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经学的喑哑期，思想高度统一了，难免会失去一些活力。顾炎武描述这一时代的风气：自宋末至明初，是经学人才鼎盛的时期，接下来就是八股文大行而古学因此荒废，官定的《四书五经大全》统一思想而经学因此衰亡，方孝孺被诛十族而臣子的节操自此而变。洪武、永乐之间实在是世道升降的一个转捩点。

顾生当明清易代的乱世，萦绕于心的难免是明朝败亡的原因。他也和当时许多汉人知识分子一样把这个原因追溯到了明朝初期的洪武、永乐年间：八股取士和《四书五经大全》分别从形式和内容上统一了思想，杀方孝孺十族为世人展示了骨鲠之臣的悲剧下场，前者利诱，后者威逼，人才奴才化似乎便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了。人才更关心理想，奴才更关心活命，这也是人之常情。

甲申变后，南明弘光小朝廷瑟缩南京，在为时不过一年的统治里，诸多政治举措屡屡遭到时人乃至后人的诟病，被誉为德政的大约只有一项，即恢复建文年号，补谥逊国文臣。这一补谥就一下子补谥了七十五人，方孝孺名列第一，被谥为文正，这是文臣的最高荣誉了。此时距离当初的靖难之变，经历了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十五代明皇世系，历时已愈二百年。

虽然这个补谥工作很有几分仓促上马的嫌疑，但考虑到当时强敌环伺的动**时局，即便补谥有些错误也并非不可原谅，然而，由强敌环伺这一实情所引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何在这样火烧眉毛的时刻里，恢复建文年号与补谥逊国文臣这样看似远非当务之急的事情会在士人心中具有如此非同寻常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难道给二百多年前的那些政变死难者平反要比赶紧整军经武以应大敌还来得紧迫不成？

也许这确是当务之急——可以参考此一举措的先例：宋代对元祐党籍学术之禁的恢复、对司马光的平反，便是在风雨飘摇的靖康年间。

无独有偶，在弘光小朝廷很快覆亡之后，南明的另一支短命政权——远在更南的福州的唐王隆武朝，竟然也出台了相似的政策：恢复建文年号，为方孝孺建祠堂祭拜，更有甚者的是，还铸了永乐名臣姚广孝的铁像跪于方孝孺祠堂阶下。这很容易便让人联想起西湖边上岳飞墓前的秦桧铁像，二者仿佛如出一辙，旌忠惩奸之意昭然于天下。而在这个时候，清军已经攻下浙江，早已降清的崇祯朝名将洪承畴正用高官显爵来引诱隆武朝拥有最高军政实力的郑芝龙，这让海盗出身的郑芝龙颇为动心，说到底，他之所以支持隆武政权只不过是在做一场政治投机罢了。于是，郑芝龙借口抵御海盗，在清军的前进路上尽撤关防，隆武政权岌岌可危。

以上，从这弘光、隆武两朝来看，在生死存亡的当口，为二百多年前一场政变中的死难者平反竟然成了一件迫不及待的工作，其中一定是有着什么让人深思的缘故的。吴梅村《鹿樵纪闻》记载隆武朝的平反工作时解释说：正是因为二百年前的那场政变，使国家元气大伤，落得今天这种局面，所以，若要恢复元气，必然要从平反工作开始。

吴梅村所用的“元气”一词到底指的是什么？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记载明英宗土木堡之役时，便追想道：建文时代，节义之士很多，个个视死如归，而到了正统、景泰年间，不过五十年的工夫，就没听说再有多少皎然死节的英雄人物了，“岂亦建文末年摧抑太过，而士气不无少挫邪”。

宋朝之亡，有人评为“江山得之于孤儿寡母，失之于孤儿寡母”，见证轮回业报之说，深入人心；而明朝之亡，坊间也流传着类似的说法，把建文帝的遭遇与崇祯帝的遭遇一一比较，认为明朝之亡或许正是永乐帝篡位的报应。张履祥有过一个评语，说：“燕王是成事之管、蔡，管、蔡是不成事之燕王。”

