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卡哈拉·希尔顿饭店住了将近两个月。有多少个早晨，我坐在伸向海滩的阳台的餐厅里，望着角落长台上的一堆玻璃杯在朝阳下熠熠生辉的美丽景象啊！玻璃杯居然会这般光耀动人，这是我在别的地方未曾看见过的。在法国南部海岸的尼斯或戛纳，在南意大利索伦托半岛的海滨，都未曾看见过，尽管那里的太阳一样明媚，那里的海色一样艳丽。卡哈拉·希尔顿饭店的玻璃杯的闪光，将作为一个鲜明的象征，终生铭刻在我的心里，使我永远记住被称为“常夏的乐园”的夏威夷或檀香山光辉的太阳、明朗的天空、艳丽的海色、碧绿的树林。

这一堆玻璃杯，虽然像出征的队伍一般整齐地排列着，但都是底朝上倒扣在那儿，有的叠放了两层，大大小小，挤挤碰碰地聚集在一起。这些杯子并非整体都能映到朝阳，只是那倒扣着的杯底的圆弧发出闪闪的白光，像宝石一般耀目生辉。杯子的数目不知有多少，恐怕足有两三百只，这些杯子也并非都在底边圆弧的同一地方发出同样的光芒。不过，相当多的杯子在底边的圆弧上都有一个明亮的光点，像星星一般。这一排排杯子散射着一列列光亮，看上去着实动人。

正当那玻璃杯底边的光亮令我赏心悦目的时候，杯体上映着的一片朝晖，也渐次进入了我的眼帘。它不像杯底那样强烈，是一片隐约而柔和的光。在阳光灿烂的夏威夷，使用“隐约”这个日本式的词儿，也许不尽相称。然而，这杯体上的光线毕竟和底边的那一点光亮不同，它顺着和缓的坡度向玻璃表面扩大开来。这两种光虽然各不相干，但都是那般清莹、美丽。夏威夷丰盈而明媚的太阳，也许得济于清爽而澄洁的大气吧。当我看到屋角餐桌上备用的那堆玻璃杯上朝阳的光辉，大有一番感受之后，为了歇息一下眼睛，便朝阳台餐厅望去。客桌上的玻璃杯已经盛进了水或冰，那玻璃杯体连同里边的水或冰，都映射着早晨的太阳，显得十分深沉，晃动着各种微妙的光亮。这种光亮依然是清莹、美丽的，你若不注意就发现不了它。

玻璃杯映着朝阳反射出的美景，看来并不限于夏威夷的檀香山海滨才有吧。法国南部海岸，南意大利海岸，还有日本南部的海滨，抑或都像卡哈拉·希尔顿饭店的阳台餐厅一样，那明媚丰盈的日光也会映射在玻璃杯上的。檀香山光辉的太阳、明朗的空气、艳丽的海色、碧绿的树林，通过玻璃杯这种不屑一顾的寻常用具，使我找到了鲜明的象征。即使不是这样，能够象征夏威夷之美的明显的标记、为其他地方所无法类比的东西当然应有尽有。例如，颜色鲜洁的花朵，姿态婀娜的茂密的树木，此外还有我未曾得以一饱眼福的、仅在一处海面才能观赏到的雨中直立的彩虹，还有那月晕般团团卷裹着月亮的圆形彩虹。这些都是罕见的景色。

但是，我在阳台餐厅里却发现了朝阳映射玻璃杯的美景，确确实实地看到了。这美景是我的初遇。以往，我不曾记得在哪里看见过。然而，不正是这样的邂逅反映着文学，反映着人生吗？这样说或许过于抽象过于夸张了吧？似乎有一点，但也不见得。我至今走过了七十年的人生历程，才在这里初次发现阳台玻璃杯上的这种闪光，并且有所感受。

饭店的人恐怕未曾想到玻璃的闪光会产生如此美的效果，才把杯子堆放在那里的吧。他们也不可能知道我竟然会由此而感觉出美来吧。我自己过分惦念着这种美，心中已成了习惯，老是思忖：“今天早晨会怎么样呢？”再一看那堆玻璃杯，情况就不同了。说得详细一点，刚才我讲到了倒扣着的杯底圆弧的某一点上散射着星星般的光亮，但其后经反复观察，因时间不同，角度不同，那星星般的光亮不止一处，而是好多处都有，也不光在杯底的边缘，就连杯体的表面也闪着星星般的光亮了。那么，底边上仅有的一点星星般的光亮，是我的错觉或幻影吗？不，既有闪射一点星光的时候，也有群星灿烂、较之一点星光更加美丽的时候。然而，对于我来说，那最初看到的一星光亮才算是最美的。在文学里，在人生里，抑或也有这样的情形吧。

