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时想，《源氏物语》的作者有《紫式部日记》的好，还是没有的好呢？我有时认为还是没有的好。有的好还是没有的好，千年后的今天，此种怀疑和提问，或许被列为标新立异之类。有的就是有，已经传承近千年了。但是有时候，此种怀疑和问题，突然涌上心间，这是因为我自己毕竟是“源氏”一个笨拙的读者，同时又是一个作家的缘故。
刚刚读完伊万·莫里斯氏的《光源氏的世界》（斋藤和明氏译），看到引用《紫式部日记》里的文字，我顺便又找来《日记》读了。我之所以说又读一遍，那是去年春天我住在夏威夷饭店时也读过这部日记。我从三月至六月拉拉杂杂读了一些与《源氏物语》有关的书籍、参考书和研究资料等，虽然有时也会想到，这样一来，难免将“物语”本文忽略掉，但这样做有这样做的乐趣。不过，好多书都引用《紫式部日记》，每每相互重复，令人心烦。然而，此中引用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也不容否认。故而引起我的疑惑：《源氏物语》的作者到底是有《紫式部日记》好呢，还是没有《紫式部日记》好呢？莫里斯氏的《光源氏的世界》第九章“紫式部”也以引用《日记》而结束全文。
“世上的人对我的看法是，美固然美，但性格内敛之人，逃避人眼、无感情之人，喜欢古代故事而备加珍爱之人，整天醉心于和歌、无视他人存在之人，以憎恶之目光蔑视世上一切之人——世人认为这就是我。尽管如此，大凡见到我的人都众口一词地说：‘你是个极其沉稳的人，是过去不曾想到的人。’本来人们以为我是个被社会抛弃的可怜的人，而且，我自己也已习惯于这种看法。我经常用这样的话提醒自己：‘这样的性格，就只能这样，别无他法。’”
羞于艳丽，不被别人所注意，对人不亲不疏，喜欢故事，有恃无恐，在和歌中不把人看成人……所以像我这样的人，不可能使你认为是能推心置腹的人。(17)
对照原文，这里所看到的解释鲜明、娴熟，如现代语言一样易读。这对于尝试用现代语言翻译《源氏物语》的我来说，给予了宝贵的启示。用现代语言翻译自始至终的迷乱、无法解决的迷乱，自不必说；到底是尽量逐字逐句，忠实于原文呢，还是依据现代自己的理解而自由翻译，就是说，容许自我鉴赏、省略和补足，制造出属于我的《源氏物语》呢？从愿望上说，我真想创造两种译作来，供人们各取所需。然而，为我留下的时光毕竟不多了。
所谓逐字逐句翻译和自由翻译，不用说，还是自由翻译困难，容易出错；但逐字逐句翻译真正实行起来，几乎绝对是不可能的，对此我深有所感。原因种种，十分复杂。其中之一在于现代日语，也在于现代日语词汇。我自打写文章时，就对现代的词汇以及词汇的美感一直抱有怀疑与不满。然而，对于我来说，《源氏》的词汇不仅限于“满意”，例如，少数相同形容词的罗列、重复等，给所有的人在理解上造成麻烦，更给翻译带来困难。还有，我出身于京都和大阪之间的乡村，常常为词汇、语感和出生地的偏鄙而怀隐忧。对于“简体”“敬体”还有“谦让体”等，感到迷乱而拿不定主意。曾经想过以京都方言为基调进行翻译。“谷崎源氏”对照原文阅读，虽说是忠实的逐字逐句的翻译，但同时也忠实于谷崎氏自身的“创作风格”和自己的文章作法，怀着敬意重新阅读。但谷崎润一郎生长于明治时代的东京，是个保有江户遗风的人，其词汇与语感怎能不带有江户语调和特色呢？怎能不带有江户风格呢？这就是我读《谷崎源氏》时的疑问。
