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多家周刊杂志几乎同时刊载有马稻子小姐订婚的传闻。仅就订婚一事，在我看来，虽然作者不抱什么恶意，但多数都是调侃戏谑的文字。对于这件事，有马小姐和中村锦之助君都不置一词，这就使得那些写手越发凭借臆测和想象，任意添油加醋起来。不管怎么说，这种喧嚣一时的报道，当事者们是很难忍受的。我和有马小姐相识日久，我不能将这些报道看作与己无关的他人趣事，或者作为当红女星的花边新闻津津有味地阅读。在这类报道之中，有的文章关系到有马小姐以前被报刊当作酒桌上“助兴”的材料反复宣扬的事件，以及就有马小姐的性格等方面联想发挥而写成。

小说家的作风也是如此。假若将人的性格作为定评写出来，那就是以先入为主的观点看待人众。我虽然不曾向那些对自己做出定评的东西发出抗议，但几乎都是抱着不服气的态度。恐怕谁都是如此吧。但话又说回来，那些定评也并非全都是错误信息；至于有马小姐的性格之说，也不是无根无据的歪曲。即便如此，人的所有的性格，并不是那么容易把握住和简单说明白的。很少有像有马小姐那样的女明星，其性格很容易抒写，其原因在于有马小姐日常的言动毫无顾忌地表现了自己的性格；在于她从不对自己的性格遮遮掩掩。但是，单凭这些就论断为有马小姐性格的全部，那实在是靠不住的。

我不想在这里谈论有马小姐的性格，有马小姐订婚的传闻倒使我联想起岸惠子的婚礼，打算在这里写一写。因为碰巧我在巴黎，婚礼上有缘作为新娘子娘家的保证人。新郎相皮君的保证人是乔治·德尤迈尔的公子。岸小姐去法国拍摄《雪国》，出发晚了，是我先去的，会见了相皮君。在外国担当国际结婚的证婚人（或许不宜叫这名字，近似保证人的意思），一生之中绝无仅有。我一向不擅于记忆，但对这件事不会遗忘。

岸惠子同相皮君结婚以后，曾回过日本两次，第一次是三年前，第二次是今年。三年前秋天，我患胆结石症，在东大医院住了好几个月，没时间和岸小姐充分会面。她到医院探病那天，我向医院请假，回镰仓家里住了一个晚上。胡萝卜须俱乐部为岸小姐召开送别会，我由医院前往出席。因为我还在住院，所以想早点儿回去，有马小姐说要送我到医院。我说：“那怎么行，你不能离开这里。”硬是把她劝止住了。那天我很感奇怪，为何电影女星来得很少，要是有马再离席而去，会使送别会黯然无光。有马小姐说过，那天试映会上，自己演出的部分大多给剪掉，她有点儿泄气，所以在场不在场无所谓。由于我的阻止，她才留下来。

今年秋，岸小姐完成影片《弟弟》的拍摄之后回巴黎，胡萝卜须为她举行送别会兼庆祝会，我从纪尾井町的福田家前往出席。五月初，我赴美之前，听说相皮君继岸惠子之后来日本拍摄佐尔格事件(102)，当时我想，从美国回来后在日本还能再次见到相皮君。我在巴黎，曾经三次往访相皮君的公寓住宅，他还请我到西餐馆用餐。这回我想趁这次好机会同他在日本见面，没料到，八月二十日我从美国回来，相皮君早已返回法国了。

这一次，岸惠子是作为法国籍人接待的。对于她在日本的演出费等，都是按照外籍人员的标准支付的（何况扎伊拉问题刚刚过去）。岸惠子为着相皮君的入境手续过于繁杂而叫苦连天，四处奔走。再说，对于相皮君合作导演的电影，日本方面似乎反应冷淡。岸惠子为此深感苦恼。不过她还是在《弟弟》的演出中大展实力。这无疑使岸惠子在日本获得一些慰藉。众多电影评论家都一致承认她是六十年代演技最为杰出的电影演员。可以说，倔强好胜的岸惠子在日本受尽冷遇之后，凯旋。