我本来应当首先从《源氏物语》讲起的，然而却说出了有关餐厅玻璃杯等许多话来。不过，我嘴上说的是玻璃杯，头脑里不断想着的却是《源氏物语》。也许别人不怎么理解，不怎么相信，但确实是这样。我拉拉杂杂讲了一大堆关于玻璃杯的话，类似这样的事情，在我身上常常发生。它说明了我的文学与人生的愚拙。要是从《源氏物语》开始谈起就好了，可以用简短的语言描写玻璃杯的闪光，或者用俳句和短歌加以吟唱。然而，我在此时此地发现朝阳映射玻璃杯的美景，并运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我的感受，也能够使我心满意适。当然，在别的地方，别的时间，也会有类似玻璃杯一般的美景，但是与此完全一致的美景，恐怕在别的地方、别的时间再也不会发生，至少我以前未曾见过。这也许可以称为“一期一会”吧。

某处海面直立的彩虹，月晕般卷裹着月亮的圆形彩虹，这些美丽的传闻，都是我在夏威夷从一位从事俳句创作的日本人那里听到的。据说他在夏威夷也想编一本夏威夷岁时记，这罕见的两种彩虹都是夏天的季题，可以写出“海上听风雨”“夜半望飞虹”这样的句子，也许还有更贴切的词儿。在夏威夷据说也有“冬绿”这样的季题，听到这个词儿，我便想起了自己练习写作的俳句：

遍地皆绿，时时皆绿，去岁到今年。

作为描写夏威夷“冬绿”的俳句也许可以说得过去，因为这本来是今年元旦在意大利索伦托半岛写的一首。那时我离开落叶飘零、一派冬枯景象的日本，飞过北极上空，在瑞典住了十天。这里，太阳只低低地贴着地平线爬行了一会儿便沉没了，白昼甚为短暂。此后，又经过同样寒冷的英国、法国，来到意大利南部的索伦托半岛。仲冬时节，我眼里的森林、草木几乎一片青翠，游目骋怀，留下了鲜明的印象。街道树木上的橘子，染上浓浓的朱红色。但是这年冬天，意大利的天气据说很不正常。

元日朝雨至，四处茫茫然，维苏威火山，白雪不复见。

海上骤雨降，山巅白雪落，半岛大道上，朗朗阳光多。

元旦乘车游，夕暮方得返，远望拿波里(115)，灯光时可见。

第二首是乘车翻越山头时写的短歌，一进山，便下起了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索伦托半岛发生了异变。

我很惭愧，自己不会写俳句、短歌或诗，但是在这遥远的国度，趁着旅行时的愉快心情，姑且学习写着玩玩。将这些游戏文字记在笔记本上，日后翻阅，也可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来。

吟咏冬绿俳句中的“去岁到今年”，是送走去岁，迎来新年，即忆旧思新的意思。这是新年的季题，我采用这句话，是因为头脑里想起了高滨虚子（一八七四—一九五九）的俳句：

去岁到今年，时光一贯如棍棒。

这位大俳句家，住在镰仓我的宅邸附近。战后，我撰文赞扬虚子的短篇小说《虹》，老先生亲自来到舍下表示感谢，使我很过意不去。他自然穿的是礼服大褂，趿着高齿木屐。更引人注目的是脖子后面斜插着写有短歌的稿本(116)，这稿本是专为送我的，上面写着他自己作的俳句。我这才知道，原来俳人都有着这样的习惯。

镰仓车站，每逢岁末到新年，总是把城中的文人自创的短歌、俳句悬挂在车站的院子里。有一年岁暮，我在车站看到了虚子的“去岁到今年”这首俳句，不由一震。我对“时光一贯如棍棒”这句十分惊奇，甚为感佩。这是大家之言，我仿佛遭到了禅宗的当头棒喝。据虚子年谱所载，这首俳句写于一九五○年。

作为《杜鹃》杂志主持人的虚子，看起来写了无数自由自在、无所造作的平淡的俳句，就像寻常闲话一般。但其中也有视野博大无比，令人震惊，意境幽邃的佳句。

虽言白牡丹，微微透红意。秋菊惨淡枯，何物停上边？秋季多晴日，迷离散异香。一年复一年，默然去不返。

“一年复一年”与“去岁到今年”两句有共通的地方。有一年一年新年，我在随笔中引用了阑更的句子：

元日，但愿此心长存于世。

有一位朋友嘱我将这首俳句写在新年挂联上。细审此诗，或高或低，或俗或纯，总有些寻常说教的口吻。因有此种顾虑，只写了这一句便犯起踌躇，随即增写了他人的几首。

美哉兮美哉，岁慕夜空高。——一茶

去岁到今年，时光一贯如棍棒。——虚子

元日，但愿此心长存于世。——阑更

新天舞千鹤，渺渺如梦幻。——康成

我的这首俳句当然是跟朋友逗趣的，聊作笑谈。

小林一茶（一七六三—一八二七）的这首俳句，是我在镰仓一位古字画商那里发现的，记得上面还写有“一茶自笔”的字样。我没有考证这首俳句是在何时何地写成的。

何处寻故里，大雪五尺深。

一茶的故乡位于信浓的柏原和多雪的越后县境上的野尻湖畔，这首俳句或许是他的回乡之作。因为那里正是户隐、饭纲、妙高诸山的山麓，冬季夜空高寒爽洁，繁星如雨，荧荧生辉，况且又值岁末除夕的夜半。因此，他便在“美哉兮美哉”这种平常的词语里发现了美，并加以创造。