日本古典的现代语言翻译，既无用亦无益，或者是有害的，但却出自真诚的对古典的热爱与尊重。事实上，严格地说，现代语译是不可能的。对此我有亲身的体会。依据《湖月抄》阅读《源氏》，同小小的活字印刷本相比，在感觉上似乎很不一样。这使我很感惊讶。我的诺贝尔奖，假如因翻译受到审查而被取消资格又将怎么办呢？我极力不朝这方面想，并且强忍着不说出口，但这种想法一直在我脑子里盘旋，直到我前往瑞典。在斯德哥尔摩旅馆，一位瑞典科学院会员同我谈话，其中一项内容就是：我的作品通过英译、法译和德译等，并在一起阅读、讨论，认为各个篇章最优秀部分的翻译都很好地传达了原文的内容。因此，我半开玩笑地说，比起实际水平，我倒是占了便宜啊！我知道会员们付出了常年未有过的辛劳，凭借一颗感谢的内心的功德，突破了翻译审查的局限。
“今天接触《源氏物语》之际，大部分日本人都读过杰出的作家谷崎润一郎现代语版的译本。一些读者，包括那位大名鼎鼎的正宗白鸟，却认为亚瑟·威利的英译本较之原典更容易理解。”莫里斯说，“亚瑟·威利的英译版本《源氏物语》是自由翻译的范本。这是一种几乎达于自由翻译极限的翻译。我认为，实际上这是驱使‘再创造’的语言而获得的好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把紫式部的小说纯粹当作英国文学的伟大作品，加以卓越的活用。威利简直就像魔术师一样，将紫式部的文章结构随心所欲地加以灵活运用。而且，在必要的地方，加入他自己的说明词语或文字，将原文简洁的表现延长开来。”但是，“对照原文阅读，你就会明白，恰好在此处感受到译者凭着细致的神经，慎重、严密地译出了紫式部想要表达的东西。书中时常出现这类情况。”而且，“威利为了将紫式部的文章提高到最美境界，进行了左右纵横的加工。”
莫里斯氏的《光源氏的世界》一文，涉及威利英译文的地方比较多，而且，同是英语圈文学家的语言，但却很善于鼓动人心，对威利氏做了颇为深情的回忆。我一边眺望书斋西窗外面山上飞舞的一群鹞鹰，一时陷入同威利氏仅有一次的邂逅。十多年前，在伦敦国际笔会盛大的晚宴席上，我的左侧座位上，坐着外表寻常的老年男士和老年女士。狐疑良久，至此右侧座席上的人才告诉我，他就是亚瑟·威利。“哦，是威利先生吗？”我首先亲切地跟他打招呼。唯有威利氏一人将餐桌边的座席的座椅明显地撤向后面，我对此感到有些疑惑。为了协商和招待各国代表前来东京参加国际笔会的事宜，我们前往伦敦，这样的欢迎晚宴，日本的西大使和我们自是当然的主宾。
虽说我和威利氏开始亲切交谈，但我几乎不会用英语对话，自然说起来拖泥带水，只为表达亲切感而已。就连能够熟练翻译《源氏》等日本古典文学的威利氏，其日语会话和写作都不甚可靠。同行的著名翻译家松冈洋子坐得很远，不过，英语和日语的三言两语，加上英、日两种语言的笔谈，有时，威利氏也越过餐桌，探过身来同我交谈。笔谈使用的是我的笔记本，所以如今还应该在我家里。下回一旦找到，还是烧掉为好。例如，我的《十六岁日记》原稿，发表时的誊抄稿不知是撕毁了还是烧掉了，所以使得川岛至氏在《川端康成的世界》文章中，凭想象说《十六岁日记》有的是二十六岁时发表时的“添加修正”，即使遭到如此的臆测和妄评，也失去了予以否定这部作品的确凿物证。
