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判断是非，是看动机而不是看结果，所以才有“《春秋》原心定罪”这个说法，赵盾到底弑没弑君，得仔细分析他的心理动机，而《穀梁传》恰好用问答体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个诛心之论的正当性：

问：晋灵公明明是赵穿杀的，《春秋》却说是赵盾杀的，这是为什么？

答：这是为了谴责赵盾。

问：为什么要这样来谴责赵盾？

答：晋灵公用弹弓射大臣来取乐，赵盾劝阻无效，于是逃了出去。后来赵穿杀了晋灵公，这才叫回了赵盾。史官董狐在史册上把赵盾写作弑君的凶手，赵盾觉得很冤枉，而董狐说：“你身为国之正卿，劝阻国君无效就外出逃亡；逃亡就逃亡吧，却又不走远；等国君被杀之后，你也没有惩办凶手。这就表明你和赵穿的弑君想法是一样的。你们两个都有同样的弑君想法，史册上就会记载其中身份最高的人，而身份最高的人不是你又是谁？”所以《春秋》也记载赵盾弑君，这也是为了表示罪责在臣子的那边。所以说，在《春秋》里看赵盾，可以看到忠的极至，看许世子止，可以看到孝的极至。

“三传”虽然在史实的记载上有些出入，但对事件的评论基本上并无二致。而《穀梁传》清晰地提出了一个史书概念：“志同则书同”，这个“志”和《左传》评郑伯克段的“谓之郑志”的“志”是一个意思，表示意志、心愿。“志同则书同”，是说史官在记录事件的时候，主要看的是当事人的意愿，也就是说，如果两个人都有同样的打算，一个当真着手去实现这个意愿了，另一个则只是想想而已，但对于史官来说，这两人的所作所为都是一样的，所以会在史册上以同样的文辞来记录这两个人。

这样一个在现代人看来完全罔顾事实的史录方式却被孔子誉为“书法不隐”，而所谓“书法不隐”，也就是秉笔直书。这样一种“秉笔直书”的传统被后代儒家发扬光大，而以宋人此风尤重。章学诚谓“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春秋》堪称后世史书之本原，但这也提醒我们：古人所谓的秉笔直书和现代意义上的实录并不一样，史书的可信度也不是那么让人放心的。

对行动与现象要追溯本质动机，汉儒在这一点上主张最力。审案子要援引春秋大义，所谓“《春秋》原心定罪”，如果动机不同，那就可以同罪不同罚；修史也要探究历史当事人的心理，做到“志同则书同”。

确定了这个标准之后，问题依然存在：如果推究赵盾的用心，似乎看不出他真有弑君的动机。回过头来再看《公羊传·宣公六年》对赵盾事件开始处的一番问答，问者说：“《春秋》前文不是说过赵盾弑君，他怎么在这里又出现了？难道没被治罪吗？”答者道：“因为亲手弑君的人不是赵盾而是赵穿。”显然，按照“志同则书同”的标准，这个解答还远远说不上严密。

首先，问者为什么要这样问，因为这个问题背后还有着这样一个理论背景，即《春秋》在书写体例上，如果国君被弑而弑君者并未受到惩治，对国君便不书葬，以此来谴责国中没有称职的臣子能为国君复仇；弑君者也不会再在《春秋》后文中出现，以此来表达对弑君者的态度，即拿他当死人对待，认为这种人该死。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问者才会觉得疑惑：《春秋》已经在宣公二年记载了赵盾弑君，为什么在四年之后的宣公六年赵盾又在《春秋》当中出现了？

如果赵盾当真有心弑君，那他就是弑君之贼，在《春秋·宣公二年》之后绝对不该再有出现，那么，既然他又在宣公六年里出现了，是不是说明《春秋》不把他当作弑君者来对待？

《公羊传》没能很好地解答这个问题，董仲舒后来在《春秋繁露·玉英》里花了极大的气力来弥合经文中的这一矛盾。

首先，董仲舒虽是公羊学的大家，却反驳了《公羊传》的这段解经之辞。《公羊传》是借问者之疑而揭示事实真相，说晋灵公其实不是被赵盾杀的。董认为，如果这样解经，《春秋》的义理就混乱不清了。