虚子的“时光一贯如棍棒”一句，是大胆无敌的语言，为凡人所不及。其中不正蕴蓄着深邃、博大、坚实的内容吗？“一年复一年”“默然”这些词语，写入俳句是很难处理的。然而，清少纳言的《枕草子》却有着这样一段话：

万物徒然逝不返……悬帆之舟，人之年华。春、夏、秋、冬。

虚子的“默然去不返”使我想起《枕草子》的“徒然逝不返”。清少纳言和高滨虚子把“徒然”“默然”用活了。相隔九百五十余年的两位文人，在语感语意上也许多少有些不同，但我以为这不同毕竟很小。虚子当然是读过《枕草子》的，然而虚子在吟哦这首俳句时，他脑子里是否有“万物徒然逝不返”这句话，或者据此搞过所谓“掉书袋”的事，我不得而知。即便是仿作，也无损这句俳句的意义。这里应当说明，“默然”这个词儿，虚子比清少纳言用得似乎更为恰切。《枕草子》若照我的话来说，它当然也具有《源氏物语》的韵味，两部作品并驾齐驱，这是历史的必然。《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和清少纳言，两人都是光耀古今的天才，命运使她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培育了这两个天才，并使之发扬光大。她们能够生活在这个美好的时代，也是命运。假如她俩早生五十年或迟生五十年，也许写不出来《源氏物语》和《枕草子》，两人的文才也不会那样高，所取得的成就也不会那样大。这是肯定的，又是可怕的。不管是《源氏物语》或《枕草子》。我首先痛切感到的就是这一点。

日本的物语文学，到了《源氏物语》出现高峰，因而达到了极限；军记文学到了《平家物语》（一二〇一—一二二一年左右成书）出现高峰，因而达到了极限。浮世草子(117)到了井原西鹤（一六四二—一六九三）出现高峰，因而达到了极限；俳谐(118)到了松尾芭蕉（一六四四—一六九四）出现了高峰，因而达到了极限。还有，水墨画到了雪舟（一四二〇—一五〇六）出现高峰，因而达到了极限。宗达、光琳派绘画到了俵屋宗达（桃山时代，十六世纪后半—十七世纪初叶）和尾形光琳（元禄时代，十七世纪后半），或者说到了宗达时期已经出现高峰，因而也到了极限。他们的追随者、仿效者尽管不属亚流，但这些继承者和后辈出生不出生、存在不存在都是无可无不可的事，不是吗？也许我这种看法过于严格、过于苛酷了，不过我作为一名文学家，却被这样的想法折磨着，自己生在当今这个时代，寄诸时世之命运，不妨考虑一下自己的命运。

我主要是写小说的，在今天，小说果真是最适合这个时代的艺术和文学吗？倘若如此，不免有这样的疑问：小说的时代不正在离去吗？或者说文学的时代不正在离去吗？纵观今日西洋小说，也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而且，日本移入西洋文学约有百年，这时期的文学就其日本风格来讲，尚未达到王朝时期的紫式部或元禄时期的芭蕉那样高的水平，就开始衰退削弱下去了。或者说，日本文学将来还会有上升期，今后还会产生新的紫式部和新的芭蕉，倘若如此，这倒是值得庆幸的。我总认为，明治以后，随着国家的开化和勃兴，虽然出现了一些大文学家，但许多人在西洋文学的学习和移植上花费了青春和力量，为启蒙事业消耗了半生，而在以东方和日本为基础、进行自我创造方面，却未能达到成熟的境地。他们是时代的牺牲者。他们似乎和芭蕉不同——“不知不易则难于立根基，不知流行则不可树新风”。

芭蕉遭际时代的恩惠，是那个时代发扬和培育了他的才能。他为众多的贤良弟子所敬慕，被世人所承认和尊崇。尽管如此，他在《奥州小道》这部旅行记中一角写着“死于道路，此乃天命”的话。

道上无行人，秋日已黄昏，当此秋深时，邻人作何事？

芭蕉在最后的旅行中写下了这样的俳句：

旅途抱病日，枯野梦中游。

他就是这样在行旅之中写下这首辞世歌的。

我住在夏威夷饭店的时候，主要阅读了《源氏物语》，顺便阅读了《枕草子》。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弄明白《源氏物语》和《枕草子》、紫式部和清少纳言的差异。连我自己都很惊奇，我怀疑这是因为自己上了年岁的缘故。但是在深邃、丰富、广阔、博大、严谨等方面，清少纳言远远不及紫式部，我的这种新感受至今不动摇。关于这些，过去也十分明了，从前也有人说过，但是对于我却是新发现，或者说变得更加确定无疑了。那么，紫式部和清少纳言的差异，用一句话如何说呢？紫式部有一颗流贯到芭蕉的日本的心；清少纳言所具有的只是别一种日本的心。一言带过，旁人也许会对我这话产生疑问和误解，或提出反驳，那也只好悉听尊便了。