我仅仅在胡萝卜须俱乐部欢送岸惠子的鸡尾酒会上见过她一面，没有机会和岸惠子长谈。会场位于产经会馆二楼。我回去时，有马稻子小姐为我送行。外面下着雨，夜晚空车很少，有马小姐站在沛然而降的大雨中，为我捕捉出租车。我过意不去，自己也站到雨中去了。有马小姐不住劝我说，这样会感冒的，叫我回到里面等着。有马小姐也是一身晚礼服，这里始终没有空车通过。有马小姐只好托胡萝卜须俱乐部给家里打电话，叫来自己的车子。我经不起雨淋，第二天就因为受凉而卧床不起了。福田家的侍女说，发现我半夜里到冷水池洗澡的迹象。我吃了安眠药，懵懵懂懂之中，难免做了糊涂事，到了早晨就全忘记了。

有马小姐待人亲切，头一回最使我感动的就是为我叫车。那是多年前的事了，我同有马小姐在横须贺线电车上偶然相遇，她过来跟我打招呼，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想到有马小姐的座席那里看看，但想到我与她交往还未到如此亲近的程度，又没有共同的话题，坐在那样的美女身边，有些难为情。在新桥下车时，有马小姐来到我这里，为我拎皮包。我吓了一跳，因为去写作，包里装满了书籍和纸类，相当沉重。有马小姐帮我提到出站口，叫了一辆出租车。我以为她要乘车，谁知她把我的皮包放进车厢，自己立即退了出来。有马小姐为我做着这一切，丝毫也不显得是故意做作，而且又是电影明星，完全出乎我的想象之外。我从有马小姐那里感到亲切的情谊。

我认识岸惠子小姐比认识有马小姐早得多。初次见面时，她还不是电影明星，而是一位立志当作家的少女。胡萝卜须俱乐部的若槻繁君，以前加入过我们镰仓文库编辑部，镰仓文库破产后，转职到《向日葵》杂志做编辑，和我有过交往。这位若槻君经常向我提起，说他有个亲戚，是个想写小说的姑娘，希望我能见见她。这位少女就是岸惠子。当时她已进入大船电影制片厂，但尚未成名。作为电影演员，岸惠子演过什么电影，我不十分清楚。不记得那是多少年之前，岸惠子二十岁光景或不到一点儿，跟着若槻君一起来了。当时我正在纪尾井町福田家写作，眼前的岸惠子新鲜靓丽，天真稚气。我想，这女孩儿若是写小说，一定会出现一位美女作家。我只是和若槻君交谈，居然没有同岸惠子说话。他们两人走出福田家时，玄关洒过水的脚踏石板上，岸惠子的裙裾拖曳在地上。我不由一惊：裙子湿了！岸惠子穿的是轻柔而薄质的开裾连衣裙。漂亮的裙裾擦在石板上，我当时的感觉好似鲜花浸水，留在心中。这就是我对岸惠子最初的印象，至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听说岸惠子小姐只写了一篇小说，当时我正在《雪国》外景地汤泽温泉。纽约克诺普夫出版社出版过谷崎氏、大佛氏、三岛氏以及我的《雪国》英文译本，该社总编西特罗斯夫妇来日时，谈起《雪国》正在拍摄之中，他们想去汤泽看看，并约上译者塞登斯特卡。我们在东宝电影公司山内君的照料下一起出发了。到达后的当天晚上，举行欢迎宴会。席上还来了三四个粗俗的当地艺妓，粗门大嗓唱起歌来，使我颇为困窘。 “雪国”的艺妓都是这个样子吗？我很失望。这么说，我写《雪国》之后，羞于露面，再也没有去过汤泽。这二十年间，作为滑雪场而繁荣的汤泽，彻底变样了。滑雪场山脚下，自车站至高半旅馆，铁路沿线接待滑雪客的廉价旅社鳞次栉比。《雪国》那时代，没有一家这样的旅馆。“高半”也扩建了，大门弄得怪模怪样。丰田导演指示按照往昔的大门进行改装，唯有我写作《雪国》的房子周围，按原样保留下来。我们到达那天，从车站乘雪橇沿着滑雪场山脚前往旅馆。翌日的散步是按西特罗斯的愿望，沿旧道而行。旧道边的田园风格的房舍没有改变。从屋顶卸下的积雪同道路清除的积雪都堆积在一起，几乎接近房子的檐端了。尽管如此，西特罗斯夫人也能在积雪厚重的道路上稳步前进。