《十六岁日记》被确认是十六岁执笔时的原作原貌也罢，或者有人怀疑掺进了二十六岁发表时的“创作”也罢，对我来说都无所谓。更有甚者，熟读我的作品的川岛氏在推论之中，也指出了一些被我忽略的地方。然而，另一方面，对我的所谓“人情味儿”，过于狂热的猜疑与误判，即使对于这些观点，我也接受了。例如，写作《十六岁日记》的书桌，“我从桌边转过身来（当时，我在榻榻米上摆着一张大书桌）”。在那张大桌子上，写完了《十六岁日记》的一部分。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三十九岁时，在改造社出版的《川端康成选集》的后记里写道：“靠近祖父的病床边，放着一只脚凳代替桌子，脚凳上立着一根蜡烛，我就在这上头写完了《十六岁日记》。”川岛氏说“这不符合逻辑”，确实是这样。正像川岛氏所推断的那样，“如果说先生用过两张桌子，才比较合理”。
那个榻榻米房间，我今天已经记不清了。那房子内部属于乡下租房的布局，客厅八铺席，佛坛两到三铺席，南北并联。这是西侧，东侧有玄关和餐厅，还有一个房间。我在客厅放一张桌子，祖父的病床铺在稍远的卧室内。在《十六岁日记》中，我为了更生动地描写祖父，尤其要记录祖父说些什么，所以写成是在“靠近病床”旁边写完了《十六岁日记》。我没有将客厅里的大书桌搬入病房，而是利用脚凳代替书桌。那篇给人仅仅在脚凳上完成写作这一印象的后记，虽然有些修饰，但多是在脚凳上完成倒是事实。祖父患白内障，眼睛几乎看不见，他不会注意到我写《十六岁日记》的事。祖父的头脑已经犯糊涂了。雇佣的女佣御美代老婆子也根本不关心我在写什么。我不记得她提到过什么有关我写作的事。即使稍有人关心，我也会因羞愧而停笔。因为这是属于我个人的秘密行为。
即使我说“记下了祖父的一些话”，因为我不懂速记法，尽管祖父舌头不灵，他在不停地述说的时候，我不可能全都记录下来。祖父的话难免或多或少有些遗漏，不能称作完整的写生或写实文字，但作为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却是完成了一篇速写。我写了《十六岁日记》，后来，我再找出这篇文稿的时候，连我自己都感到惊奇。发表时，我加了不太高明的解说与后记，我有些后悔，觉得还是不加为好。然而，“竟然忘记了写日记这件事（选集第六卷后记）”，对于川岛氏所说的“先生不会着意当时写作动机的”，这样的看法似乎不像是川岛氏做出的认同。尽管忘记了写日记这件事，一旦发现，还是泛起好多记忆。要是再阅读一遍，还会想起各种各样的事来。再次遇见已经忘却的人与事，还有场景，对以往总要做一番回忆。这是人之常情。我有时认为，这些被我忘却的部分，也是人生的绝大部分。同《十六岁日记》没有关系，忘却，既是我人生的恐怖，也是我人生的恩宠。
《十六岁日记》的发现和发表之间的时间，我在后记一里记述“发现”，“十年后”的后记二中又说“发表日十年后”。实际上是十一年后。就是说，从发现到发表，“确实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这期间，也曾将日记作为素材从新加工”。川岛氏的这番推测，我没有办法消除，但从未有过“作为素材从新加工”的想法。不过，所谓发现在“十年后”，便是后记的虚构，是我的“小说”。《日记》很早以前就在我手里，正如川岛氏所明确指出的那样。但是，我在哪篇文章里曾说过“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三月大学毕业后没有回过家乡”的话，被川岛氏引用，指出这里说的“家乡”是原籍所在地的乡村，而并非保存装有《日记》提包的伯父的家乡。这类随笔和感想文等，被众多的评论家和研究家当作证据或关键材料加以运用，我对这类东西一直抱着怀疑的态度。所以，才会联想到没有《紫式部日记》反而更好。
昭和四十五年（一九七〇）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