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十二月，

确实轰轰烈烈召开了“世界显密佛学会议”，

政府各部门，

以及各种安全单位，

都极力给予我们支持及帮忙。

蒋经国先生、加拿大总理布赖恩·马尔罗尼先生等均致贺电。

另外，四大教派的法王平时王不见王，

除了达赖喇嘛之外，

萨迦法王、直贡法王、贝诺法王都如约而到。

还有许多密宗喇嘛、仁波切，

以及南北传法师和佛教菁英、学者专家都受邀而来，

讨论佛教未来的发展，

借此促进佛教团结融和，可谓盛况空前。

中国佛教发展为显教和密教后，密教成为青藏地区神秘的教派，显教则普遍覆盖了中国其他地区。有人欢喜密教，但也有一些人反对密教。从中国元朝开始，密教受宫廷的重视，发展到明、清，密教更因迎合皇室的需求，甚至成为喜乐的工具。可是对于密教的发展，许多学者、教界人士却非常忧心会对佛教前途不利，这也是因为对密教的不了解，和某些藏传喇嘛个人的行为不当所引起。

我到了台湾之后，台湾的政府受到西藏人士一些误会，他们认为国民党在打击他们，制造矛盾和离间，无所不用其极。不过，这许多政治事件的内容，我们也不太懂得。后来，我到印度去救济藏区的难胞，达赖喇嘛下令不可以接受台湾的物资，可见他们对台湾的歧视。这又是后话了。

我发觉当年太虚大师弘扬佛教的理念里就分有：汉语系、藏语系、巴利文系、英语系、日语系等，我心里想，西藏佛教还是值得去研究一下的。

像太虚大师的弟子来自河北深县的法尊法师，首次有系统地把藏文经典翻译成汉文，把汉文经典译成藏文，而得以显密交流。假如说他是学习藏传佛教最有成就的汉人，实不为过也。

当年河北省主席张笃伦的公子张澄基，十八岁时就毅然赴藏修学密教八年，后来娶了于右任先生的女儿于念慈作为眷属。他们一起留学印度，之后在美国成为各大学的名教授。他翻译的《密勒日巴尊者传》、《冈波巴大师传》风行了台湾。另外还有一本《佛学今诠》，也相当受到重视。一九六〇年代，我还特别请张教授来佛光山教授佛学，并且在山上住了数个月。

密勒日巴是近代西藏佛教的高僧，确有其人，具神通力，可称为现代的大阿罗汉；密勒日巴苦学的精神，实在可以成为佛教青年励志最好的榜样。我想，因为密勒日巴尊者的关系，台湾民众对藏传佛教建立了一些好印象，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在我们佛学院教授历史并且善于讲学的钟锦德老师，本来说要跟我出家的，后来跑到台北拜一位女喇嘛贡噶为老师，学密去了。

这位贡噶喇嘛，在家名叫申书文，是一九〇三年出生的满清贵族，也是藏传佛教的金刚上师，道号贡噶老人。“七七”事变时，曾经到重庆会见太虚大师，在汉藏教理院学习藏文，并到四川海拔八千公尺的贡嘎山苦修了三年。后来经香港来到台湾。一九六一年，位在台北县中和市的贡噶精舍落成，我和她有过来往，她也曾来过佛光山，声望很高，人也很正派，活到九十五岁才圆寂。

另外，我的好友曾在高雄市做过税捐处处长的田璧双，后来辞官不干，也去做起喇嘛来了。甚至，一不做二不休，想在台中兴建密藏院，但是为了土地环评的问题，始终不能通过。虽然那时候台湾也希望有一座密教的道场，但终成泡影。

作为“中华汉藏协会理事长”，台中密藏院请我主持皈依灌顶典礼，右立者为田璧双喇嘛（一九九一年四月十八日）

一九九二年，田喇嘛邀约南区国税局及高雄税捐稽征处处长等人，特别来佛光山与我们海内外各别分院住持及单位主管二百余人举行座谈，可以说为本山上了一堂“税务课”，对税法的归类与性质，做了完整的介绍。

贡噶老人、田璧双、张澄基、钟锦德等，都是我周围的知识朋友。但因我在新竹讲习会教书的时候，印顺长老、演培法师都曾说过，印度就因密教而使显教灭亡。所以，我对密教也就心存戒心。

我初到台湾在宜兰弘法，一九五六年宜兰念佛会的讲堂新建落成，当天由“中国佛教会”理事长章嘉活佛率诸山长老前来剪彩启钥，受到教界人士的重视可见一斑。有了章嘉活佛的出席加持，佛法便很快地深入到广大的兰阳地区了。