不管我们现在如何评论明成祖时代的种种盛举（比如郑和下西洋之类），但在当初正统士人的眼里，燕王朱棣跃身为帝毕竟逃不过一个篡字。朱棣之篡被张履祥比之为“成事之管、蔡”，而从前文我们已经知道，管叔和蔡叔的叛乱又常被经学家们称引，来作为郑伯克段一事的参照。那么，如果不统一思想的话，在《春秋》的一开篇就会遭遇时政上的尴尬。

按照历代前贤的《春秋》经解，一个主流意见是：郑庄公不该由着姜氏和叔段索要封地，最好的办法是防患于未然。而对于建文帝来说，强藩环伺的局面已经定形，所谓防患于未然便意味着在可能的世变发生之前把问题妥善解决掉，而解决方案就是削藩。

把事情稍微向前追溯一下：朱元璋当初非常喜爱朱棣，认为这个儿子很像自己，甚至还有过改立朱棣为太子的念头。后来朱元璋把朱棣封到北方，也是认为他的才干足以制衡蒙元残余势力的威胁。这样来看朱棣，很像儒家学者对叔段的那个描述：“多材好勇”，又得宠而为强藩。等太子朱标早死，年仅十六岁的皇太孙朱允炆即位，诸位藩王多是自己的叔父，各自手拥重兵，其中又以燕王朱棣最为强悍，虽然当下还是风平浪静，但危机感却是挥之不去的。

当削藩终于开始，削到燕王这里的时候，激起了燕王的反叛，内战于是发生。建文帝该怎么打？燕王是自己的叔叔，叔侄相残，如果将来把叔叔打败了，春秋笔法也许会写作“惠帝克棣于某某”，学者们会解释说：对朱棣不称叔，是批评他没尽到做叔叔的本分；不称燕王，是绝了他的属籍；称克，表示惠帝对朱棣以力胜之，也表示朱棣的武装很强大，足以敌国；对惠帝（即建文帝）称帝，是批评惠帝没有尽到做侄子的本分，对待叔叔就如同两国交战。

这个事件和郑伯克段非常类似，建文帝又受过正统儒家教育，身边还有方孝孺这样的醇儒，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自己应该是有掂量的。

那么，到底该怎么做？《穀梁传》给过一个最优方案：“缓追逸贼，亲亲之道”。根据这个原则，既要把燕王打败，又不能把燕王打死，这个火候一定要把握得恰到好处才行。建文帝也确实是这么做的，燕王能在战事的危急关头捡了性命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是得了春秋大义的好处。

后人读到这段历史，大多会觉得建文帝太书呆子气了，都已经兵戎相见了，哪还有那么多情面可讲。这或许该怪建文帝没有合适的儒学师父——我们看《南齐书》记明帝第十一子桂阳王萧宝贞谋反伏诛，史臣作评便引述《春秋》“郑伯克段于鄢”，给了这段经文以大义凛然的十个字评语：“兄弟之恩离，君臣之义正。”如果建文帝也能祭起这十个字的大旗，只要燕王一起兵就是“叔侄之恩离”，中央军队全力扑杀便是名正言顺的“君臣之义正”，以尊尊压住亲亲，事情就好办多了。或者，也可以援引《左传·隐公四年》的“大义灭亲”的理论，杀起叔父来也就不会那么束手束脚了。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时候，手下就没少援引“大义灭亲”这个《春秋》之法。

前文讲过洪迈《容斋随笔》有“二传误后世”一条，说《左传》提出的“大义灭亲”和《公羊传》提出的“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对后世危害很大：有援引“大义灭亲” 杀子孙、害兄弟的，有援引“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废长立少、以妾为妃的，不可胜数。但这也确实说明这两条经义灵活性很强，实用性也很强。在当下这个例子里，以“大义灭亲”来制衡“亲亲之道”确实是很有力的。