西特罗斯说，岸惠子小姐的手指尤其漂亮。素指纤纤，瘦健而修长。我比岸惠子小姐先去巴黎，会见了相皮君，谈起岸小姐太瘦弱了，相皮君说惠子还是瘦一些好，不可太胖。岸惠子小姐跟我说，她一旦拍完《雪国》，就去巴黎同相皮君结婚。可是丰田导演过于执着，再加上天气的影响，摄影一再延迟。丰田导演反复对她说：“这里不是巴黎，是《雪国》，你是驹子！”我们去汤泽第二天下午，正遇上召集当地孩子拍摄赶鸟的场面，这是雪国原野美丽的风景。看完后回到旅馆房间，岸惠子小姐打来电话，告诉我《平凡》杂志的记者从东京带来高质量的肉，准备做烤肉，邀请我一道享用。我不认识《平凡》的人，婉言谢绝了。那天夜晚，岸惠子来我房里闲聊，谈了两个多小时。岸惠子如此悠闲地同我说话，前前后后只有那一次。岸惠子小姐诉说了她同相皮君订婚之后，遭受了周围人的白眼，而相皮君巴黎的朋友们听到他们订婚的消息，似乎都为他们祝贺。

我在《雪国》拍完之前，过了三月二十日，就随松冈洋子小姐去欧洲了。那一年，为筹集召开东京笔会大会，我们到伦敦出席国际笔会执行会议，讨论有关问题。从巴黎去伦敦，再回到巴黎，紧接着再去慕尼黑和罗马。因为岸惠子小姐要我到巴黎同相皮君见见面，出发前，我托小松清君给相皮君打了电话。相皮君很高兴，他对小清君说，惠子的信中提到过我，他认识，巴望尽快见到我，希望我尽量多带些日本人来，他请我们吃饭。

对方希望尽量多带几个日本人，究竟谁去好呢？我犹豫了。小松君对我说，芹泽光治良君的女公子可以啊，于是就这么决定了。我在我和松冈下榻的库莱阿利兹饭店等候芹泽君的女儿。晚上，我们前往相皮君居住的公寓，那地方距离饭店所在地香榭丽舍大道不很远。就在日本大使公邸斜对面，是个好地方。相皮君说，为了迎娶惠子，他将这座公寓装饰一新。听说这次装饰是相皮君的电影装置家一手设计的。（如今，相皮君夫妇仍然住在这里。我想起来了，岸惠子小姐在巴黎的照片刊登在妇女杂志和周刊杂志以后，我来看过这座房子。）设计不拘一格，走进大门，沿着细长的走廊前行（走廊中途有用人室和厨房等。这是后来才知道的），走下台阶，就是大厅。大厅右面高高耸立着漂亮的半圆形书橱，既是房屋的装饰，又是里外的隔挡。书橱后面是起居室、卧室等房间。相皮君还让我们看了卧室，寝床及其他家具都是簇新的。我们倒是在新娘子惠子到来之前看到了这里。大厅（沙龙）的墙壁上挂满了一系列复制的浮世绘画作，装饰着偶人以及其他日本制造的小玩意儿。