根据我的经验，对待自己的作品也罢，对待今人古人的作品也罢，其鉴赏、评价常随时世而转变。有大转变，也有小转变。始终一贯坚持相同论点的文艺批评家，要么是伟人，要么是傻瓜。也许过了些时候，我又把清少纳言同紫式部相提并论，这种可能不是绝对没有。我在少年时代不明事理，只是顺手拿起《源氏物语》和《枕草子》读着。当我放下《源氏物语》转向《枕草子》的时候，顿时觉得赏心悦目起来。《枕草子》优美，鲜明，光彩焕发，明快有力而富有情致。作家的美感和感觉通过新鲜而锐敏的叙述流贯全篇，联想的翅膀载我飞向九天之外。也许因为这个，有的评论家认为我的文风与其说是从《源氏物语》毋宁说是从《枕草子》中受到了影响。后世的连歌和俳谐，在语言表现上，和《枕草子》也许有比《源氏物语》更多共通的地方。不过，后世文学所仰慕学习的当然不是《枕草子》，而是《源氏物语》。

诸多物语中的这一部物语，殊为优秀难得，真乃古今无与类比。先前的旧式物语，论物行文不见作者深心。大凡动人之情节，总是写得既不细又不深，后来的物语……着意效法此物语之样式而甚劣于此物语。唯有此物语殊有深意，通篇皆用心写成，且不说所有文辞精

粹可喜，就连那春夏秋冬四时天候之景象，草木之状态，也都显得文采斐然。男男女女，人们的心理情绪都写得迥然不同，各得其所。……如睹现世之人，皆可推而想之。纵有朦胧之笔，而无不及义也。

本居宣长（一七三〇—一八〇一）在《源氏物语中的玉小梳》一文里这样写道。他是《源氏物语》的美的最伟大的发现者。

抒写人情之妙笔，为国内国外，古今后世所不可比拟也。

宣长所说的“古今后世”，不仅指过去，还预言到未来。这“后世”的说法看来是由于宣长过分激动，但不幸的是，正为宣长所言中了。从那时直到今天，日本未曾出现过一部比得上《源氏物语》的小说。我说“不幸”并非为了玩弄辞藻，也不只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看法。紫式部作为民族的一分子，在九百五十年或一千年之前写了《源氏物语》，我期望着可以同紫式部相媲美的文学家早些出现。

印度的诗圣泰戈尔（一八六一—一九四一），在访问日本的讲演中指出：“一切民族都具有在世界上表现本民族自身的义务。假如没有任何表现，那可以说是民族的罪恶，比死还要坏，人类历史是不会原谅的。一个民族，必须展示存在于自身的最高尚的东西。一个民族应该是宽容大度的，它的丰富而高洁的灵魂要承担这样的责任：跨越眼前的利害，向另一个世界输送本国文化精神的宴飨。”他还说：“日本产生了形式完美的文化，它具有从美中发现真理、从真理中发现美的敏锐的洞察力。”远古的《源氏物语》至今依然比我们更为有效地履行着泰戈尔所说的“民族的义务”，将来或许继续履行着这样的义务。这是可喜的，但又是可悲的。

泰戈尔说，日本“具有从美中发现真理、从真理中发现美的敏锐的洞察力。我认为，使日本重新觉悟到这一点，正是像我这样的外国来访者的责任。日本树立着一种纯正、明确和完善的东西，一个外国人比你们本身更容易理解到这种东西究竟是什么。这对全人类来说，无疑是很宝贵的。在众多的民族里，唯有日本产生了这样的东西，这并非决定于日本民族具有的单纯的适应性，而是从它内部的灵魂深处产生出来的”。（高良富子译）

泰戈尔的这段话，是他在首次访问日本时的讲演中说的。那是大正五年（一九一六），在应庆义塾大学，讲演的题目是“日本之精神”。那年，我还是旧制学校的一名中学生，至今仍然记得我在报上看到的他的那幅特大照片上的样子。这位诗人有着蓬松的长发、长胡须，穿着宽大的印度服，身材高大，目光明亮而深邃，是一位圣哲的风貌。白发柔软地纷披在前额上，鬓角的毛发像下巴的胡须一样长，一直长遍两腮，同下巴的胡须连成一片。那副脸庞就像东方古代的仙人，给少年时代的我留下鲜明的印象。泰戈尔的诗文有一部分是用浅易的英文写成的，中学生也看得懂。因此，我也多少读了一些。

泰戈尔一行由神户港登陆，乘火车到东京去。据说后来他告诉朋友：“当抵达静冈车站时，一个僧侣团体焚香合十迎接我。这时我才想起是到了日本，高兴得流出了眼泪。”这里指的是静冈市佛教团体“四誓会”的二十名教徒的出迎队伍（据高良富子的译注）。泰戈尔其后又来过两次，他一共是三访日本。关东大地震的翌年（一九二四），他到日本来，曾经讲过：“灵魂永恒的自由来自于爱。伟大藏于渺小之中。从形态的羁绊中可以找到无限。”这正是泰戈尔思想的根本。

提起静冈，我正在夏威夷旅馆品味着静冈县的“新茶”——八十八夜采摘的新茶。在日本，立春后第八十八天，今年（一九六九）正值五月二日。这“八十八夜”采摘的新茶，传说是延年益寿、消灾灭病的妙药，自古被看作贵重的吉祥茶。