毕竟，孝道也有孝道的边界，比如清代《御定孝经衍义》，全书既崇孝道，又属御定，但谈到克段一节时，虽然也认为《左传》讥郑伯失教是对的，认为《穀梁传》的说法意在“正兄弟之伦”，意图也是好的，但另一方面也在强调：叔段都整顿军备要造反了，难道还不该打吗？既然开打了，就要“期于必克”。像这种释经，既照顾了经学传统，不废儒家亲亲之道，但也没有流于义理之空谈，而是给出了对时政很有实际指导价值的意见。

除此之外，还有一条春秋大义可以用上。据《后汉书·丁鸿传》，丁鸿从小学习《尚书》，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在父亲死后，他想把承袭爵位的资格让给弟弟，于是留了一封信，偷偷跑了。丁鸿跑到东海，遇到了老同学鲍骏，丁鸿怕身份暴露，便装成陌生人的样子。但鲍骏拦住了他，责备道：“当年伯夷和季札逃跑是因为遭逢乱世，可你因为兄弟之间的友爱之情而放弃了皇帝赐给你父亲的爵位继承，你这样做对吗？”鲍骏援引了一条春秋大义：“《春秋》之义，不以家事废王事。”

鲍骏的这个说法，出自《公羊传·哀公三年》。这是卫国的事，卫灵公的太子蒯聩不大成器，流亡到了国外。卫灵公想立庶子子南继位，但子南拒不接受，后来等卫灵公死后，卫国人便立了蒯聩的嫡长子辄，也就是卫灵公的嫡孙。（这和建文帝的继承情况比较相似，建文帝的父亲朱标是朱元璋的太子，朱标早死，朱元璋曾想过改立燕王朱棣，最后还是立了嫡孙。）

这个继承顺序合法与否？按照“殷道亲亲”的传统，太子蒯聩如果不在，同母弟应该接班；按照“周道尊尊”的传统，则是太子的嫡长子接班。所以辄的接班是符合“周道尊尊”的义理的。

辄在即位之后，亲生父亲蒯聩在外国势力的帮助下准备回国夺权——历史上我们看惯了儿子弑杀君父的，但这回是父亲要夺亲儿子的权，于是问题就出现了：从正义性的角度上讲，辄要不要服从父亲的命令把君位让出来？

事情很凑巧，孔子这时候正好就在卫国，《论语·述而》里的一段对话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冉有和子贡聊天，冉有问道：“你说咱们老师会支持卫君吗？”（冉有说的卫君，就是蒯聩的儿子辄，这时候已经即位为君了。）子贡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我去问问老师。”

子贡见了孔子，问了一个和时局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老师，您觉得伯夷和叔齐是怎么样的人？”孔子回答说：“他们是古代的贤人。”子贡又问：“那他们互相推让君位而双双逃跑之后可有什么怨悔之情吗？”孔子话：“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贡找到冉有，对他说：“咱们老师是不会支持卫君的。”

子贡这是借着伯夷和叔齐的问题探知了孔子对卫君辄的态度。伯夷和叔齐是兄弟相让，蒯聩与辄却是父子相争，孔子既然认同前者，自然就不会认同后者。

但是，孔子不支持卫君辄，难道会支持蒯聩吗？当然也不会，最大的可能就是孔子两边都不支持——如果他能看到后来的靖难之变，对战争双方或许也会持同样的态度。但是，这只是一个道德上的态度，在操作层面派不上太大的用场。当下的问题是：作为父亲的蒯聩不会收手，作为儿子的卫君辄也不会让位，如果一定要解决其中的正义性问题，应该怎么做？

