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十时前，我送松冈小姐去TWA(95)空港，临别赠言时，我说：“回到日本就是地狱。”松冈小姐回答我：“我对地狱已经习惯了。”总之，我在罗马为松冈小姐送行是不可思议的。松冈前往埃及、印度（或黎巴嫩）、香港等地访问笔会组织，而我这个月末就要回巴黎。在巴黎如果可能，还想再次会见莫里亚克氏，同国际笔会会长安德烈·祥瑟氏会谈，或许能再次确定一下在教科文会议上所做的关于日本文学翻译的讲话。国际笔会东京大会的重要事项，有关欧洲的部分，首先于昨日完结了。（当然，松冈小姐出力不少。）

今天早晨，七时半起床（来欧洲后，实行早起早睡），打开百叶窗。初夏的朝阳照射进房里，小鸟们清晨的鸣啭传入屋内。（如今的罗马，藤花和杜鹃花正在盛开。）悠悠然泡完晨浴，下楼到餐厅用餐。

这儿的早饭通常是果汁或水果，外加面包和咖啡。看不到有人像我一样，早晨吃鸡蛋和火腿。邻桌上不知是哪国人，五十多岁的两个女子，一个看样子是患小儿麻痹症，使用细长的银制吸管吮吸咖啡，身边的女子将面包撕成小块，抹上黄油递给她，她好不容易才接住，用自己的手送进嘴里。我不忍心再看她，但身体不能自由行动时，也得学会如何到外国旅行。

餐厅的壁画是一幅有松树的风景画。我把侍者领到那儿，问他是什么树。“树！”他回答。是树不错，我再问他，这树叫什么名字。他说不知道，叫我去问司务长。于是，找来上了年纪的司务长，看来司务长不知道如何用英语说出树的名字。司务长告诉我，这树的叫Roman pine(96)，在罗马随处可见。真的不奇怪，的确各地方都有。到达罗马，一眼就看到这种树。大概就是从松树之国日本来的吧。谈起日本松，叶子较少，树枝上有蘑菇形的东西展开着，显得有些异样。一直住到昨天下午的私人小旅馆前面，也有一排漂亮的松荫街道树。

出了餐厅，在上楼的电梯里，那位操作电梯的职员很可爱。我试着给他五十里拉小费，他用日语回答“感谢”。而且又用生硬的英语说“现在是五楼”。将要走出电梯时，他又作了揖，说了个日语词儿“请吧”。或许是日本大使馆介绍的缘故吧。我回到房间，请侍女洗衣服之后，来到日光强烈的露台上，利用自动对焦拍照片。这时，对面三四个房间的露台上，侍者们争着跟我打招呼、做手势，表示要为我拍照。我把相机递过去。从侍者窥视取景框的位置上看，在自动对焦的角度只能照出我的上半身。第一次使用佳能相机，第一次拍彩照，我的照片洗出来全都很怪。

松冈小姐的也为T.S.艾略特和莫里亚克照了相。罗马的日本大使馆客厅的橱窗里，也装饰着日本相机。

这家旅馆即使开电梯的人员，也知道我是日本人。例如，听说离开慕尼黑那天早晨，旅馆的女侍问松冈是西班牙人还是美国人。（柜台上当然是知道的。）没有人知道自己的国籍不是最快乐的事吗？学生时代以来这样的快乐没有了。如今的东京，连个喷嚏都打不出来。我不懂英语，参加笔会或关于翻译的谈话颇为困难；鸡尾酒会和打电话也一样头疼。不过，仅是这一点也没有什么不自由。路边的石阶尽管有个浅浅的凹坑，其实谁也不在乎。直至今日不都走过来了吗？哥本哈根、巴黎、伦敦、慕尼黑、罗马等都市，住在哪里都很好，都可以快乐地生活。

昨天在私人小旅馆的老板娘除了意大利语，还会说法语，但不会说英语。我在擦拭枕头柜铺的玻璃板时，滑落下来打碎了。我把她叫到房间里来，翻开日法词典，找出“擦拭”和“玻璃店”两个词儿给她看。她只是“喂喂”地应着。据说结算单上已经标明了玻璃的费用。（我没看结算单，松冈小姐看了。）

在罗马，我一人购物时，若用美元支付，就先让对方写出价钱，然后由我算出当时的优惠价，一般都会再便宜一些。但我把这一切都交给了习惯于外国旅行的松冈小姐，自己图个轻松。

还有，初次欧洲之旅，实际上会见的外国人很多，打从来到欧洲之后，虽说胖了，但或许因为疲惫，写这么短的文章竟然睡着了，真是没办法。在这之前，每晚只是写点儿日记之类的通信，写了一半就睡了。短短的罗马访问，白天里写这类东西，参观的时间太稀少了。

来到罗马，首先感到惊讶的是万神殿。做向导的是海尔曼·凯斯坦。他是德国作家，待在罗马四年了。在日本，小松太郎氏翻译出版过他的作品。因为慕尼黑的埃里希·凯斯特纳为我们购买机票，昨日下午一时他就到旅馆来接我们，招待我们草草吃了午饭，喝了茶。

一时半，出外吃午饭，发出这封航空信，睡午觉，然后继续写作。四月二十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从礼拜六到礼拜一，都是复活节假日，我们为要办的事发愁。今天（二十五日，礼拜四），不知是罗马的什么假日。

昭和三十二年（一九五七）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