春来八十八，

漫山遍野绿叶发，君不见正采茶。

草笠儿，头上罩；

红襻儿，腰间扎。

这样的采茶谣随处都能听到。这是十分亲切的歌，使人有季节变化之感。茶园的村寨里，到了“八十八夜”这时候，村里的姑娘们一大早同时出动，采摘新茶，她们襻着红底蓝条儿的腰带子，戴着草笠儿。

静冈县家乡的一位朋友，嘱托静冈的茶店，通过航空给我寄来了新茶。五月二日新采的，五月九日就邮到了檀香山的旅馆。我小心地沏了一些，立即品尝起这日本五月初的香茶来。这不是茶道所用的“抹茶”或“茶末”，而是煎茶的叶茶。从茶汤而论，有“薄茶”“浓茶”之分，这在今天，仍按各人爱好和时尚不同而加以选择。从礼节上讲，宾客应向主人询问茶的名称。制茶店分别给茶叶标上各种雅号。这同咖啡和红茶大致一样，点出的茶的香气和味道反映着点茶人的品格和心地。江户、明治时代为文人所津津乐道的煎茶道，今日虽然日见衰微，煎茶的做法姑且不论，但在品味和冲泡煎茶等方面，依旧讲求风骨、雅驯和情感。

我是以喜悦的心情泡制新茶的，因此我沉浸在一种圆润而甜软的香味里。檀香山水也好。我在夏威夷品尝着新茶，心中想起了静冈县乡间的茶园。那些茶园布满了山冈，连绵无际。我曾经乘东海道火车经过那一带，我心中浮现的是从车窗里望到的茶园。那也是早晨和黄昏的茶园，朝暾或夕阳倾斜的光线，照射着茶园里一排排茶树，浓荫沉沉地印在地上。茶树低矮而齐整，叶片繁密，肥厚。除了嫩芽之外，叶的颜色裹着一层深绿，碧森森的。行与行之间印着一道黑沉沉的阴影。早晨，那绿色似乎刚刚静静地睁开眼来；傍晚，那绿色仿佛将要静静地睡去。一天黄昏，我向车窗外面一瞧，山冈上的茶园像碧青的羊群沉沉欲睡了。那时新干线尚未建成，乘东海道火车从东京到京都要疾驶三个小时。

东海道新干线也许是世界上最快的火车。乘坐这种快速火车，车窗外的景致完全失掉了情趣。要是乘坐原来的东海道线，凭借原来的速度向车窗外眺望，像静冈县茶园那种诱人眼目的景物还是有一些的。其中，印象最鲜明、最使我感动的是，当从东京始发的列车进入滋贺县时的近江路的风光。

我与近江人，共惜春归去。

就是芭蕉这首俳句里的近江。我每当一踏上春天的近江路，必然想起这首俳句。我惊叹芭蕉对美的发现，仿佛我自身的情感也包含在这首俳句里了。

尽管这样说，我对这首俳句却有着我自身的感受。人们常常会把自己所喜爱的诗歌甚至小说变为自己的东西，置于自己的情感之中，随心所欲加以鉴赏。这倒是最普通的鉴赏方法，全然不顾作者的意图、作品的本质，还有学者和评论家的研究和评论，游离开去，一无所知。对于古典文学也是如此。作者一搁笔，作品便带着自身的生命走到读者中间去了，它们如何被利用、如何被砍杀，一任它们所遇到的读者，作者是无法追寻的。“一旦离开几案即成故纸。”这是芭蕉的话。然而芭蕉说这句话时的意思，和我引用这句话的意思已经大不相同了。

《近江春归》这首俳句，我竟然忘记是收在《猿蓑》（元禄四年，一六九一年刊行的俳句集）里的了。在这首俳句里，我只感受到“春之近江”或“近江之春”成为这种心情的依据。我心目中的“春之近江”或“近江之春”里，分布着明亮的金黄的油菜地，绵延着绮丽的淡红淡紫的紫云英田，还有春霞叆叇的琵琶湖。近江有着许多油菜地和紫云英田，然而，更使我感叹的是，进入近江时列车外面的风光和我的故乡一模一样。柔和的山峦，繁密的树木，风光纤细而优雅。来到京都的门户，京都已出现在眼前，这里是近畿地方，已经进入畿内了。这里是平安王朝和藤原时代（七九四—一一九二）的文学、艺术、《古今集》、《源氏物语》、《枕草子》的故乡。我的故乡是《伊势物语》（十世纪成书）里描写的芥川流域，是风物贫乏的农村，因此，我把坐车花半小时到一小时就可到达的京都当作我的故乡了。

我在檀香山卡哈拉·希尔顿饭店，第一次认真研读了山本健吉（一九〇七年生）在《芭蕉》一书中对“我与近江人，共惜春归去”这首俳句的评释。据说芭蕉写这首俳句不是在沿东海道上行的时候，而是从伊贺来到近江大津的时候。《猿蓑》里标着“惜春望湖水”的题词，也载有“志贺唐崎泛扁舟，人人相谈春之暮”题词的真迹。再者，“近江人”的“人”似乎也有着某种人事上的关系。可是当我从山本健吉的评释里抽出这段颇合我意的话之后，又发现他还写道：