相皮君同我们一见如故，十分热情。他生来好客，在迎候惠子期间，看来很喜欢会见来巴黎的岸惠子的亲朋好友。书橱里摆着许多文学和美术书籍，他抽出限定发行、印制精美的塞尚画集和凡·高画集，表示要送给我其中任意一册。我略一思忖，决定要塞尚的。（后来，小松清君又带我到安德烈·马尔罗氏家，主人送我一册达·芬奇研究画集。这两册画集是我在巴黎的最好纪念。）相皮君问我们喜欢吃什么菜，我们都希望吃纯粹的法国菜。看样子，相皮君是那家饭馆的老主顾了，为我们做一道蜗牛菜。我第一次吃蜗牛，他教我用左手拿特制的钳子（？）卡住外壳，用右手拿小叉子掏蜗牛肉吃。我手指不灵活，全座人只有我怎么也卡不住蜗牛的外壳。自己也觉得滑稽，先放声笑了。那笑声止也止不住。周围餐桌上的食客们被我的笑声吸引，大家看着我也都笑了。我倒没觉得难为情，反而很高兴。

——那年春天的欧洲之旅，使我开怀大笑的事，除了吃蜗牛之外，还有两次。住在伦敦饭店时，想去理发，到一楼理发铺一看，门口写着“理发请预约”。访问人家，同人见面自然要事先约定，理个头发也要预约，太过分了吧。我平时散漫惯了，对于预约之类事格外反感。到高级餐馆用膳或观赏歌剧演出，也是说去就去，没有座位也不在乎，最后总是有办法解决。（欧洲和美国之旅，就我所知，理发铺子要预约的只有伦敦饭店一家。）理发，预约个鬼！半夜里我独自一人用保险剃刀剃头发，前头和两侧还可以，但后面对着镜子一照，低处还残留着头发，不能见人。因为没有对着镜子刮削。我自己看着脑袋后面，笑出眼泪来了。第二天一早，我给松冈洋子小姐打电话求救，我又笑个不停。松冈来到我的房间，她一时愣惊呆了，抱怨我不该这么干。她很无奈，只好将头发一律剃到原来的高度，使之好歹成形。我一直记挂着我后脑勺，走在大街上看男士们的头，不少人都把后面的头发剪得很高。或许这里不像日本的理发师那般灵巧、仔细，手艺还不够娴熟利索吧。想到自己的脑袋没什么好笑，也就安心了。再说，也没有谁会专门留意别人的发型。还有一次大笑是在罗马饭店的柜台上。从巴黎转到慕尼黑再到罗马，正遇上那里的复活节。全罗马所有的酒店都找不到一间空房。我们只得停宿在私人小旅馆里。在小旅馆过了一周，其间，日本大使馆的人为我们订了饭店的房间。我转移到饭店的那天晚上，松冈小姐去了埃及。翌日清早，我要上街，把钥匙交给柜台，柜台人员问我：“有什么行李需要交搬运工搬运吗？”我满脸诧异，于是他又问：“您是今日离店吧？”于是我大笑，笑声不止。柜台人员以为我只住一个晚上。这件事不如用保险刀剃脑袋以及吃蜗牛卡不住外壳那般滑稽可笑，但我不明白，当时为何笑成那个样子呢？

吃罢蜗牛，相皮君到店门口买了一份晚报回来，他看了报之后说，今日白天，弗朗索瓦兹·萨冈(103)因车祸受重伤，生命垂危。这条消息是作为头等新闻刊出的。我通过小松君的翻译知道了内容。我也读过萨冈的处女作《你好，忧愁》的日译本，我们都很震惊。

萨冈会因这次车祸失去生命吗？大家沉默不语。我读了《你好，忧愁》日译本，并不觉得像世界评论界所说的那样，是一部值得惊异的作品。然而，眼下切实感觉到，作为“天才少女”的死，就是《你好，忧愁》这部作品作者的死。（这是一九五七年四月的事，萨冈第二部作品《一种微笑》虽然是一九五六年写的，但当时我在离开日本之前，这部书似乎还未出版。萨冈离开巴黎而出事的那条道路，也是我乘车经过的道路。我的记忆虽然有点儿模糊，但萨冈的跑车翻倒了，晚刊上好像还登了照片。——后来才知道，萨冈九死一生。）

