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心之论虽然被公羊学发扬光大，但《左传》和《穀梁传》也能占一份功劳。《左传》“谓之郑志”这句便已开诛心之先河，杜预解释为“段实出奔，而以‘克’为文，明郑伯志在于杀，难言其奔”——事情虽然以叔段出奔为结局，但《春秋》特地用了一个“克”字，就是为了告诉大家郑庄公对叔段心怀杀机，也就是说，郑庄公的意图是要杀掉叔段，而不是仅仅把他赶到国外。

“诛心”是春秋大义当中较少受到争议的一个主题，典型的例子正是《春秋》对鲁隐公之即位与鲁桓公之即位的不同书法——《春秋·隐公元年》没有记载鲁隐公的即位，而《春秋·桓公元年》却记载了鲁桓公的即位，隐公是桓公之兄，本有让国于桓公之意，却被桓公阴谋杀害，那么，《春秋》为什么对贤君如隐公者不书即位，对篡逆如桓公者却书即位呢？

《公羊传》解释桓公的“公即位”说：按说《春秋》继承被弑之君的新君是不书即位的，但这里之所以记载桓公的即位，是依照桓公的心理动机而记事的。

据董仲舒的解释，隐公是“不愿”即位，桓公是“意在”夺位，《春秋》是按照当事人的心理动机来记事的，依贤者的心意而书以表彰其义，依坏人的心意而书以著明其恶。这就意味着，在《春秋》的标准当中，动机就是事实。

这个例子所表现的可以说是公羊家眼中的春秋大义，而在《春秋》本身也能找到确切的佐证，最典型的应该就是《春秋·宣公二年》所记载的“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这句话明明白白地指斥赵盾弑君，但事实上，弑君的不是赵盾，而是赵穿，而且，不但史官知道是怎么回事，孔子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家都知道真凶是谁，也都知道被弑的晋灵公是个昏君，而被“诬陷”的赵盾是位良臣，但依然理直气壮地指鹿为马，道理何在呢？

据《左传》，晋灵公谋杀赵盾未遂，赵盾开始逃亡，而在赵盾还没有逃出晋国国界的时候，赵穿就把晋灵公杀了。晋国的史官就是那位著名的董狐，在史册上写下“赵盾弑其君”，还拿到朝堂上给大家看。赵盾这时候已经回来了，看到董狐这么写，觉得很冤枉，激动地申辩道：“事情不是这样的！”但董狐的回答是：“你是国之正卿，弑君发生的时候你还在国境之内，回来之后又没有惩治弑君的凶手，这样看来，弑君的不是你又是谁呢？”后来孔子对这件事给了一个评语：“董狐是古之良史，据实直录而不作隐讳之辞；赵盾是古之良臣，却为了史官的书写原则而蒙受了恶名。可惜呀，如果赵盾当时逃出了国境，就可以免去弑君的恶名了。”

在我们看来，董狐这位良史明明没作实录，却被孔子誉为“书法不隐”，这和现代人的史学观念实在太不一样了。钱穆曾经认定《左传》袒护赵盾，这段所谓孔子之言如果不是伪造的，就是道听途说的。但《左传》既提供不了更多的信息，钱穆也提不出任何证据，这就只能本着信仰的原则去理解了，就像欧阳修当初提出的理由：“孔子，圣人也，万世取信，一人而已”，而“三传”的作者就没有这么高的信誉度了，所以对赵盾弑君这种记载，自然要相信《春秋》而不信“三传”。

再看董狐，他把弑君的罪责归在赵盾身上，一共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赵盾是国之正卿，第二个理由是凶案发生时他仍在国境之内，按规矩应该对此事负责——这大概就好比一些现代国家里如果发生了什么社会影响非常恶劣的重大事件，即便和执政官毫无关系，执政官也要引咎辞职；第三个理由是赵盾回来之后并没有追究凶手，董狐大概由此而推测赵盾在心里是认为晋灵公该杀的，赵穿杀得对——既然赵盾以行动透露出了这种心理，那就可以说赵盾就是弑君的凶手。

这最后一点，就是诛心。诛心本来是公羊学的强项，但《公羊传》在这一年里没有传文，而在宣公六年详细记载了事件经过，风格近于《左传》。《春秋·宣公六年》记载“春，晋赵盾、卫孙免侵陈”，这已是弑君事件四年之后了，《公羊传》的问答由此而来：

问：《春秋》前文不是说过赵盾弑君，他怎么在这里又出现了？难道没被治罪吗？

答：因为亲手弑君的人不是赵盾而是赵穿。

问：那为什么要把弑君的罪名扣在赵盾头上呢？

答：因为他没有惩治弑君的凶手。

问：这话怎么讲呢？

答：晋国的史册上写道：“晋赵盾弑其君夷獆。”赵盾喊道：“我是无辜的！我没有弑君，为什么把罪名安在我头上呢？”史官回答道：“论仁论义，罪名就是你的。有人杀了你的国君，你回国之后却不去惩治凶手，不是你弑君还能是谁！”