“关于这首俳句，《去来抄》（向井去来，一六五一—一七〇四）上有下面的传说。‘先师曰，尚白（江左尚白，一六五〇—一七二二）难之：近江应为丹波，晚春亦当岁暮。汝以为如何？去来曰：尚白所难非当。湖水朦胧而生惜春之情。今日奉侍尤佳。先师曰：然也，此国古人之爱春绝不亚于京都。去来曰：此一语贯我心中。若岁暮于近江，安能有此感乎？若晚春在丹波，亦难有此种情感。风光感人，诚哉斯言。先师曰：汝去来堪同我共论风雅。殊更悦之。’《枭日记》（各务支考，一六六五—一七三一）元禄十一年七月十二日，‘牡丹亭夜话’条中有同样的记载，最后记着去来的话：‘风流自在其中。’支考也说：‘当知其中之事。’”

风流在于发现存在的美，在于感受发现的美，在于创造感受的美。“风流自在其中”中的“其中”，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场景，是上天的惠予，若能知“其中”，则可以说是美之神的馈赠。“我与近江人，共惜春归去。”只不过是一首平明的俳句，但因为场景是“近江”，时候是“晚春”，这里就有着芭蕉对美的发现与感受。其他场景，比如“丹波”，其他时节，比如“岁暮”，就不会像这首俳句富于生命力。如改成“我与近江人，共惜岁已暮”，便没有“我与近江人，共惜春归去”的意趣。长年以来，我抛开芭蕉写作此句的本意，仅凭自己的感受解释这首俳句，但总觉得“春逝”和“近江”在芭蕉的心中是相通的。诸位可以认为我这是强辩或者诡辩。

说到“场景”，就像前面提到的静冈的茶园一样，我心中立即想到《源氏物语》的《宇治十帖》。宇治和静冈是日本茶的两大著名产地。提起静冈的茶园就想起宇治，这是自然而又无任何疑义的联想。然而，我在檀香山饭店阅读《源氏物语》，“宇治”一词就不单单是个地名了。这是《宇治十帖》的宇治，也就是《源氏物语》五十四帖最后的十帖。《源氏物语》第三部的“场景”就只能是宇治。这种联想也是我的望乡之思，多少有些微妙。而且，紫式部将宇治作为这一场景加以描写，使后世的读书人一想起这种场景就只能是宇治，这是作家紫式部的笔力所在。

投身泪河流水湍，谁设栅栏将我拦。决心赴死殉故人，抛别此世不稀罕。

这是“习字”一章里浮舟的歌。“那时，横川住着一位道行高深的僧都。”这位横川的高僧，率领弟子僧众到初濑这地方还愿回来，路过宇治，从宇治川里救起了浮舟。被救之后，她稍稍恢复了神志，习字时写了这首歌。

晚上，到初濑还愿的一个僧人和另一个僧人，对下藤法师说：

“我等手擎灯盏走到没有一个人影的后院，但见一片树林，‘四周一片阴惨惨的’，这时忽然发现一团白色的东西。”

“那是什么？”

于是站定，将灯火燃亮，一看，好像是什么东西打坐于地。

“莫非是狐狸精，真可恶！叫她现出原形来！”

……再走近一些，只见那物长着光艳美丽的长发，依偎在大树根下嘤嘤啜泣。

真是稀奇又古怪，莫非就是狐狸精？于是，他们喊来横川的高僧，也把寺院值宿的人叫来了。

“你是鬼是神？是狐狸精还是树妖？天下第一位得道高僧就在这里，你能隐藏住吗？快快报上姓名来!”

说罢，伸手扯了扯那人的衣服。那人掩住脸面痛哭起来。

是“树妖”还是“古代传说中的那个无目无鼻的鬼”？

僧人想把她的衣服剥下，她便俯地痛哭。

“雨下个不停，倘若就这么放着，她必死无疑。”众僧把她抬到墙根下。

这时，僧都说道：

“确实是个人的样子，眼看着她要绝命而放着不管，也不近情理。池中的游鱼，山上的鸣鹿，眼看被人捕捉而见死不救，该是多么悲惨的事。人命虽然不很长久，然而残生只有一两天也应该加以珍惜。不管是被鬼神所祟，或被人所胁迫和诱骗，总是濒临死于非命的境地，应该受到菩萨的救助。且给她喂些汤水，救她一命，即便最后必死也就罢了。”

就这样，僧人让得救的浮舟躺卧在“无人喧嚷的静谧之处”。僧都的妹妹看到“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身穿一件白绫袄子，外边系着红裙，芳香四溢，气韵高雅。于是联想到这位浮舟定是自己死去的女儿转世，倍加爱护体贴”。她说“看到一位梦中的美人儿”，“亲手给浮舟梳头”，她以为这就是“从天而降的仙女”，比“伐竹老翁发现那位竹子姑娘还要神奇”。