这又是经学上的一大辩题，左传学派与公羊学派各执一词，前者认为卫君辄子拒父命，大逆不道，后者认为这时候拒绝父命是一点儿不错的。

子拒父命，大逆不道，这个说法容易理解，公羊家的说法又有何依据？《公羊传》给出了这样一条原则：当父亲和祖父有了矛盾冲突，应该听从祖父的，这是顺乎父子之道的；当家事与王事发生了冲突，应该让王事优先，这是顺乎尊卑之道的。前述鲍骏援引的“《春秋》之义，不以家事废王事”，就是出自这里。

这是一则很有政治实用性的指导方针，给出了一个切实可依的规矩。父子兄弟之间，杀也不对，让也不对，只有符合规矩才是对的。被鲍骏援引的这条春秋大义，一样也可以拿给建文帝来用——“《春秋》之义，不以家事废王事”，建文帝与燕王的叔侄关系可以被当作家事，而两人之间的君臣关系却属于王事，那么，当家事和王事起了冲突，自然要把握王事优先的原则。（孔广森于此则重作阐释以维护父子之道，及至晚清，这条经义又在公羊学内外再起纷争，此不细表。）

还有一条经义可以援引，就是《穀梁传·文公二年》的“君子不以亲亲害尊尊，此《春秋》之义也”。这句话的背景是鲁国搞祭祖，把僖公的神主牌位升到了闵公之前——僖公和闵公都是庄公的儿子，从辈分上说，僖公是闵公的庶兄；从即位次序上说，僖公是闵公的接班人。于是牌位该怎么排次序就成了一个问题：是把哥哥排在弟弟之前，还是把前任国君排在后任国君之前？《穀梁传》是支持后者的，这就是把君臣大义放在第一位，把血缘关系放在第二位，也就是把“尊尊”放在“亲亲”之前。（这条经义还曾被牟润孙作为《穀梁传》晚于《公羊传》的佐证。）

如此多的春秋大义可供援引，但是，建文帝选择的是“缓追逸贼，亲亲之道”，这一来，事情便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下去了。

从胜负角度来看，“缓追逸贼”也不是不可以，但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即追贼的这一方一定要有必胜之势才行。周公当初平定管、蔡之乱，这事常被前贤拿来对照郑伯克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周公打赢了；前贤在《春秋》的“克”字上煞费苦心，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郑庄公打赢了。那么，如果周公和郑庄公都打输了，那可怎么办？那又该给经学家们增添多少困惑？前文讲过赵鹏飞《春秋经筌》就曾提出过这个问题：所谓“克”，是胜之之辞。如果郑庄公没能克了叔段，叔段就会克了郑庄公。《春秋》记作“克段”，是表现叔段的强暴，并为郑庄公的胜利而称幸。假使结局相反，叔段克了郑庄公，大家对经文又该如何作解？

建文帝对叔父遵行了“缓追逸贼，亲亲之道”的春秋大义，朱棣却反过来“克”了自己的侄儿。这就给经学家们出了一个老大的难题：《春秋》历来是群经之中最为贴近时政的，一开篇还就是郑伯克段，这和靖难之变如此相似，一不小心就会触到当局的忌讳。

明代虽然经学消沉，但相关作品也不是全然没有。我们可以看到贺仲轼的《春秋归义》为克段一事提出了一个很有新意的解释：叔段之罪重于庄公，但为什么《春秋》独独归罪于庄公？因为叔段虽然骄宠，也不过是一介贵弟，哪能有土地、甲兵？使他拥有土地、甲兵的是郑庄公，这分明就是庄公自己养成了一个可克之段，然后再以武力克之。所以《春秋》才写作“郑伯克段”。骨肉之祸，圣人所不忍言，只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有些非常的举动，就像周公剪除管叔和蔡叔那样。虽然叔段做得不对，但庄公也不能把自己的罪责推脱过去，《春秋》所记，是圣人权人伦之变，对庄公一言以诛之，给天下后世君主与藩王的兄弟之变做一垂法。姜氏请求把京邑封给叔段的时候，庄公并不拒绝；叔段扩张势力、不服庄公管束的时候，庄公也不闻不问，直等到叔段将要攻郑了，庄公才一举伐之，这是把叔段的罪孽公之于世。所以，叔段虽奔共而无话可说，姜氏被放逐也无话可说，国人对郑庄公的这些举措也无话可说。等祸根都除掉了，庄公又假借颍考叔之言迎回了母亲，人们但见这母子二人其乐融融，但庄公哪能因此就逃过首恶之诛？有人说庄公封叔段于京邑的时候未必就有杀弟之心，但君子的一言一行都应该看清后果。