问：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答：事情是这样的：晋灵公是个无道之君，他让大夫们到内朝朝见，自己在高台上拿弹弓打他们，看着大夫们左右躲闪的狼狈样子哈哈大笑。事情还不止这一桩。赵盾罢朝出宫，看见有人背着筐从宫里出来，赵盾问道：“你背的是什么？筐怎么会从宫里出来？”（按：这人背的东西原文叫作“畚”，是一种草编的容器，这是“贱器”，不是宫里该有的东西。）但那人听到了赵盾的召唤，却不过来，只是说：“你是本国大夫，你要想知道这是什么，就自己过来看吧。”赵盾走上前去一看，筐里赫然是个死人。赵盾问道：“这是怎么回事？”那人答道：“这是宫里负责宰割牲畜的膳宰。熊掌没弄熟，国君发怒，把他打死了，让我把被肢解的尸体扔掉。”

赵盾叹了一声，急步又进了宫。晋灵公看见赵盾又回来了，心里一惊，忙向赵盾行礼。赵盾也放慢了脚步，还礼，什么也没说，又快步退了回去。晋灵公恼羞成怒，心动杀机，决定除掉赵盾。（按：按照礼节，应该是臣子行礼，国君还礼，但晋灵公先向赵盾行礼，何休以为这是晋灵公知道东窗事发，先行一礼来堵住赵盾之口，赵盾也明白晋灵公这是知道自己所来为何，也就没必要多说什么了，只能希望他有所觉悟吧。）

晋灵公心意已决，便派出了一名勇士去刺杀赵盾。勇士来到赵盾的住所，进了大门，见大门没有守卫；进了小门，见小门也没有守卫；上了厅堂，还是没有遇到守卫；一直登堂入室了，看见赵盾正在吃饭，吃的不过是鱼肉拌饭而已。勇士很受感动，说道：“你真是个仁者！国君让我杀你，我下不了手；可不杀你，我又无法回去复命。”说罢，自刎而死。（按：何休在此特别提示，《公羊传》这一段的极力描摹，是为了阐明“约俭之卫甚于重门击柝”的道理，这正是《论语》所谓的“礼，与其奢也，宁俭”。这个细节也是儒家借事明义的地方。）

晋灵公听说了刺客自刎的消息，怒气更盛，但已经派不出其他杀手了，便在宫中伏下武士，请赵盾过来吃饭。赵盾的车右祁弥明是国中力士，跟随赵盾一同赴宴，立于堂下。席间，晋灵公对赵盾说：“听说你的宝剑很是锋利，你拿来给我看看吧。”赵盾起身便要取剑，祁弥明在堂下高呼道：“赵盾吃饱了就赶紧出来，在国君面前拔剑做什么！”赵盾顿时明白了，三步并作两步地离席而去。晋灵公有一条训练有素的獒犬，向赵盾飞扑而去，祁弥明迎了上去，一脚踢碎了獒犬的下巴。赵盾回头说道：“君之獒不如臣之獒呀！”

獒犬没有得手，宫中早已埋伏好的武士便一拥而上。眼看形势危急，武士之中却有一人当先而出，把赵盾扶上了车。赵盾忙问：“你为什么要救我？”武士答道：“当初我在桑树下快饿死的时候，是您给了我食物，救了我的命。”赵盾又问：“你叫什么名字？”武士答道：“您赶紧上车逃命吧，何必问我的名字！”赵盾于是驱车出了国都，众武士也一哄而散。

晋灵公众叛亲离、不得人心，赵穿起而杀之，然后迎回了赵盾，与他并立于朝，立公子黑臀为君，是为晋成公。（按：何休说《公羊传》这里要阐明的意思是：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赵盾回朝，恢复了大夫之位，却不惩治弑君的赵穿，所以史官才会记载“赵盾弑其君”。）

《公羊传》的这段记载，风格近似《左传》，叙事细节上却与《左传》大有出入，两相比较之下，明显感觉出是同一个事件的框架被付诸不同渠道的传闻。比如獒犬被杀那段，《公羊传》里赵盾说“君之獒不如臣之獒”，《左传》里的赵盾却说“弃人用犬，虽猛何为”，片言之差，赵盾形象大异。再如《公羊传》里受赵盾一饭之恩的那位无名武士，《左传》录其名为灵辄，徐仁甫排比分析，以此为《左传》作者时代在刘向之后的一则证据。《左传》的身份受人怀疑，真可谓源远流长。

再看《公羊传》的这段记载，称得上栩栩如生，正邪分明，如同小说一般，其道德倾向性是很明显的，即晋灵公无道，不得人心；赵盾仁义，大得人心。但即便如此，即便弑君之人不是赵盾，史官仍要把罪名加在赵盾头上，其意图据何休解释也很明显：“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这话虽然简单，却是儒学里的一个高难度命题。汉景帝时《诗经》博士辕固和很可能是黄老一派的黄生争论汤、武受命的问题，黄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帽子就算破了也要戴在头上，鞋子就算是新的也只能穿在脚上，这就是上下之分。辕固反诘道：“难道本朝高皇帝代秦而立也错了不成？”此题无解，汉景帝做了一个巧妙的结论：“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也；言学者毋言汤、武受命，不为愚。”这就给帽子和鞋子的关系问题设置了一个学术禁区。

但如果向上追溯，孔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关系是相互的；孟子讲贵戚之卿对无道之君有权废之而另立，即便是五德终始说，也讲天命循环。再来比照“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后者显然是顺应新时代的一种修正主义了。既然对臣子的要求格外严格，赵盾弑君的罪名倒也是可以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