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败，使我更加切实地感到我生活在现在的日本。对于我来说，较之政治方面的愤恨，更多来自内心的哀伤。我的工作逃脱不掉这样的哀伤。

还有，稍稍观察古美术，关于时代艺术的命运，有了更加明确的感触。自打明治三十二年即一八九九年我出生以来，就一直逃脱不掉。能说是作家幸福的时代吗？对此我很怀疑。

我们年轻时候，通过翻译阅读了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小说。其后，可以认为现在小说已经开始颓废而崩溃。抑或美术也是如此。明治以后，由于不同传统的西方文学的传入，日本的文学获得急速的发展和变化，但时至今日尚未成熟，所以还没有诞生伟大的天才作家。虽说具有天才资质者或许大有人在，但作为作品没有结成硕果，这就是时代的命运吧。

在日本，从自然主义作家以后，小说就开始显现出颓废与崩溃。白桦派作家以后，小说依旧受挫，也许可以看作解体。此时，正处于战时和战败时期，从锁国到欧化的日本小说，尚未走过西方那般进入现代的历史，没有负载传统，所以即使回应今日西方小说的不安与苦闷，仍然保持不同的日本的基础。因为败战而意外地确定了日本文学的基础。因此，日本文学加入西方文学还有待于将来。这是显而易见的事，但作为现实作家的一员考虑，那就只能认为是奇矫的命运造成的。

然而，我们并不想遵照这样的命运生存下去。站在西方小说同一出发点上考虑，自然淡薄起来了。被引入西方文学精神的悲剧，对于我来说并不深刻，我还没有真实地掌握。也没有渗透到我身上。明治以后的作家，虽然不能一概看作西方文学未成熟的牺牲者，但能称作真正牺牲者的人实在很少。

优秀的艺术作品，大多产生于一种文化烂熟并趋于颓废一步之前的时期。镰仓时代与室町时代，或许也有作家的天分并不逊于紫式部的人，但并没有出现一部赶得上《源氏物语》的小说。这或许是时代的命运吧。

必须有待于江户的西鹤(18)等时代，但直到今天，谁也没有写出可以企及《源氏物语》的小说来。

自藤原末至镰仓、室町，小说都在模仿《源氏物语》，这种衰弱的景况使我黯然神伤。源氏物语时代日本人写小说的才能到哪儿去了？然而，这却是历史事实。即使在一个时代，这样的事实也存在。源氏物语的时代，写汉文的男人们，其文学的天分，未必都不如紫式部。还有，假如没有自上一代起唐文化持续不断地反复传入，也就不可能产生《源氏物语》。不过，紫式部因为对唐文化的接受很肤浅，所以才能写出一部《源氏物语》来。后世也不是没有人看到这一点。

镰仓、室町时代的小说，较之藤原时代更加严重了。然而，就其镰仓、室町时代各自的文化来说，新形式的文学虽然不够完善，也兴起来了。另外，日本文学的潮流也许应该走和歌之路。纵然如此，镰仓的《新古今集》，却似乎描述了和歌传统与时代生活其间的阴暗一面。继《新古今集》之后，至芭蕉俳谐，或许是一段飞跃。东山时代宗祇等人的连歌，又是如何一番景象！

因当时国家与时代差别，作家的才能不少地方同命运结合在一起，甚至作家使用的语言都是如此。明治以后，日本语获得生气与自由，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但也逐渐变得麻烦了。我们真不知为此吃了多少苦头。我在读高中时，曾经亲近罗马字运动。直到如今，有时候还利用罗马字理论解决日本语的难点。我并非一概反对日语用罗马字书写。对于现今使用的新假名以及限制汉字不一定反对。但使用新假名和限制汉字，不是改良国语，只不过是使其平庸化，而且是极大的破坏。

限制汉字，倒是可以限制一些新造的词语，但是如果使用罗马字，更可以限制新造词语，从而实行全部词汇改革。明治以后，我们受到那些拆拼汉字而造出新词语的不幸统治，为了尽量躲避汉语汉字，我深为写作文章而苦恼，丧失了众多的美感，为此付出了牺牲。至于术语、名称，还是不能完全避免使用汉字。当时规定不能时常使用古风的文体和异样的文体。很早以前，汉字就成了日本字，然而将西方术语翻译为汉字的日语，我们虽然吃尽苦头，但也不足为怪了。

初中时代，我按照发音读了藤原等人的文章。这些一生都不会离开头脑。我既想过用一听就明白的语言写作文章，也曾想过用罗马字写作文章。我想尽可能使用纯粹的日语。使用罗马字，实际上只能出自对国语的爱。但国语混乱，污浊，令人迷惘，或者说充满粗野的活气。就是如此状态的国语，凌驾于今日作家的头上。

我没有学好外语，我的文章或许找不出欧美的脉络。今后，我依旧会倾向于日本风格的传统主义和古典主义。战败反而强化了这番心情。作为一名日本作家，这是当然的趋向。

昭和二十六年（一九五一）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