董仲舒以属辞比事的方式，对比《春秋》里的另一件著名疑案“许世子进药”，探究赵盾的心理动机，认为他首先不是乱臣贼子那类人，再者，他在得知史官把自己记作弑君凶手之后高声喊冤，那情绪也不像是装出来的。赵盾被牵累为参与弑君之谋划，错就错在国君被弑的时候他没有逃出国境，回来之后也没有惩治凶手。道义上讲，臣子有义务去惩治弑君的凶手，就像做儿子的在父亲生病的时候有义务为父亲尝药一样（如许世子的案例）。做儿子的没有尝药，所以被加上了弑父的罪名；做臣子的没有惩治弑君的凶手，所以被加上了弑君的罪名，道理就在这里。《春秋》以此来昭示天下：废弃臣子之礼，罪过是如此之重。但毕竟许世子不是存心弑父，赵盾也不是存心弑君，所以《春秋》虽然加之恶名，却并不声讨他们。

这一解释，又生出了一个矛盾：《春秋》既加弑君之名于赵盾，对他却不作声讨，这是为什么？对许世子的罪过，《公羊传》有过宽恕之辞，但要说宽恕赵盾，经传俱无明文，这是为什么？

董仲舒解释说：世风败坏，道德崩溃，弑君篡逆时有发生，《春秋》矫枉则须过正，所以心有宽恕之意却并不明说。

但问题还是存在：国君被弑时卿相在朝，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为什么偏偏责备赵盾，况且晋灵公被弑的时候赵盾并没有在朝？为什么对大恶之人责备得轻，对小恶之人却责备得重？

董仲舒解释说：《春秋》之意，是使人们看到有难解的地方然后加以解说。赵盾贤能，人们都看见他的好处而看不到他的错误，所以《春秋》责备贤者，使人能够因此而深思自省，能够由此明白君臣之义、父子之道。所以赵盾过错虽小，受的责备却重。至于其他弑君之人，斗筲之民不足为道，起不到警世的作用。古书说过“轻为重，重为轻”，矫枉是需要过正的。

董仲舒这番话把《春秋》的经学特色表现得很明显：写赵盾弑君绝不是陈述一件事情，更不是褒贬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为世人树标准。这就像韩愈在诗里说的“《春秋》书王法，不诛其人身”，所谓王法，是要存天下之公义，是对义而不对事，自然更不对人的。而新出现的问题是：董仲舒的这番索解也实在太过曲折了，也难怪他治《春秋》之学“三年不窥园”。义理虽然精深，事实如何又该如何判断？

按照“原心”的标准，欧阳修原孔子之心，以为赵盾实弑其君，苏轼怀疑赵盾作伪，暗中指使赵穿弑君。事关大义，论之者众，但一直也没有公认结论。资料只有这么多，各种分析大多只能基于推理。及至清代，推理仍在继续，比如精细而简明的可以举钱谦益《牧斋初学集》里的例子：赵盾如果不知道弑君的密谋，那么逃亡一定会逃出国境；但他没有逃出国境，所以他是肯定知道弑君之谋的。如果赵盾不知道弑君的密谋，那他回国之后一定会惩办凶手；但他没有惩办凶手，所以弑君阴谋里一定有他的份。如果赵盾回国之后惩办了凶手，那么弑君的主犯自然要算赵穿；但赵盾没有惩办凶手，弑君主犯自然要算赵盾。如果用法律条文的话来说：杀人，赵穿是具体下手的人，赵盾是背后主谋的人。

钱谦益如此说法，并不是认为《春秋》说错了，而是认为《春秋》说得很精当，《左传》也说得很明白，只不过历代儒者曲为解说，越说越乱。孔子是深诛赵盾之心，知道他并不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