贺仲轼接着举了唐太宗的例子来做说明。我们知道唐太宗当初就是杀了亲兄弟而即位的，他这么做对不对？贺的说法是：大唐江山主要是由李世民打下来的，所以，高祖李渊登上帝位而李世民自己接班，这是定势。高祖要立他为太子，他坚决推辞，这又是何居心？李世民坚决推辞，高祖自然要立李建成，而李世民又真能以藩王的身份臣服于李建成吗？李世民自己错失时机而不取太子之位，李建成又愚昧不明，不以太子之位相让，这样一来，禁门就算想不流血又怎么可能？所以说，郑庄公不该把京邑封给叔段却封了，将来只能是杀弟的结局；唐太宗不该推辞太子之位却辞了，将来也必然是杀兄的结局。

贺强调“定势”之不可违，又举“玄武门之变”的例子，我们可以很容易联想到燕王与建文帝——燕王之所谓篡，难道也是定势之不可违吗？

“玄武门之变”是否真有这么大的说服力？贺仲轼提到的诸如唐高祖李渊曾想立李世民为太子而被后者辞让的事情虽然见于两唐书的记载，却颇受现代史家的质疑，甚至有人认为李渊“遵从了游牧社会的习俗，有意让儿子们通过竞争夺取皇位，他自己则尽量努力阻止这一过程出轨”。但我们不妨放下考据，只以古人的眼光假定以上史事完全属实，那么由此就可以推出那个“定势”不可违的结论吗？

贺仲轼的这个说法或是从《资治通鉴》就“玄武门之变”的一段“臣光曰”发展而来，当初司马光推许唐太宗之功，贬低李建成之庸劣，但也得强调“立嫡以长，礼之正也”，而据《二程集》，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修到唐史的时候，曾就这个问题和程颐有过讨论，程颐辨析《春秋》微言大义，把魏徵都批评了进去。

的确，理学家的道德标准总是更高一些，同样这件事当初真德秀在《大学衍义》里也曾引过，却以理学正宗的身份推出了一个“天理”的结论：贞观十年，唐太宗的几个弟弟要动身去往各自的藩国，唐太宗为之送行，很伤感地说道：“兄弟之情，总愿意常相共处，但以天下为重，不得不作分别。儿子没了还能再生，兄弟没了却不能再得。”说着说着，便呜咽流涕，不能自已。真德秀评论道：唐太宗这番话是有感于李建成和李元吉之事吧？兄弟之情是天伦至情，虽然有时候会被利害关系所遮蔽，但这毕竟是天理之真，不可能永远都被遮蔽掉的。如果唐太宗能因兄弟之情的这般流露而知晓天理之不可昧，那么天理也必然会体现在他的为人处世之上。可惜唐太宗没能做到。孟子提出过所谓“四端”的说法，“四端”要充而广之。唐太宗与诸王作别，言语之间大见恻隐之心，只是不知把这恻隐之心充而广之，可惜可憾！

论及恻隐之心，便把问题诉诸人性，所谓“人性之动，始于恻隐而终于是非”，吕大圭曾由此而推出《春秋》实为天子之事，春秋大义便存乎恻隐之间。至于真德秀这个“四端”的说法，是孟子的一个经典概念，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提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都是人天生所具有的，如果没有这些那就不是人了。这所谓“四端”也就是每个人天生具备的仁、义、礼、智的苗头，苗头需要扩而充之，就像火焰会越烧越旺盛，就像泉水会越流越湍急。这个“扩而充之”非常关键，如果一个人能把这四端“扩而充之”，那就“足以保四海”，如果做不到“扩而充之”，那就“不足以事父母”。