相皮君似乎同萨冈不相识，我们随即离开车祸这个话题，恢复了开朗的情绪。店里的饭菜很好吃。出了店乘上车，相皮君就连续呼喊“惠子，惠子”，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春夜良宵，街道树的嫩叶丛中一泓喷水十分美丽，至今依然映在我的眼帘里。为了拍摄我的原作，惠子来巴黎晚了，为此我向相皮君道歉。不光因为性格严谨、不够通融的丰田导演，也因为雪中外景地的变化而迁延时日。一旦下雪，场地就会变形，不能作为先前拍摄的同一场所继续使用。化雪的时候也一样。因而，受到雪国天候的影响非常大。相皮君自己以前在瑞典拍摄过雪的外景，他说，这一点他十分清楚。接着，相皮君对我说：“这本来是个秘密，还是对您说了吧，惠子三十日凌晨三时抵达巴黎。”我当然是第一次听说。相皮君把我送回宾馆，再把芹泽君的女儿送回去，然后再送小松君。过了十点，快到十一点了。后来听说，相皮君一头钻进小松君住宿的料理店牡丹屋，谈了两个多小时。那是个快乐的夜晚。据说芹泽君的女儿也很愉快。

我和松冈绕道慕尼黑前往罗马。岸惠子有相皮君在等着她，不过在巴黎，她没有一位日本人朋友，所以我打算到机场接她，我叫松冈也一起去。罗马复活节假日漫长，又加上午休也长，晚上关门又早，在实际停留的日子里，没时间充分参观美术馆等，至少要去佛罗伦萨看看。多少有些流连，但还是决定二十九日返回巴黎。回国的日子也定下来了。东京一直没有联络，国际笔会大会的经费筹集究竟进行到何种程度，情况一概不明。我不能如此休闲地住下去。松冈去了埃及之后，我必须亲自去航空公司购票。法航虽然有一个略通日语的混血儿，但总是不得要领。于是我又去了SAS航空公司(104)。那里倒是办起事来亲切、熟练。随即预订了五月十一日自哥本哈根至东京的卧铺票。关键地方用笔谈，以免出错。

二十九的飞机，想不到在日内瓦要换乘一次。换乘的飞机晚点一个半小时，只有我一个人去问工作人员为何晚点，西洋人乘客全都毫不介意，处之泰然。决不着急，这是我去外国旅行的体会之一，但我还是去问了。飞机飞越阿尔卑斯山时，座舱内的人都一起挤在一侧的窗口呼喊：“门布朗(105)，门布朗！”我坐着朝那里眺望。有人将一只手搭在我的肩头上，告诉我：“门布朗 ，门布朗！”从飞机上望风景，皆不可观。

回到香榭丽舍饭店的第二天早晨，我开始拉肚子，情况很严重。前天，我跟随日本驻罗马大使馆人员前往郊外的奇波利公园，当时喉咙干渴，手捧着喝了几口瀑布水。有人对我说：“哦，那水不能喝。”这座庭园因具有各种数不清的奇形怪状的瀑布而闻名。我以为瀑布水是干净的，其实很脏。安设的某种装置，控制水流时涨时落，把水给污染了。或许就是那水作的怪，或者飞越阿尔卑斯上空时，肚子着凉的缘故吧。我什么也不吃，静静地躺在**。

佐藤敬君来了，我躺卧着同他说话。佐藤君醉心于艺术，他滔滔不绝地谈了一通。他说，日本的绘画风格自古皆是抽象的，若能像最近以来，美术品进一步趋于抽象，日本画家就会如鱼得水，自由自在。当今法国画家们也都在大讲“抽象美术”“日本”等话题。——其后，沙龙五月(106)开幕当天，小松清君不用说了，我与佐藤君也应邀出席。主要会员都一一做了介绍。（我不懂法语，无法交谈。）不过，大部分展品令人失望，几乎没有什么触及灵魂的作品。轻薄，缺乏厚重。似乎没有大天才。有的绘画受书道和狩野派影响。日本画家的展品也很多。佐藤敬君的绘画，以前在他的画室里拜见过，用笔精心细致，颇见厚重与敏锐。几乎都是抽象派展品，唯独荻须高德君始终一贯的写实画作，似乎与会场不太相符。

