说和解读瑞格瑞格的故事呢？他会是许由，还是伯夷、叔齐？

回顾经学史上种种的翻云覆雨、此起彼落，人们一方面借着对旧有的经典文本的解读，借着对古老历史的虚构而诞生出种种新的思想，一方面也因此而产生了太多的争执和太多的拘泥。至于后者，正如王守仁的一首《碧霞池夜坐》：

一雨秋凉入夜新，池边孤月倍精神。

潜鱼水底传心诀，栖鸟枝头说道真。

莫谓天机非嗜欲，须知万物是吾身。

无端礼乐纷纷起，谁与青天扫宿尘？

时值明代著名的“大礼议”波澜乍起，新皇帝是该称生父为父亲还是叔父，这个看似荒谬的问题陆续使百余大臣下狱，使十余人死于廷杖。作为精通礼学的名人，王守仁对此事竟然不置一词，个中原委，大约在这首诗中可以窥见一二。至于前者，质疑、推翻、重建、再质疑……从来没有过一个固定的儒学，也没有过一家固定的儒家思想。作为一门政治哲学，时局既变，儒学也总是应时而变。它虽然是本土学术，却不是、也不甘于只是一门地区性知识。从这层意义上说，它绝不是相对于西学的所谓国学，毕竟“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这段话出自梁启超的《论不变法之害》，而正是在这个时候，经学的历史便基本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