“提孩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在孟子看来，这“四端”是每个人天生具备的，不同之处只在于有的人可以“扩而充之”，有的人却不可以。那么，既然“四端”是每个人天生具备的，这就属于“天理”——这就是真德秀加于其上的理学概念，是很恰如其分的，是与孟子之学一脉相承的，发展到后来，又有明代心学巨匠湛若水从这“扩而充之”里推导出“随处体认天理”的著名主张，王守仁则指之以为“良知”。

宋代理学对孟子的“四端”概念有了很大的发挥，把义、礼、智统于仁之下，再扣上一个“天理”的帽子，如陈淳所谓“盖仁者，此心浑是天理流行”，然后义也好、智也好，分别万端，浑然也都是天理流行，此说当本于程颢那篇有理学发轫之功的“学者须先识仁”之论。更有陈埴著名的《四端说》，传理学之精义，把“四端”提到“太极浑然之体”的地步。那么，以理学眼光来看，唐太宗是人，必然也有“四端”，并且在送别诸王的时候明显表现出了“四端”之中的恻隐之心。那么，按照孟子与真德秀的逻辑，如果唐太宗能把这个恻隐之心“扩而充之”，自然就“足以保四海”，但真德秀觉得很可惜他没做到，在这位理学大宗看来，唐太宗是不达标的，有污点的。那么，假设李建成和李元吉真的昏庸得不可救药，李世民若不搞政变这两兄弟就会亡国，这又当如何？宋代范祖禹的《唐鉴》是极少数能得到理学家赞誉的史书，其中回答这个问题，认为如果真要靠悖天理、灭人伦才能坐稳政权，那倒不如亡国的好。

范说当源自《孟子》“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义正词严，司马光也曾从嫡长子继承法之不可动摇性来赞许商之微子与吴之季札，赞他们宁可亡国也不去违礼。而到了贺仲轼这里，同样对唐太宗的兄弟之事，不讲天理，不讲“四端”，却提出了一个“定势”，而“势”这个概念原本是申、韩法家的核心。我们再看靖难之变，朱棣的所作所为明显背离孔孟之道和理学大义，却很符合“定势”的标准。那么，如果按照“定势”的思路来推求事件解决的合理化方案，结论应该就是：当初朱元璋如果立了朱棣做太子，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看来源头得追溯到朱元璋头上，如果换到克段事件，那就得怪郑武公了。贺仲轼只是使这个结论呼之欲出，黄正宪却明白地表达了这个观点：郑武公能够安定周王室，可谓是郑桓公的合格接班人，难道还不算贤君吗？但是，当姜氏屡次请求废长立幼的时候，郑武公又为何不明示长幼之序？迟疑不决，这才使姜氏溺爱幼子之心越来越盛，这才有了以后的请京、收贰、缮甲具兵之谋，终致庄公顺应了母亲的私情而助长了叔段的气焰，酿成兄弟相残的悲剧。所以说，叔段之不义，郑庄公之残忍，都是郑武公酿成的，又有姜氏从中助长。《春秋》记“郑伯克段于鄢”，难道仅仅是责备叔段之不弟不臣和庄公的处心积虑吗？

解经解到这种程度，看来各种可能性都该被说遍了，这不禁使人疑惑：恐怕再也解不出什么新意了吧？那么，孔子的真意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哪位学者探明了圣人之大义？

