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等不到一月一次的值班，他们便约好在野外见面。

许多人都必须孤独地生和死，无论在哪里都是一样。从他开始明白这个道理的一瞬间，他心里便长出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肉欲的快感，竟无比轻松起来。他看着自己汹涌的肉身从自己的壳里脱缰而出，却丝毫不想加以阻拦。就在一个县城里，他们也会给彼此写信，读着对方的信竟也可以独自到达**。他们抓住一切机会见面，在深秋里冒着寒冷在枯萎的草丛里**，在树林里的任何一棵树下**，钻在金黄的麦垛里**，一起在晚上去看露天电影的时候，他们挤在密密匝匝的人群里，都目不转睛地看着幕布，她的一只手伸进他的裤子里摩挲着他，直到他射在她手里，也是**。那最拥挤人群中的**是最惨烈的狂欢，他觉得在那一瞬间，自己像只硕大无朋的气球一样简直要从人群中升起，高高在上空俯视着众生，俯视着这人世间。

这人群中的每个人都有家，只有他没有。他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没有妻儿。这人群里的男人和女人都可以和另一个男人或女人堂而皇之地在一起，只有他必须**，必须和一个女人保持奸情。他一开始感到的确实是羞耻，但他很快就发现，羞耻是有极限的，一旦超出这种羞耻，接下来感觉到的便是一种莫大的享受了。而且，羞耻感越是强烈，这种享受便也越壮观。

这肉体的狂欢长得硕大茂密，像个巨婴一样吸收了所有的养料，把其他器官挤得日渐稀薄。他因为不好好上课，几次被学校通报批评，校长还找他谈过几次话。一次，校长找他谈话之后，他背起自己的几件行李和画板就往县城汽车站走，他早就想离开这个小地方了，早就不想做这个小学老师。他想去大城市画画，去那里做艺术家。

他坐着汽车去了太原火车站，在候车室的椅子上坐了一夜，最后还是坐车返回了交城县。他害怕，害怕自己去了大城市花光口袋里的最后一块钱，却找不到工作。他自视甚高的几幅画，投出去参加各种美展，却杳无音信。而教研组里的那几个中年女老师像是已经敏锐地嗅到了什么，经常高深莫测地看着他笑，似乎已经掌握了他**的具体证据。连给他介绍女朋友的事都没人再提了，好像他是一处提前被废弃的险滩，任是种下什么都会颗粒无收。而工资还是不多不少的三百块钱。他惊恐地感到，他已经被装进一只笼子里了，很可能这辈子都出不去了。很可能，这辈子他都要死在这笼子里了。

为了抵御这种越来越深的恐惧，他便更频繁地去找杨国红，甚至有段时间他们每天都要见面。在冬天最冷的那段时间里，外面下着鹅毛大雪，他们藏在百货大楼后面黑暗温暖的锅炉房里**，锅炉房里到处是煤屑，一关上门便伸手不见五指。他在黑暗中顺利找到了她的两只**，他拼命吮吸它们，觉得里面也储满了相同的黑暗。**成了一座坚固的建筑，他们两个人一旦进入里面，便可以暂时不顾人世间的一切法则。

锅炉烧旺了，血红色的火焰嘶叫着蹿出来，几乎要舔到他们。他站在血色的火焰旁边，褪下自己的裤子。他说“你用力咬住它”。她便和火焰一起用力地咬住他，直到他痛得大叫。他们像两头互相撕咬吞咽的野兽。他站着，闭上眼睛任凭火焰炙烤，等待着那个万马从身体里奔腾而过的瞬间。甚至在那一个瞬间，他还想要有一圈观众围观他**。似乎越是被围观，他越是能感到绝对的自由。他想，什么是自由？这就是自由吧。

每次从锅炉房里出来的时候，两个人的脸上身上全是煤灰，站在白茫茫的大雪中如两颗迷路的黑色棋子。他们看看四下无人，便分头而去，小心翼翼，唯恐被别人知道了他们的行踪。

马上就要过年了。小年这天晚上，两个人来到县城北一家偏僻的旅馆，开了两间房。因为没有结婚证，所以他们只能开两间房。两个人住到其中的一间，把另一间空着。**之后，两个人静静躺在**听外面依稀的鞭炮声。女人**着爬起来，从自己包里掏出了一件毛衣递到他手里，说：“快过年了，送给你的。”他一看，正是她一直在织的那件驼色毛衣。她隔三岔五会送他点东西，有时候用饭盒装一盒饺子，还有时候给他一瓶刚炸好的花生米。可是他从没有送过她任何礼物，马上过年了，他都是两手空空地来见她。

他把毛衣套在身上试了试，刚合适。他再一次感到了自己的无耻，作为回报，他一把抓过**的女人又做了一次。这次**他感觉机械而麻木，上身还套着一件毛茸茸的毛衣，就好像与女人之间隔了层层叠叠的草木与皮毛、岁月与光阴。他身体下面的女人倒是照旧温顺而流光溢彩，这温顺让他不由得厌恶，以至于让他怀疑，他贪恋**的本质其实就是为了舍弃这肉体，贱视这肉体吧。而眼前这被贱视的肉体却不顾一切地吸收着营养，成了一堆如驯化的家畜一样温驯而谦让的肉。