要是这样叙述“习字”这一章，恐怕得到天亮。要讲解《宇治十帖》也得花上两三年时间，我在这里只好割爱。由紫式部的美文笔调而联想到“竹子姑娘”，因为她引起了我的注意。《源氏物语》的“赛画”一章说：“物语的鼻祖是伐竹老翁。”后边一提到《竹取物语》就引用这句话。紫式部在“赛画”一章还写道：“这表现竹子姑娘故事的画时时被当作赏玩之物”，“竹子姑娘不为浊世所染，怀抱清高之志”，“竹子姑娘升天而去，是凡人所无法企及的事，谁也不知其中奥妙”。而且“习字”一章中说：“比伐竹老翁发现竹子姑娘还要神奇。”

很久很久以前，有个伐竹老翁，上山伐竹，做成各种竹器。他名叫赞岐造麻吕。他发现竹林中有一根放光的竹子，十分好奇，走近一看，那竹节中亮光闪闪。定睛一瞧，原来是个三寸高的小美人儿。老翁说道：“你藏身于我朝夕相守的竹林里，就请做我的女儿吧。”于是他把小人儿捧在手心里带回家中，交给老妻抚养。这小人儿生得美丽动人，因为实在幼小，便被放入竹篮里小心伺候。

我在初中时代第一次读到《竹取物语》（成书于十世纪初）的开头一段文字，感到实在优美。我看见过京都嵯峨野的竹林，看见过较之京都更近些的我家乡附近山崎和向日町一带的生产幼笋的竹林。我想象着竹林闪光的竹节里一定住着竹子姑娘。我这个初中生当时根本不知道《竹取物语》是根据古代的传说故事编成的，我十分信服《竹取物语》的作者对美的发现、感受与创造。自己也试图这样做。这部日本远祖小说的构想，其美妙无以言说，令我心驰神往。少年的我，感到《竹取物语》是一部对圣洁处女顶礼膜拜、赞美永恒女性的书。它令我如醉如痴，也许是这份童心未泯吧，我至今对《源氏物语》中紫式部写的“竹子姑娘不为浊世所染，怀抱清高之志”以及“竹子姑娘升天而去，是凡人所无法企及的事”这些话，不仅仅当作一种修辞而引入自己的文章。我在檀香山重读了今天日本文学研究家的一些评论，他们认为，《竹取物语》恰恰表现了成书时代的人们对于无限、永恒、纯洁的思慕和憧憬。将“三寸”的小美人儿竹子姑娘“放入竹篮里小心伺候”——装进用竹子编成的篮子里养育，在少年的我看来，实在美极了。我想起《万叶集》（成书于八世纪）开卷第一首雄略天皇的《御制歌》：

篮儿呀，你挎着篮儿。

铲儿呀，你拿着铲儿。

山丘上剜菜的女孩儿呀，快告诉我你家在哪里？

叫什么名字？

这美丽的大和之国，

都是我的领土。

皆听命于我的统治。

我的姓名和家世，

都已经告诉于你。

我想起山丘上剜菜的少女手中的小篮子。我又由飞升月宫的圣洁处女竹子姑娘想到了真间的手儿奈姑娘。众多的男儿追逐她，她谁也不应允，终于投井而死。缅怀葛饰真间的手儿奈，自然使我联想起《万叶集》中的和歌来：

…………

葛饰真间手儿奈，传闻墓冢在这厢，古树叶茂松根远，莺声芳名永不忘。

反歌二首

来者听我言，葛饰有真间，少女手儿奈，香消在其间。

葛饰真间湾，玉藻水中摆，

我欲割玉藻，忽忆手儿奈。??????——山部赤人（八世纪）

鸡鸣吾妻国，自古传百代。葛饰真间女，芳名手儿奈。麻衣着青衿，麻裙放光彩。香发不用梳，素足香罗带。锦绫裹窈窕，娇娜我心爱。容颜赛满月，巧笑似花开。翩翩少年郎，愿结百年好。如蛾近灯火，如舟泊港奥。人生叹几何，一朝付缥缈。妹卧青冢里，日夜闻波涛。

此桩远古事，至今传未消。

反　歌

葛饰真间井，见之发幽思，

美女手儿奈，前来汲水时。??????——高桥虫麻吕（八世纪）

真间的手儿奈似乎是万叶人心目中一位理想的女性。还有一位菟原处女，她一人被两个男人激烈争夺，长叹道：“他俩赴汤蹈火，势不两立，妹子告诉母亲：‘我一卑贱女子，看见这两个男人争斗不息，怕今生今世难以相逢，就相约于黄泉吧。’”说罢就自尽了。菟原处女的传说，也被虫麻吕写进了长歌：

悲叹妹已去，壮士梦血沼，相随齐观看，情断魂已消。菟原两壮士，仰天长号啕，伏地咬牙齿，自悔拔佩刀。

众人跑出来，只见两个壮士也死了。

乡亲们一起商量，为少女建造一座陵墓，以便永世

不忘，代代传扬，并将两个壮士陪葬于左右两旁。这故事虽然久远，但听起来仿佛就在眼前，令人泪下。

我在少年时代，从日本古典文学中，首先阅读了散文部分的《源氏物语》和《枕草子》等书籍，后来才读了成书较早的《古事记》（七一二）以及成书较晚的《平家物语》（十三世纪初），还有西鹤（一六四二—一六九三）、近松（一六五三—一七二四）等。和歌方面读了平安时代的《古今集》，首先读的是奈良时代的《万叶集》，与其说是有选择地阅读，不如说是受当时时代潮流的影响。在语言上，《古今集》确实比《万叶集》更好懂，但对于年轻人来说，《万叶集》反而比《古今集》和《新古今集》更易理解，也易于受到感动。

