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左传》说：“如二君，故曰克”，意思是：兄弟之间如同两个对等国家的国君，所以兄长攻打弟弟被称为“克”。

《公羊传》说：“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意思是：“克”就是“杀”。之所以说“克”而不说“杀”，是为了突出郑庄公之恶。”

《穀梁传》说：“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何以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意思是：“克”就是“能”，“能”就是“能杀”，归根结底还是“杀”。为什么不直接说“杀”呢？是为了突出被杀的叔段并不是光杆一个人，而是拥有很多的追随者。

从先秦文献来看，“克”解作“能”是最常见的，比如《诗经·大雅·**》的一句名言：“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其他一些可以解作“胜任”“完成”“制胜”的地方也大多和“能”的意思有些关联。看来《穀梁传》的说法获得了更多的佐证，但最好的办法无疑是在《春秋》当中寻找内证，看看《春秋》在其他地方都是怎么来使用“克”字的。这个工作早就有人做过，结果很遗憾地发现：在整个《春秋》当中，在类似意义上称“克”的只有“郑伯克段于鄢”这孤零零的一处。这就意味着，我们恐怕是无法从《春秋》内部找到“克”字用法与深意的答案了。这也同样意味着，对这个问题完全可以人言人殊，只要能做到自圆其说即可。

另外的一个寻找内证的方法是：看看《春秋》里边还有没有和郑伯克段一事类似的事件，如果有的话，再对比一下两者的措辞有什么相同与不同。《公羊传》就已经做过这个工作了，其中提到齐人杀公孙无知，性质和郑伯克段类似。

《春秋·庄公九年》载“齐人杀无知”，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和郑伯克段大有相似之处。据《左传·庄公八年》，当初，齐僖公有个同母弟弟叫夷仲年，生了公孙无知。齐僖公很喜欢公孙无知，在服装、仪仗等等礼数上都给他以嫡子规格的待遇，这都是于礼不合的。后来，齐襄公即位，降低了公孙无知的待遇，这就种下了祸根。

在一年瓜熟的时候，齐襄公派连称、管至父戍守葵丘，说好将在第二年瓜熟的时候派人接替（及瓜而代），但一年之后，眼看着瓜又熟了，接替的命令却迟迟不到，申诉也遭到了齐襄公的拒绝。于是，两个心怀不满的人密谋叛乱，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公孙无知。政变在齐国悄然爆发，齐襄公被弑，公孙无知被立为齐国新君。

好景不长。在第二年，也就是鲁庄公九年的春天，齐人杀死了公孙无知。据《左传》，无知死于雍廪之手。杜预释雍廪为齐国大夫。《史记》的记载却有些前后矛盾：《秦本纪》同于《左传》，而《齐太公世家》却说：无知游于雍林，雍林有怨恨无知的人，趁机袭杀了他。

前文讲“匹嫡”，吕祖谦《左氏传续说》举的例子“如齐僖公宠夷仲年之类”，说的就是公孙无知这件事。现在，同是“匹嫡”，同是犯上作乱而终告失败，为什么《春秋·庄公九年》记“齐人杀无知”，而《春秋·隐公元年》却记“郑伯克段于鄢”呢？

如果根据《史记·齐太伯世家》的说法，把雍林当作无知被杀之地，那么，如果无知事件和叔段事件性质相同，《春秋》的记载体例也应该是相同的。假设《公羊传》认为叔段被杀的说法是成立的，那么，郑庄公杀了叔段，《春秋》称之为“克”，齐人杀了无知，《春秋》称之为“杀”，郑庄公和齐人（姑且认为是一位叫作雍廪的齐国大夫）身份大不相同，所以《春秋》措辞不同也是可以理解的。《公羊传》举出公孙无知的例子，疑惑的是对被杀地点的不同记载：“郑伯克段于鄢”，记载了叔段的被杀地点，而“齐人杀无知”，却没有记载被杀地点。

的确，叔段和雍廪是可以被划为一类的，如果前边记了“郑伯克段于鄢”，后边就得记“齐人杀无知于某地”。对于这一矛盾，《公羊传》的解释是：齐人杀无知于国都之内，所以略去不记。但这个说法又与《史记·齐太公世家》的说法不合：雍林应该是齐国的一个邑名，自然是在国都之外，如果在这件事上《史记·齐太公世家》和《公羊传》采自同样的原始材料而《公羊传》对《春秋》的编纂体例又理解正确的话，《春秋》在这里无疑应该写作“齐人杀无知于雍林”才对。