在那一瞬间他忽然想，如果和这个女人在一起过一辈子也不错吧。她这么照顾他，像个母亲一样照顾着他，她的工资还比他的高。可是，只要一想到这个女人比他大出整整十三岁，想到再过几年他们一起走在大街上也许会看起来形同母子，又想到自己将来是要做画家的，是一定会离开这里的，他就不能这么早地把自己装进这个女人的器皿里封了口。

与她的奸情，倒是最适合他的。

他觉得被这奸情豢养的他在这个夜晚如同血蛊。

这时候，外面的鞭炮声越来越响了，小年夜放鞭炮是为了把灶王爷送到天上去替人们说好话。五颜六色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又熄灭，烟花的余光透过玻璃窗落在旅店的地上、**，一时间整个房间里落英缤纷，璀璨异常，倒不大像在人间了。想到万家团圆的时候，他却躲在这个角落里和一个女人**，而这女人不顾一切地来回应他，使这肉身之上的欢娱看起来既巨大又邪恶，更像是高高凌驾在众生之上的杀戮，正强悍地鄙睨着众生。与此同时，他又从没有过地觉得自己可怜，他便从心里对着自己冷笑起来，笑着笑着，泪忽然就下来了。

女人看到他脸上的那两行泪了，便又把他紧紧抱在怀里。两个人就这么在烟花的余光里拥抱着，这时候，女人忽然说了一句：“我正在考虑离婚的事。”他吓了一跳，好像中了什么圈套，连忙对她说：“离婚干什么，好好的。”女人把脸转向门那边，忽然不说话了，似乎正专心致志地猜测那扇门后面有什么。他也沉默了一会儿，觉得不妥，又开口了：“你看你工作也好，人长得又漂亮，过得好好的，离婚干什么？别人会说你闲话的。”女人还是专心地看着那扇门，不说话，也不回头。他看着她脸的侧面，忽然觉得有些难过，便讪讪地为自己辩解道：“我是想离开交城，到外面去，我觉得我不能一直待在这里做个小学老师……”

女人终于把目光从门上拔了下来，她语气淡漠地说：“你现在的那点学历文凭出去能干什么？怕是工作也找不到，要不你就考大学吧，大学毕业了再出去找工作。你还年轻，想走就走吧，我这辈子估计就在这个小地方了。”

他赶紧说：“你出去干什么？你的工作多好，又稳定又清闲，再说你还有家。不能和我比，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

她又盯着窗外看了很久，然后起身，开始穿衣服。她说：“除夕晚上怕出不来，今夜就当提前和你过年了。”

他无端松了口气，又怕被她看见，便低下头去，不敢说话。

翻过一个年头之后便是1997年了。这年春天，交城县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各种企业工厂陆续破产倒闭，工人陆续下岗。百货大楼用投标的方式留下了很少一部分职工，开始了承包经营制，更多的人则是一夜之间失业了。杨国红就是在这个春天下岗的。

等到再见面的时候，是在杨国红刚刚开张的小商店里。在这个春天，她离了婚，在中学门口租了个小门面，开了一间文具店。他忽然发现一夜之间她的头发几乎白了一半。她坐在自己的店里正捧着一只巨大的罐头瓶子喝水。她坐在那里一杯接一杯地喝，他说：“你怎么喝这么多水？”她说：“一个和我一起下岗的同事也像我一样，一下多了很多白头发，她告诉我，不用吃药打针，就一个办法，就是不停地喝白开水，一定能包治百病，就连这白头发也能再变黑。”她目光呆滞，却不看他，她说：“还是你们当老师的好啊，肯定不用讲什么下岗，我二十岁进了这单位，只以为生是这里的人，死是这里的鬼了，没想到三十多岁的时候就下岗了，就忽然没有工作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在国营单位里居然会下岗，这让人怎么活？国家说让你没工作就没工作，说让你死就让你死。我到现在才知道了什么叫小老百姓。”

她一边说一边还抱着那只巨大的罐头瓶子拼命喝水，喝胀的小腹从毛衣后面圆鼓鼓地凸了出来。那毛衣也是她手织的，菱花形的格子。他有些不忍心往下看了，便转身看着地面。只听她嘴里还在说：“你说怎么就能让这么多人一下都下岗了，这么多人可怎么活啊？那些四五十岁下岗了的人还能干个什么？无论去哪儿，人家都不要他们了。我又能去干什么？初中毕业就顶了我爸的班来百货大楼，除了站柜台，我什么都不会。”

喝完一杯水，她又起身去倒水，摇了摇才发现暖壶已经空了。她颓然地抱着那只巨大的空瓶子，仿佛很渴很累，仿佛正站在遥远的沙漠里，而那只空瓶子里面仿佛正泡着她身上某一种悲伤的器官。她紧紧抱着它，不肯松手。