现在想想，这是非常粗浅的看法。散文方面，我读了女性的“妩媚娇柔”，也读了男性的“勇武刚毅”，这是颇有意思的。就是说，我接触了最高水平的东西，这是件好事。从《万叶集》到《古今集》，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出现过种种情况。这虽说是粗浅的看法，但从《万叶集》到《古今集》，使我联想到由“绳文”到“弥生”的转变。那是土器、土偶的时代。“绳文”的土器、土偶表现了勇武刚毅，“弥生”的土器、土偶表现了妩媚娇柔。当然，也可以说，“绳文”一直贯穿着五千年之久的历史。

我在这里突然提到绳文，是因为我觉得战后最新发现和感受到的日本美是绳文的美。土器土偶几乎都是从地下发掘的东西，这是存在地下的美的发现。当然绳文的美在战前已为人们所熟知，然而到了战后的今天，这种美才得到肯定和推广。人们重新认识了日本古代民族神奇怪诞和富于坚强生命力的美。

从《源氏物语》的“习字”一章就滑入了联想的斜道，没有回到《源氏物语》上来。横川的僧都在救助浮舟时说过这样的话：

池中的游鱼，山上的鸣鹿，眼看被人捕捉而见死不救，该是多么悲惨的事。人命虽然不很长久，然而残生只有一两天也应该加以珍惜。不管是被鬼神所祟，或被人所胁迫和诱骗，总是濒临死于非命的境地，应该受到菩萨的救助。……救她一命，即便最后必死也就罢了。

梅原猛（一九二五年生）对这段话加以解释：“浮舟确是为鬼神所祟，遭人遗弃和欺骗的走投无路的人，除了一死，别无其他生路的人。对于这样的人，佛祖才救助她。这正是大乘佛教的核心。人为鬼神所祟，烦恼无尽，失去了求生之路，只有绝路一条。只有这种走投无路的人，才是佛祖要救助的人。这是大乘佛教的核心，同时也是紫式部的信条。”而且，梅原猛还说，假如横川僧都的原型就是那位横川的惠心僧都，即《往生要集》的作者源信（九四二—一〇一七），那么，紫式部在“《宇冶十帖》里就是对当时最大的知识分子源信发出的挑战”。“她敏感地抓住源信的说教和生活的矛盾，对此发出了批判的箭矢。”被佛拯救的人，“不是像源信那样的高僧，而是浮舟那样的女罪人——一个愚蠢的女人。我仿佛听到紫式部这样呼喊”。

紫式部怜惜浮舟，使她悄悄走向清净之界。她虽然写完了《源氏物语》，却留下了袅袅余韵。我在这里所谈的有关《源氏物语》的美还未摸到门径，但我不会忘记美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家例如爱德华·塞登斯特卡、唐纳德·金、伊万·莫里斯等人。我从他们优秀的《源氏物语》评论中受到很大启发。将《源氏物语》推向世界文学之林的翻译家亚瑟·威利，十年前在一次英国笔会举办的晚餐会上，我同他相邻而坐。我们彼此使用蹩脚的日语和英语交谈，有时用英文和日文笔谈，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说希望他到日本来，亚瑟·威利回答说，那样就会幻灭的，不能去。

“我认为外国人比日本人更容易理解《源氏物语》的意味。”读到唐纳德·金的这句话，使我大吃一惊。（见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六日《信浓每日新闻》上的《山麓清谈》）他说：“我涉足日本文学是在读了《源氏物语》英译本并受到深深感动之后。我认为外国人比日本人更容易理解《源氏物语》的意味。原文很难读，不容易懂。现代语译本，包括谷崎润一郎先生所译的在内，已出版许多种。但是为了尽量传达原文的韵味，不得不使用许多现代日语中所没有的词儿。而读英译本就没有这种顾虑。因此，通过英语阅读《源氏物语》，实在感到有一股迫力。我认为，《源氏物语》比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从心理上更接近二十世纪的美国人。因为人物描写十分鲜明生动。……要说《源氏物语》和《金色夜叉》(119)哪一个更古雅，《金色夜叉》要古雅得多。《源氏物语》的人物栩栩如生，在这一点上常读常新，价值不渝。此书和二十世纪的美国相比，在时代和生活上虽然不同，但绝不是一部难以理解的作品。因此，纽约的女子大学甚至把《源氏物语》列入二十世纪文学讲座之中。”

“外国人更容易理解。”唐纳德·金的话和泰戈尔所说的“外国人比你们自己更易于理解”的话不谋而合。我感受到了美的存在和发现的幸福。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六日在夏威夷大学希洛分校的公开讲演昭和四十四年（一九六九）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