佐藤君一席长谈回去之后，小松清君来电话，请我去喝粥。我来西方，全然不再想吃日本米饭、大酱汤和腌咸菜。而熟悉外国旅行的松冈洋子小姐却对此情有独钟，使我甚感可笑。只有这时，我才深深感念小松君的一番热情。傍晚去牡丹屋，他给我做了大米稀饭，前来学习音乐的日本姑娘，送给我腌梅干。贵重的梅干，只剩一粒了。姑娘告诉我，我送给她的樱草（？），在我出差意大利期间，茎秆长了，花朵开了。据说法国姑娘也这么说过。我和佐藤敬君、小松清君从画商那里回来，走过塞纳河岸，在路边不知花了五十元还是一百元买了一束樱草，送给两位姑娘之后，双方都开了花。这件事使我觉得很亲切。小松君问我今晚去不去迎接岸小姐，我回答“去”。他说，只要我去，他就去。我想到惠子小姐为了同相皮君结婚，千里迢迢只身来巴黎，这是多么令人感伤的事。

从牡丹屋回到饭店，我钻进被窝，等待迎接凌晨三点的班机。腹泻停止了。半夜里，小松君打来电话，说今晚上让他们两个单独多待上些时候吧。我回答：“就照你说的办吧。”虽说接机，其实也就是站在机场大楼外的角落，等岸小姐出来，见上一面就回去了。小松君善解人意，我听从他的安排。

第二天上午，我到日本大使馆办什么事情（大概是去戛纳电影节的事），走进日本大使馆文化部（？）。大门敞开着，看到岸小姐和相皮君从回廊上迎面走过来。看样子，他们是来拜访大使馆的，刚刚走出古垣大使的房间。没想到在这里遇到岸小姐他们，岸小姐也肯定没想到我会在这里。我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惠子小姐连忙走进来，两个人一握手，她就扑簌扑簌流下了眼泪。她泪流不止，我的眼睛也浸满泪水。惠子哭成泪人儿了，使得文化部两个人都转过脸去，不忍心再看她。相皮君也惊呆了，站在门口一动不动。（后来，岸小姐来日本时，大家谈起这件事，惠子说：“我真是个好哭的人啊。”）岸小姐长途旅行后，不能睡眠，所以才会流出那么多眼泪吧。岸小姐收住眼泪对我说，相皮君打算请我一道吃午饭。惠子今早刚到这里，我就去了相皮君的公寓。不一会儿，一位矮小的老人走了进来。岸小姐介绍说，他就是相皮君的父亲。说完，就到对过去了。我用不地道的英语向老人表示祝贺，还夸赞了几句惠子小姐，说她是全日本最漂亮、最贤惠的姑娘之一。惠子走回来，做父亲的说道：“我可不懂英语啊。”但岸小姐却说：“他说不懂其实是懂得的。”

相皮君的母亲来得晚一些。听说她得了一种“可怕的病”。没问是什么病，所以不知道，但见她眼窝发黑，很像一个病人。父母都是有名的音乐教师。父亲也是第一次来这座公寓。儿子为娶媳妇装修房屋，做爸爸的从不来看一眼，尽管在西方，也叫我很难理解。餐桌上除了相皮君一家四口，加上我一共五个人，还有一个侍女。岸小姐闲不住，立即行动起来，为我沏了一杯日本茶。这杯茶尤其香。听说这是岸小姐来巴黎后吃的第一顿饭。惠子换上了蓝底碎白花窄袖和服。相皮君对我说：“惠子很尊重您，这一点我很清楚。所以，就请您做我们的婚礼中介者（保证人）吧。”我说：“还是古垣大使最合适。”仔细想想，日本人和法国人结婚，婚礼保证人必须由大使担当下来。结果，看到我这个旅游者似乎蛮可靠的，便决定由我来充当证婚人了。我问相皮君参加婚礼要穿什么衣服，他回答说，黑色或藏蓝色系的衣服就行了。我说我带有晚礼服，他说那就很好。这些谈话都经过岸小姐的翻译。