她站在那里对他恐怖地一笑：“去帮我打点水，又没水了，我一上午已经喝完好几壶了。”

这个春天的交城县街头忽然便冒出了很多小商贩，他们密密匝匝地挤在街道两边，卖这人世间能卖的所有东西。下岗工人因为没有别的技术，卖东西几乎成了所有人的救命稻草，卖蔬菜、卖水果、卖衣服、卖袜子、卖手套。清明节快到的时候，他们开始争相卖冥币，卖纸房子、纸人。为了能多卖出去一点东西，他们几乎把地摊摆到了街道中央，像群倾巢而出的蚂蚁一样正渐渐占据着县城的各条街道。有时候，为了抢夺一个顾客，两个摊主会大打出手，一个说：“他要买的是我的土豆。”另一个说：“放屁，他明明站在我的摊子前。”那个又说：“你才放屁，人家明明要买我的。”而那个准备买土豆的人已经被第三个卖土豆的抢走了。

一时间，交城县的街头出现了从没有过的盛况，那就是，头一次卖东西的人比买东西的人还多。这些拥上街头的小贩大多数是刚刚下岗的工人，而原来那些在街头卖菜的城郊农民也不满意了，生意被抢，于是，动辄便和新晋的下岗工人小贩打起来。街头形成了两大阵营，随之又诞生了最威猛、最不怕死的两大霸头各自执掌自己的阵营。于是，这街头每日充斥着各种嘈杂声、叫卖声、骂架声、拉客声、恐吓声，生机盎然得不像人间，倒更像是天上砸下来的街市。然而，为了活下去，更多新下岗的工人还在陆续拥向这里争抢一寸地盘，街上从黎明到深夜都是人头攒动，仿佛众人聚在一起正在过一种奇怪的盛大节日。

多年之后，李天星在异乡的一场小成本话剧里听到了这样一句台词：“没有投票权的一代人是没有节日的。”后来他想，从没有过投票权的人们其实节日并不少，比如那下岗便是节日，万民变成小贩拥上街头抢食也是节日。它们都是节日。再后来，李天星渐渐想明白了，节日几乎是人们活着的必备品。如果没有自己的节日，一代人就白活了。可是，从没有哪代人真正没有节日。没有。而所有的节日在每一个参加节日的人身上都会盖一个戳，永远不会消退。

夹在人群中的李天星在90年代末的这个春天里第一次闻到了那种类似于各种菌类混杂在一起的腐烂的味道。一时间，诸神撤退，出生和死亡同时面世，拥堵在了人间的街头。他再次惊恐地感觉到，他厌恶这里，他必须逃离这个小县城。嘈杂绝望的街头，抢食吃的人们让他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孤独，巨大得简直不像他一个人的孤独，倒像是有千万个人的重量一起压在了他的身上，要把他压碎，压成齑粉。

怎么逃离，怎么才能离开这里？

他一边跌跌撞撞地穿过人群和死死包裹着他的嘈杂声，一边惊恐绝望地问自己。找杨国红去，还是找杨国红去。自从上次在她的小店里见了她一次之后，他就再没有去找过她，她也没有主动来找他。现在，她不仅下了岗，还离了婚，不管是谁先提的离婚，总之，她是离婚了，她也成了单身。这个事实让他感到恐惧，让他这段时间都不敢再去找她，似乎他去找一个自由了的女人就必定是危险的，反而没有了**时的那种万目窥视背后的安全感。同时，他又想到了她手中抱着的那只巨大的罐头瓶子，想起那里面一瓶又一瓶的白开水，想起了她毛衣下面开始隆起的小腹。他不敢去。

可是在三天后的晚上，他还是出现在杨国红的小店里。当时已经八点了，杨国红还舍不得打烊。他估计她还在侥幸地等待着当天可能有的最后的顾客。她顶着一头半白的灰蒙蒙的头发，正抱着那只巨大的玻璃瓶子枯坐在椅子上。他站在黑暗中隔着那扇玻璃门看着她，就像在看一只透明的罐头，然后，他推了门进去。

她惊讶地看着他进来，起身呆呆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忽然就伸手关了灯。再然后，就着外面鬼魅一样漂泊的车灯，她一言不发地拉下了他的裤子，把他摁在了那张嘎吱作响的木椅上。接着，她还是一言不发地低下头，把头深深埋在了他两腿间。他不敢看她一眼，唯恐看到里面一半的白发。忽然，他痛苦地大叫了一声：“放开我！”然后他的泪就下来了。那个跪着的女人顿了一下，也只是一下，然后又继续。他感到自己大腿上一片湿凉，那是她的眼泪。

从杨国红的店里出来很久了，他还是无法停止哭泣。他一边没有目的地走在街上，一边哗哗流泪，后来，他索性当着来往行人的面蹲在了街头，号啕大哭起来。他哭了很久很久，那晚，整个县城的夜空里飘**的都是一个男人鲜红凛冽的哭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