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佳人

国际笔会正在进行期间，听到救护车的警笛，心中不由一惊。波兰的鲁吉奈库氏在开幕式那天受伤了，所以这次又担心起来，不会是外国客人又出事了吧。远来的客人没有时间消除乘飞机的疲劳和紧张心情，又不熟悉东京的情况。法航包机抵达羽田机场时，我前往迎接，当我看到走出机舱的客人个个疲倦的样子，心中忖度着，刚到八月底，很多人都穿上冬装了，觉得很奇怪。我还是一身麻布便装，羽织外褂也很不合礼貌。罗西弗考公爵夫人在《巴黎评论》十一月号发表的《日本十日》文章中说我的衣服为“高雅而富品味的黑衣”。比起这种演出效果来，我为出席会议准备的那双炎夏全日靴从此脱不掉了，一连数日穿着，染上了脚气，很难再穿下去了。所以，会议进行中一旦有空儿，赶快回旅馆光脚过上一会儿。

罗西弗考夫人的《日本十日》列入的日程活动安排十分精确（我不懂法语，查对了地名、人名。日本人的名字都很正确），长达九页，加了十四条脚注。这篇文章的要点，我问了河盛好藏氏，都是赞扬日本的。比如，南禅寺野村别邸的夜宴，场面优美、高雅，无可形容。夫人把京都说成是典雅的藤原之都，并一一对照了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完成于一〇〇四年——夫人注）。美国的伊丽莎白·威宁夫人《源氏物语》读了十三遍。不用说，她们读的都是亚瑟·威利氏的英译本。出席笔会大会的外国文学家中，读过《源氏物语》的人不在少数。去年四月，伦敦国际笔会执行委员会，我和松冈洋子小姐出席了。会后，英国笔会举行的招待晚宴上，我的邻座是一位缺齿而性格偏激的老人，有人介绍说他就是亚瑟·威利氏。我立即通过一种奇怪的方式同他搭话。我说出片段的英语，威利氏说出对应的日语，此外加笔谈。那种笔谈中夹杂着日本字和简单的英文。威利氏汉文、日文自然都懂得，我的英语写比说稍好一点儿。在罗马航空公司以及提包商店，用笔谈很起作用。巴黎的旅馆，我把要洗的衣服交给侍女，问她何时能洗好。对于法语，我一句也不会说，我请侍女写下来，查找词典，才知道是星期六的意思。我同威利氏的对话也啰里啰唆，不成体统，但坚持讲下去了。这个过程中，菜也上完了。有人一直看着我们这种奇怪的谈话方式。威利氏的《源氏物语》，作为普通版，似乎加入教科文组织的日本文学翻译计划之中了。千年前的《源氏物语》，我们的明治、大正和昭和时代，还没有一部小说能胜过它。

威宁夫人作为皇太子启蒙教师来日时，我没有见到过，在笔会大会上一见面，就觉得她是一位静和、谦恭和真诚的女士。表情中可见一抹落寞。由于皇太子的关系，日本笔会邀请她作为贵宾（guest of honor，各国两名代表，开会期间食宿费均由日方支付）出席会议。包括皇太子在内，夫人在日本有许多好朋友，即使没有笔会团体邀请，她也能获得私人朋友的厚遇。听说在东京开会期间，她按照大会日程出席会议，没有缺席一次。她严格尽到了笔会大会邀她来日的义务。小泉信三氏招待夫人也是大会结束以后的事。会后，威宁夫人在日本继续住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我乘横须贺线，在电车上碰见了她。夫人从座席上走过来，对我说：“我想跟您聊聊，可以吗？”没有翻译，我感到很困难。夫人应邀到北镰仓斋藤利助氏家里饮茶，正当回来的途中。她说，笔会大会非常成功，她很高兴，并表示深深的谢意。夫人读过我的《雪国》，她似乎看我不大爱说话，就和蔼地走回自己的座席了。