婚礼当天，古垣大使说他开车来接我一道去。于是，我被请到大使公邸，古垣氏看我身穿晚礼服，说道：“好郑重的打扮啊！”大使一身便装。乘上古垣夫妇的轿车，说是在郊外路上要花一个半小时。听说那里像轻井泽，但地势没有轻井泽那么高，是杂木林中的一座村庄（或许是小镇，但给人的感觉是村子）。婚礼就在村公所里举行。那是乔治·德尤迈尔父子居住的村庄，相皮君同德尤迈尔很要好，在他的帮助下选了这里。或许也为了躲开报社记者吧。可到底还是来了几家记者和摄影组。大家知道，那些照片也寄到日本来，刊登在当时的妇女杂志上了。

村公所是一座窄小而粗劣的建筑，似乎同日本乡间古老的村公所没什么两样。门口挤满好多人，不能走动。村公所前面是一排大杂院，孩子们从楼上窗口探出身子，惠子小姐抵达时，他们齐声欢呼，招手：“布拉保，相皮君夫人！”大家对这个东洋媳妇儿，既不好奇，也无讽刺，而是欢呼祝贺，令我十分感动。婚礼进行得极为简单。村长上台宣读誓词（？），接着好像表达一番祝福，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古垣大使似乎说过，讲得太好了。村长，蔼然长者，一副村中老夫子的形象。他读誓词时，一个劲儿抖动着身子，看样子很激动。继村长之后，乔治·德尤迈尔献祝词。接着，新郎新娘双方在大纪念册上签字。相皮君署名下边，德尤迈尔的儿子署名。惠子小姐署名之下，该是我署名。婚礼保证人的任务，只是署个名而已。我用汉字签名，标明罗马字发音。我以为，用汉字署名似乎很少见。岸小姐写的是罗马字。她签过字之后，婚礼就算结束了。

婚礼之后，在德尤迈尔家中庭园举办喜宴，宴会之后有游园会。房舍类似山地小屋，庭院稍微宽广，各种鲜花，颜色艳丽。水泥铺地的小泉水池里也有鲜花开放，我甚感奇怪，仔细一瞧，原来水底摆放着花盆。泉水中不时腾起可爱的喷水，那是经细长的橡皮管引到这里，再经巧手组合而成。岸小姐今早到达时对我说，德尤迈尔全家人为今天的庆祝会整理庭园，整整忙活了一个月，从巴黎运来两卡车鲜花。惠子今早到达这里时，德尤迈尔全家人一起光着脚，在院子里干活儿。庭园的花草布置，费尽了主人的心血，草坪的鲜花等也是为今日栽种的。

结婚典礼上，惠子小姐身穿素白色婚纱，这是在三越商店做好后带来的。在婚宴游园会上，她换上美丽的长袖和服出现。我本来以为岸小姐一人来巴黎，没想到还有美容师同行，今天也在为惠子精心打扮。新郎相皮君穿着寻常的衣服，大出我的意料之外。浅蓝色的西服底子点缀着不很显眼的细白点。这套西装，我屡见不鲜，一点儿没变。男宾们也都各随所好，毫不讲究。我呢，一身晚礼服，脚蹬漆面皮鞋。古垣大使“好郑重的打扮”，说的就是这番意思啊。不过，我来西方，独自穿着不同的服装，几乎没有多少人在意。