事情似乎越发难以搞清，但至少我们知道：在公孙无知这个案例当中，公孙无知被杀了，《春秋》确实用了“杀”字。那么，如果叔段也被杀了，而《春秋》用了“克”字，加之《春秋》确实是圣人之言，“克”字就必须得有些特别的用意才行。

明代贺仲轼《春秋归义》又举出了一个例子：要说称兵作乱、据邑叛君，终春秋之世恐怕没有超过宋辰的，宋辰后来也兵败逃亡，但《春秋》对宋辰又是怎么记载的呢？

这位宋辰，是宋景公的同母弟弟，从这个意义上说，宋辰之于宋景公就如同叔段之于郑庄公。在鲁定公十一年，这位宋辰纠集党羽起兵叛乱，占据萧邑，三年之后逃亡到了鲁国——这就和叔段从鄢地逃到共地类似。但是，对宋辰的这次逃亡，《春秋》仅仅记载为“宋公之弟辰自萧来奔”，也没说他是被“克”了，这是为什么呢？贺仲轼的解释是：所谓“克”，其中含义是说对垒的双方旗鼓相当，然而宋景公的力量不足以讨伐宋辰，郑庄公的力量却足够制服叔段。

在贺仲轼看来，所谓“克”似乎可以这么理解：关羽打败了张辽可以称“克”，如果打败的是个无名小卒便不能称“克”。但是，通观《春秋》，“克”字同样的用法再没有第二个例子，以至于毛奇龄称“克段”之“克”为“《春秋》专例”，而类似于关羽打败张辽的情况，经文会写伐、败、取，那么问题就是：即便贺仲轼的解释是合理的，为什么《春秋》不写“郑伯败段于鄢”或者“郑伯伐段于鄢”呢？圣人著《春秋》垂法万世，一字褒贬重于万钧，这其中一定另有什么深意在的。

还有一种完全相反的解释，如清人姚际恒《春秋通论》：如果是对等的两国交战，经文或称伐，或称败，或称取，整部《春秋》除了“克段”之外再没有用过“克”字，这里之所以改变惯常的用词而特地称“克”，就是不把郑庄公和叔段当作两个对等的政权来看待——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有兄弟之亲。亲兄弟是不能被当作两个对等政权来看待的，这就是孔子微言大义之所在。

牛运震《春秋传》也持这个观点，而且给出了一句精辟的总结：“《春秋》著义不著事，褒贬之义明则事不足悉也”，这是说《春秋》不耐烦把事情交代得那么具体，叔段出奔而《春秋》不载，就是嫌它不重要而略去的。只要褒贬之义表达清楚了，这就足够了。

牛运震这番话说得虎虎有生气，但“褒贬之义”真就表达清楚了吗？我们看到，关于“克”字之义，姚际恒和牛运震那个很有道理的意见不但和贺仲轼不同，同样也和《左传》相反。《左传》解经，认为《春秋》特地不把郑庄公和叔段当作亲兄弟，所以既不称郑庄公为兄，也不称叔段为弟，更把克段一事当作两个国君之间的战争，所以才用了一个“克”字。

姚认为，《左传》的这段解经之辞，不仅在“克”字上说错了，而且从头到尾全说错了：《左传》说《春秋》称郑庄公为郑伯是讥讽郑庄公对弟弟疏于管教，而事实上郑伯之称不过是以爵位称之，并不含什么贬义；《左传》还说叔段不守做弟弟的本分，所以《春秋》直接称名而不称弟，但是，《春秋》记载楚国世子商臣弑父之事，对商臣分明称子（事见《春秋·文公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难道《春秋》会认为商臣守了做儿子的本分吗？《左传》又说郑庄公和叔段的战争如同两个地位相等的国君之间的战争，所以《春秋》称之为“克”，但是，考查《春秋》全文，两君之争再没有一处称“克”的例子；《左传》还说叔段兵败逃亡而《春秋》不书叔段出奔，这是因为史官下笔有为难之处，但是，《春秋》本自鲁史，郑国的事算是外国的事，外国如果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通例是该国告知鲁国则鲁史会做相应记录，如果该国不向鲁国通报，鲁史也就不会予以记载——在克段这件事上，事情应该是这样的：郑国怎么向鲁国通报的，鲁史就会怎么记录在案，所以鲁国史官哪可能有什么下笔为难之处呢？《春秋》记事确实多有避讳，但避讳都属于内讳，对国内发生的一些事件会有难于下笔的地方，会有种种避讳的曲笔，但对外国发生的事又有什么好为难、好避讳的呢？