我对罗西弗考公爵夫人，也碍于情面，羞于谈吐。那时，她在法国众多文学家的陪伴下，应邀出席法国驻日大使馆晚餐会，作为笔会大会主办国的会长，我被安排坐在法国大使附近的座席上，大使两边是安德烈·祥瑟氏及其夫人，祥瑟氏下边是罗西弗考夫人，再下边就是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芹泽光治良氏和小松清氏也来了，但他们坐在另一桌上。亲切的祥瑟夫人看我很拘谨，不时送来温和的微笑。其间，公爵夫人主动问我：“您会说英语吗？”我回答：“不会。”夫人又接着说：“怪不得，上回我邀请您到我巴黎的家中做客，您没有来。”那次，山田菊子女史到香榭丽舍酒店请我出席公爵夫人家的沙龙时，我已经去戛纳电影节了。回到巴黎，看到山田女史留给我的信。然而，我又急速离开巴黎赶往哥本哈根，紧接着踏上了归国之途。我把情况对夫人讲了，为自己的失礼而道歉。为了表白这番意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晚宴之后，夫人通过小松清氏翻译，对我说：“下回再来巴黎吧。”大会期间，鉴于对夫人有失礼仪，读了《日本十日》一文，感到非常高兴。

鲁吉奈库氏的受伤使我胆战心惊，但总不能一直沉沦于这样的坏心情中。九月二日，棘手的匈牙利问题(97)得以和平解决，执委会戏剧性地结束之后，大家正要走出产经国际大厦，鲁吉奈库氏头部和身体撞在一块大玻璃上了。不是进出口玻璃门，鲁吉奈库氏身后也没有人推压或撞击。他似乎正在同本国的波兰代表兴奋地交谈，没有注意到眼前的大玻璃。听说他大量流血而倒地，我很担心，真不知他受了怎样的重伤。叫来救护车，搬送到圣路加病院。那家医院通用英语，所以请懂英语的大田氏陪侍身旁。因为马上有外务大臣的招待宴会，听说我要前去探望病人，松冈洋子把我劝止了。日本笔会立即送去了鲜花。当天晚上，我托银座的千疋屋送去果篮。千疋屋打来电话，说受伤者已回帝国饭店，我才松了一口气。第二天一早，大会开始前，我顺路到饭店看他。鲁吉奈库氏折起上半身坐在**，对我行礼。他头上缠着绷带，手臂和腿脚似乎也受伤了，但不需要住院治疗。翌日，他表示要赠给我一把波兰民间工艺品裁纸刀和雕花小盒子，还有小桌子。这些东西已经托人送到笔会办公室去了。一件就足够了，竟然送了三件，这表明他心情很高兴，也是我接到外国客人所赠礼品中最难得的礼物。鲁吉奈库氏感谢我方对他亲切的应急处置。他自然没能出席会议，但东京日程告以结束的九月六日，日本笔会举办的晚宴上，鲁吉奈库氏额头上贴一小块纱布出现了。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产经大厦的大玻璃本来是应该赔偿的，但大厦方面反而怀着歉意，送给鲁吉奈库氏一份慰问金，并立即更换了一块新玻璃。

昭和三十三年（一九五八）一月

犬年

犬年话犬。去年春天欧洲之旅，也和狗混得很熟。到达伦敦后，国际笔会秘书长戴维特·卡巴召集星期天午餐会。我应邀去他家，一走进屋子，一只狗立即跑到我身旁与我亲近。卡巴夫妇看了，非常惊奇。这只狗名曰恰吉，属于派克逆子种。九月，日本举办国际笔会期间，我本来想问问卡巴夫妇，他们来了，家里的恰吉怎么办。后来竟然忘记了。写信时，打算也给恰吉捎个好。

又是星期天早晨，我去哥本哈根，不出所料，遛狗的人很多。松冈洋子小姐在旅馆休息，我独自一人，凭借三两句英语，聊起了狗的事。一位自豪的老妇，不给狗拴链子、叫它自由训练走步。那狗也跑到我的跟前来了。其原因在于我的每件衣服，都浸满了镰仓家犬的气味儿。离日前，有线电公司(98)的人托我去看看伦敦爱犬展览会，但我没有去。不过我随时随地留心观察所接触的犬。然而，那个星期天公园里只看到一只形体漂亮的小型贵宾犬(99)，由一位心情极坏的老人牵在手里。劣犬和杂种犬不少。我只能看到英国产良犬照片以及日本进口的实物，但从伦敦的犬们那里反而感受到一种快乐和温馨。这种感觉不仅限于狗。