第二个问题至此仍然不好回答，但就第一个问题来说，尽管一些解经之作明显缺乏新意，但这样想显然过于乐观了。不同的解释仍然是存在的，有朴素的，也有深刻的。朴素的例子比如季本的《春秋私考》：叔段本居京邑，京邑在今天的郑州荥阳县，本是郑国的大邑。而叔段又有才无德，他要谋反是势所必至的。但《春秋》既不写叔段反叛，也不记鄢地被围，说明此事一定发生在作《春秋》之前，具体细节在当时就已经搞不清了。而书“克”字，是因为叔段势力很大，势不可当，虽然跑到了鄢地，这里没什么险要可守，郑庄公的军队也必然花了不少时间才把鄢地打下来。段不称弟，表示他已被断绝了宗室关系，是犯了罪才遭到讨伐的。

深刻的比如姚舜牧的《春秋疑问》，详细论证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春秋》一开始要写郑伯克段的事？这是有深意的，这个深意不在郑庄公和叔段身上，而在鲁国。这个说法黄道周《坊记集传》也有（已见前文），不过姚舜牧的论证更为详细。姚先论郑庄公之坏，不仅仅是从克段一事入手，而是综观郑庄公的全部生平事迹，说他一贯心机深沉，奸计百出，那么他对付亲弟弟自然也最可能用上了这份心机。这样一个坏蛋，自是入《春秋》的首恶之徒。但这里有个问题：郑庄公再怎么坏，这到底是郑国的事，鲁《春秋》为什么要记载？原因是：当时鲁国和宋国结亲，成为一党；齐国和郑国结成一党，而宋国和郑国则有着解不开的世仇。我们看《春秋》记隐公元年九月鲁国和宋国在宿地结盟；隐公三年八月宋穆公去世，同年十二月齐僖公与郑庄公在石门结盟，癸未葬宋穆公；隐公四年夏，鲁隐公与宋殇公相会于清地，宋殇公、陈桓公、蔡人和卫人攻打郑国，同年秋天，鲁国公子翚领兵会合宋、陈、蔡、卫攻打郑国；隐公五年，邾人、郑人伐宋，宋人伐郑国，包围了长葛。从这些记载，便可看出当时宋、鲁、齐、郑四国之间的关系。

到了隐公六年，局势为之一变。这年春天，郑国人来鲁国弃怨修好；同年夏五月，鲁隐公与齐僖公相会，在艾地结盟；隐公七年夏，齐僖公派他的弟弟夷仲年来鲁国聘问；郑庄公派宛来鲁国划归祊地，庚寅，鲁国入主祊地；隐公九年冬，鲁隐公与齐僖公在祊地相会；隐公十年春，鲁隐公与齐僖公、郑庄公在中丘会面；同年夏天，鲁国公子翚领兵会合齐人、郑人攻打宋国；六月，鲁隐公在菅地打败宋军；隐公十一年夏，鲁隐公与郑庄公在时来会面；同年秋天，鲁隐公与齐僖公、郑庄公进入许国。鲁国与宋国本来有通婚关系，是一党，但自此以后，鲁国与宋国断绝了关系，开始与齐国联姻，终春秋之世始终如此。所以孔子特地记下“郑伯克段于鄢”，揭露郑庄公处理母子兄弟亲情尚且如此残忍害理，友邦更要小心和他交往，免得掉入陷阱。鲁隐公答应了郑国的弃怨修好，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所以说，《春秋》开篇记载“郑伯克段于鄢”，并不是因为这件事有多大，而是用这件事来为后来的和谈、归祊、助郑、伐宋一系列变故张目。在一开始交代清楚了郑庄公的心机险恶，读者对后面发生的那些事情也就容易理解了。所以说，克段虽然是郑国的事，但《春秋》记载这件事实是为鲁国而发。明白了这个道理，对后文也就可以举一反三了，孔子作《春秋》的本旨也就能明白一多半了。

姚舜牧贯通隐公世的全部十一年，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不能不说很有道理，而且确实曲折深刻。无论他是否真的探得了圣人真意，至少为读者列出了这十一年纷繁事件的一个清晰大纲。但是，当我们回顾自汉代以来的这无数歧说，各有各的道理，却依然不知道孔子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