姚际恒一一点评，把《左传》这段解经之语全部推翻，最后归结道：“从经文之中摘取字句加以臆断，虚构经文的书写体例，《左传》就是始作俑者。”

姚这番话的杀伤力在于：否定了《左传》是《春秋》的一脉相承，认为《左传》的解经文字是揣测加附会而来的。如果把姚的意见和皮锡瑞他们的意见结合起来看，《左传》的解经文字不但是被人硬生生插进来的，而且还很不可靠。

必须承认姚、皮二说都有一定的道理，尤其是姚最后质疑《左传》“不言出奔，难之也”的一番议论——的确，作为时政或历史的记录，史官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顾忌，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通观《春秋》经文也的确多有避讳和曲笔，但问题是：作为鲁史的记录者，凭什么要为郑国避讳，为什么会对叔段的出奔感觉难以下笔？况且根据周代惯例，各国之间互通消息，最合理的情况应该是：郑国把克段之事通报给有外交关系的各国，各国史官把郑国的通报原案照录。所以，如果说史官下笔感到为难，应该是郑国人感到为难而不是鲁国人。面对这些“合理的怀疑”，不知道《左传》的作者会怎么回答。

最具正义性的回答也许可以请法坤宏来做代表，他在《春秋取义测》里这样解释道：《春秋》是为王者而作的。庄公和叔段这二人属于兄不友、弟不恭，以至于在国内开战，实在是人伦之大变，是不为王道所允的，所以才被《春秋》记录在案。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真善美往往并不统一，真的未必就善，善的也未必就真，孰是孰非，殊难定论。看这短短的一段解经文字，充满着无数的迷惑、矛盾与歧说。“三传”各不相同，经学家们在对“三传”的辨析与捍卫中不但没能确定出孰真孰伪，反而给出了更多的答案。这就意味着：作为历代政治哲学的最高准则，圣人之意即便是真实存在的，至少也是陷入重重迷雾之中让人无法看清的。简而言之，一方面可以说孔子思想主导着中国两千年主流的政治文化，而另一方面却是：谁也说不清孔子思想到底都是些什么。今人经常责备科举制度钳制思想，但在观念上，多元化与大一统本身便很难相容，再者，至少在技术层面而言：无论科举考试的正误标准是采取孔颖达主义还是朱熹主义，至少是对孔子思想的一种官方定谳，否则的话，对于同一段经文显然可以有着无数种解释，而这些解释都有可能是正确的，或者都很难被证明是错误的。隋文帝时代就发生过这种尴尬，国子生接受策问，博士却没法判断优劣，其原因就是大家所学的经义有南有北，全不一样，而又很少有人能够通晓全部经说来做出判断。

经义多元化的风险是：“第一，多元化可能堕落成为派性之争，特别是当它和政治斗争或朋党之争纠缠在一起时更是如此。第二，多元化会引起对抗，而对抗可能升级为压迫。第三，在强大的正统和不断扩张的一致性之下，多元化会衰退。”

这三种情况都是令人担忧的，于是，经义需要统一，学子们也需要集中精力学习权威版本。在《左传》的领域里，杜预的解释自然算是经典。就克段事件，杜预认为孔子作《春秋》是改自鲁国旧史以申明大义，讥讽郑庄公失教是因为他没有对弟弟早做妥善的安排，而是养成其恶；叔段出奔而《春秋》称之为“克”，是为了说明郑庄公意在杀弟——意在杀而实出奔，《春秋》更为重视的是人的主观意愿，所以写“克”而不写“出奔”。

杜预虽是《左传》名家，但这个解释显然和汉代公羊大师董仲舒有异曲同工之妙，《春秋》决狱，原心定罪，诛心之论，这是西汉年间的公羊学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