我在戛纳饭店大厅遇到的狗，也使我难以忘怀。那是电影界上演日本影片《米》那天傍晚，大厅里有一个花团锦簇的东西在移动。它钻过人与人腿脚之间的空隙，突然直奔我走来，前腿搭在我的膝头，那副高兴的样子，几乎要抱住我。作为小型犬，它属于身躯稍大的贵宾犬的一种。一位手握细细金属链子、企图将狗拉回去的女子，看到此种情景吓了一跳，连连向我道歉。我对她说，我家里有六只狗。那女子问我认识不认识田付龙子女士。我说，名字知道，也读过她的书。现在，她生病了，而且是重病。但我没有告诉她是癌症。女子满脸担心，她说：“田付女士是我丈夫的朋友。请代我向田付女士问好。”她给了我一张名片。归国后，我忙于筹备笔会大会，答应转给田付女士的名片耽搁了。三拖延两拖延，田付女士去世了。

对于狗，不一定非要使用英语、法语，我家里养了一只从美国乘飞机来的英国犬。人无法像狗一样很快熟悉外国和外国人，我去欧洲，首先想到的是，送给自己最重要的礼物便是在这些国家住下来，过上一段日子。从戛纳经尼斯到摩纳哥，独自一人兜风的时候，看到途中大大小小古旧的旅馆，真想静静地待上一两个月呢。在巴黎，松冈小姐同国际笔会大会安德烈·祥瑟会长相约在罗马见面。我们到罗马饭店拜访，祥瑟氏对我们说，斯坦因·贝库到佛罗伦萨去了，听说在佛罗伦萨能找到好工作，过上好日子。当时我也想在佛罗伦萨落户，写点儿文章什么的。当然，正如梅原氏绘制佛罗伦萨风景画一样，我不会把意大利人写进小说里。

在欧洲经常会忘记身在外国。多亏有熟悉外国的松冈洋子小姐陪伴，不仅如此，或许因为生来就有的放浪癖，自身感到很不安。有时会莫名其妙地想起日本来。例如，一边在老维克剧场观看《威尼斯商人》，一边回忆起我们学生时代的英语教育，还有在日的英国人。一边在威斯敏斯特广场修道院(100)倾听唱诗班演唱圣歌，一边心中浮现尾形乾山十二月色纸绘，遂即联想起日本的美来。鹅毛大雪落纷纷，石寺夜寒欲断魂。

我幻想着，新的一年再到某个国家走走。素无相识的外国旅行，可谓无比的解放与休憩。国际笔会大会结束后，我的形象在国内广为人知，走到哪里都不自在。不过，由于笔会大会得以结交了各国众多的文学家，到了外国，总得跟那里的人们打个招呼。去年，在东京迎接客人时，对于那些曾一度见过面的作家们，其亲密程度就是不一样。今后，我不管到哪个国家去，之所以有机会介绍日本文学和翻译的有关情况，都是因为召开国际笔会大会的缘故。正如我的《雪国》那种不成体统的小说，竟然也在瑞典出版，进而还被翻译为俄语、捷克语和越南语等语种，对此甚感意外。美国的施特劳斯氏说，就连《雪国》也翻译出版了，所以其他任何一部日本文学作品都可以出版。真有意思！今年被翻译成外文的日本小说看来会逐渐增加。

昭和三十三年（一九五八）一月

古都

相隔三年，在家里迎来新年元旦。去年元旦，是在东大医院度过的。前年的元旦，是在京都度过的。年年都从收音机里静听京都古寺的钟声，因此每年都很想就近倾听一回。前年岁暮二十九日去京都，三十日和除夕那天，一个人无目的地在京都溜达，因为年末，哪里都看不到一个游人的身影。平素，受到游人搅扰的名胜古迹，看起来也显得不同了。三十日，我去嵯峨野，在岚山吃午饭。“吉兆”“杜鹃”年末关门，登上一家名为“千鸟”的店铺，这里的游客也是出奇地少，光是准备午饭就耗费将近三个小时。我不慌不忙坐在被炉一旁，越过山脚林木空隙，一边眺望河流和岚山，一边听侍女悠闲地聊天。听她说，夜间后面山里，被狐狸迷住的汉子，走进河水里了，天明时才被发现。