院子里的客人五十人至百人之间吧。小松清君和日本大使馆的松井公使以及官员们也都出席了。古垣大使约我跟他一道回去，那时已是下午三点多了。

古垣大使的轿车停在相当远的地方，位于乔治·德尤迈尔家附近。父亲德尤迈尔的宅邸相当豪华。我们上车时，看见惠子一路上慌慌张张向这里跑来，身上穿着新换的长袖和服，一双与之相配的草履，跑起来十分吃力。岸小姐希望我留下来，她说游园会马上变得更加热闹，黄昏后放烟火，彻夜跳舞直到天明，还说已经为我在附近的旅馆预订了房间。我被新娘子一身婚服亲自跑来的一腔真情感动了。相皮君也跟在惠子之后来到停车的地方。我一时犯了犹豫，不知如何是好。喝酒、唱歌、跳舞，我一样都不会，法语更是一窍不通。虽说这些都没关系，但日本人都回去了，我留下来，新娘子就得始终惦记着我。再说，我乘坐大使的轿车来，要是单独留下，对古垣君来说也是失礼的行为。岸小姐似乎总觉得很遗憾。——后来，我和小松君访问巴黎的公寓，岸小姐说到，婚礼之夜，他们在鲜花盛开的庭院里跳舞，快乐非常，我要是在场该有多好啊！

——我最初的欧洲之旅的过程中，有岸惠子小姐的婚礼，还应邀做了保证人，这些事成了我美好的回忆。

岸小姐第一次在香榭丽舍大道独自购买的手提包，送给了我的女儿。

岸小姐以前说过“立志当作家”，据说直到现在只写过一部小说。这是她进入大船电影公司时候的作品，六十页，以同台演员望月优子（美惠子）为模特儿写成的。题目叫作“梯子”。我以为这书名太俗气。我问她带没带到巴黎来，她说带来了，不过她没给我看。

惠子在巴黎时也说过，今后有时间还想写小说。惠子小姐聪明伶俐，内含热情，有着非凡(107)的一面，所以我认为总有一天，她会专心写小说的。然而，她夫君相皮君很好客，正像电视节目《明星的一千零一夜》中所看到的，惠子本人也以日本的一名“外交官”的姿态出现。她在巴黎工作十分繁忙，拍完《弟弟》之后，依旧过着女演员的生活。真不知她何时能静下心来投入写作。

去年夏，为了拍摄《佐尔格 》，相皮君来日本，不巧我正在美国，没有见到他。

阿伊拉·莫里斯夫妇来访我家，忘记是哪一年了。莫里斯氏国籍是美国，长住法兰西，夫妻皆作家。为了抚慰原子弹受害者，他们在广岛独自兴办“休憩之家”，也希望能在长崎再建一座。今年，阿伊拉氏向美欧文学家呼吁援助。在日本笔会的斡旋下，将作家们题字作画的色纸，赠给“休憩之家”，聊助一臂之力。最近将要送到广岛去。公子伊万·莫里斯，同日本芭蕾舞演员结婚，久居日本，以翻译三岛君的《金阁寺》而知名。他受聘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教师而赴美了。

我在庭院的草坪里铺上席子迎接阿伊拉夫妇，悠闲地交谈着。我问他们，在什么场合下才穿晚礼服。莫里斯回答：下午七点之前，穿这类服装的人，包括饭馆跑堂的、赌场的保安，还有火葬场的老板等。我听了大笑不止。岸惠子小姐的婚礼正是七点之前举行的。然而，没有哪个法国人注意我的一身晚礼服姿态。为此，我至今感动不已。我一向不在乎什么，假如我听从惠子小姐的规劝留下来，七点以后进入夜晚，一身晚礼服也就不成问题了，不是吗？

感谢《风景》编辑部，答应连载我这篇悠闲散漫的文章，长达九个多月。其间，岸惠子小姐因《弟弟》演技超群，集电影女演员所有奖项于一身。她还在巴黎主演了让·科克托的舞台剧。

昭和三十六年（一九六一）一—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