岚山，从前大冬天我也去过一次。樱花烂漫的岚山，红叶遍布的岚山，气韵因人多而分散，静寂的冬季前来一看，便可明白岚山之美。河水也显得清冷、透明。从岚山转到苔寺，只看见庭院内有两个年轻女子结伴而行。夕暮，寒气砭肤。最近，染织作坊的龙村店主也去看过，据他说，往昔湖水底下就是京城，应该是寒冷的。寒冷的京都于如此的严冬里走上一遭儿，虽然游人稀少，但却能沉浸在古代都城的馨香之中。去年十一月在这里住过一周，十二月来过两次，那次是应藤田圭雄君之邀来京都的。那是十二月，两人前往幡枝的圆通寺，由寒冷的御殿眺望叡山。当时还从醍醐前往日野的法戒寺，阿弥堂大门专为我一人开放。寒气迫人，印象深刻。清水寺，十二月去看过，也和岚山一样，深知其美景无限。

十一月时，还去过奈良。在京都、奈良看到晚霞和落日，立即想起“来迎”二字，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在药师寺时，天色已晚，出门行于林木之间，圆月随我而动。唐招提寺的夕晖中，只有建筑，而无人影。这里的小池里也宿着圆月，令我难忘。在京都，于二尊院后山，拜谒三条西实隆极其小型的陵墓，也使我怀想不已。日本战败的那些年月，我为往昔承久、应仁战乱之世“新古今”文化和东山文化的兴衰所吸引，看了一些参考书，阅读了藤原定家的日记《明月记》和实隆的日记《实隆公记》等，打算将这些战乱中文化的哀伤写入小说。定家、实隆自然是小说中的人物。慵懒的我，战后十五年间，都没有进行过材料调查。我或许没有时间完成这样的写作了。直到现在，当我路过定家和实隆墓时，悔恨之情依然存在。拜谒明惠上人的高山寺也是如此。

前年岁末，在京都没有会见什么人，难得一个人走进阿染小姐的酒吧，偶遇初濑川松太郎氏，我对他说，我是来听除夕钟声的。于是，他和阿染两个人为我物色听钟的场所。我本想独自一人静闻钟鸣，但初濑川与阿染还是伴同我一起听钟了。他们还为我叫来了两个舞妓。在钟麟阁的房子里，一如名字所示，知恩院的大钟就在邻近，作为听钟场所，有点儿过于靠近了。不过对我来说，实为一次难得的忘年会。钟鸣之际，元旦来临。祇园神社举行苍术祭。我离开酒吧，穿过四条大道的人流，回到都饭店(101)，乘坐元旦鸽牌高速巴士返回镰仓。舞妓、侍女以及鸽牌公司乘务员小姐，我都一律送了一点儿压岁钱。这是元旦那天的乐事。

我去京都，一般都是乘坐鸽牌巴士，乘务员小姐也都熟悉了。去年十一月，隔了好久再乘，大多都是新面孔，老司机对我说，很多人都结婚了。此外，京都市里也大变样了，令我惊奇。作为古代都城的京都，很快就被破坏殆尽，就像战后不堪一顾的地方城镇。这时候，我也走进京都人之间。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啊！京都没有被焚毁，如今的繁华地段，新旧混杂，斑驳陆离，在我眼里就像战前，不，更像大正地震前的浅草等地，不断诱发我泛起如此奇妙的乡愁。生于京都和大阪之间农村的我，是个对京都、大阪一概毫不知情的土包子，沿着东海道来到京都，方觉得这里才是山川风物柔美的故乡。奈良、京都，虽然都是日本的旧都，但奈良没有古老的街衢，在那些依旧保有古都街衢的城镇中，我最想去的是京都，目下更是如此。看了京都，如可能，还想再去外国看看。这就是我新的一年的愿望。

参观京都，本想写点儿什么，但也不想强逼自己。写出来的不是小说也没有关系。用小说的形态构思小说，本不是我的强项，也不想向这方面努力。再说，我既不认为追逐西洋文学的新动向就是新，也不认为追逐时代的新动向就是新。我只想到京都等古老城镇随便走一走。去年十二月十五日，伊贺的柘植举办横光利一文学杯揭幕式，我当时出席揭幕式之前，作为心理准备，我重新阅读了一些横光君的作品以及诸家有关横光君的记述。据草野心平氏回忆，横光君死前三月余，他在给草野氏的信中末尾写道：“请原谅，请原谅。我想写诗，我想写诗。”当时我正在由京都开往柘植的火车上，横光君的话深深打动了我。横光君的忌日是岁暮的除夕。有一年，我在他的忌日那天去他家里，同石冢友二君谈论高浜虚子氏的俳句。那是贴在镰仓车站上的一首送旧迎新的俳句，我们一致认为是杰作：

去岁到今年，时光一贯如棍棒。

昭和三十五年（一九六〇）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