章嘉活佛是第十九世章嘉呼图克图，一九三〇年受任为“蒙藏委员会”委员，后来参与“中国佛教会”重整，与太虚大师合作无间，也曾担任过蒋中正的资政。一九四九年由成都仓促搭机来台湾，“中国佛教会”在台湾复会，他当选为第一届理事长，对显密佛教的促进不遗余力，但他六十八岁就圆寂了，令人深感遗憾。

后来换了白圣法师做理事长，我受到的干扰颇多。例如，五十年前，我创办东方佛教学院时，白圣法师在会议上公开说要如何打倒东方佛教学院，幸亏当时的秘书长冯永桢先生挺我。冯永桢是山西人，为人耿直，我与他的上司，曾做过“内政部次长”的王平先生也是好友。

冯永桢告诉我，在会议上他跟白圣法师讲，天主教办了很多圣经学院、基督教也办了不少神学院，我们也没有要打倒、取缔它们，为什么我们要去打倒、取缔佛教办的教育机构呢？

还好有冯永桢主持正义，否则我可能又更增加一些麻烦了。因为那时候，我们要登记、要传戒、要出访办手续，都必须获得“中国佛教会”的同意，但是每次我去办理，他们不但不同意，而且还是明白、公开地拒绝。

例如，依空在东京大学留学，依照在美国和慈庄一起建西来寺，依空的父亲及依照的母亲往生时，她们回来台湾奔丧后，再想回去日本、美国，“中国佛教会”就不核准她们的申请书，不帮她们转到“内政部”、“外交部”了。慈庄为了再到美国，几乎办了一年的手续，周转挫折，才能成行。

此外，一九六九年时，慈惠、慈嘉、慈怡要到日本留学，我跟“内政部”、“外交部”都已经说好了，但程序走到“中国佛教会”就受到阻碍了，申请书就在时任秘书长悟一法师的办公桌上，整整办了二年都走不出佛教会。最后政府给予压力，慈惠她们才能成行。

后来，承蒙社工会总干事林江风先生私下跟我说，你们将来自己可以成立一个基金会。有了一个基金会，办一些国际往来事务、申请出访，总有一个名义，就可以不必经过教会。其实，我们也不懂得这许多法令上的关系。可怜这些跟我学佛的青年，受到这许多遭遇，我想他们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爱佛教，我们爱教会，但像这样的教会，叫我们如何爱它？如何和它合作？实在难矣！我对世间上有权力的人，如果用智慧教训人都还有话可说；但用权力压制别人，这不公平的。因为权力是公家的，不是个人的，不能假借公权力来欺压别人，这是非常不道德的事情。

尽管我在台湾受到“中国佛教会”的排挤，而且我也知道，所谓交通不怕多，有了一条公路，再有一条铁路，甚至再有高速公路、隧道、空中航道等，都有好处，但我是不愿与佛教分裂的，因此对于组织一个教会的事，我一再犹豫、三思。

这期间，也有好多人告诉我可以另外成立一个组织，例如丁中江先生，就给我这样的鼓励，倒不是为了对抗，而是为了今后好办手续。因此，在我申请成立中华佛教青年会失败后，承蒙当时担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董树藩先生说，你可以成立“中华汉藏文化协会”，就不必经过“内政部”和“教育部”，我“蒙藏委员会”准许你成立。

一个“阁员”都出来挺身支持了，虽然这不是我最初的志愿，但为了弘法的方便，我在千不愿、万不愿之下成立了。

一九八六年六月成立之后，董树藩先生就要我帮助“蒙藏委员会”做一些事情，第一，他要我召开“世界显密佛学会议”，邀请西藏流浪在海外的四大法王前来参加；第二，他希望我跟达赖喇嘛接触，拜访他，听他解释对台湾的误会。我听了以后，觉得第一点可行，我召开会议，要来的可来，不来的可以不来。

“中华汉藏文化协会”第一届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于佛光山召开，我为协会理事长（慈容法师提供，一九八五年）

那一年的十二月，确实轰轰烈烈召开了“世界显密佛学会议”，政府各部门以及各种安全单位，都极力给予我们支持及帮忙。蒋经国先生、加拿大总理布赖恩·马尔罗尼先生（Brian　Mulroney）等均致贺电。

另外，四大教派的法王平时王不见王，除了达赖喇嘛之外，萨迦法王、直贡法王、贝诺法王都如约而到。还有许多密宗喇嘛、仁波切，以及南北传法师和佛教菁英、学者专家都受邀而来，讨论佛教未来的发展，借此促进佛教团结融和，可谓盛况空前。

“世界显密佛学会议”以“显密融和与世界文化发展”为主题，会议进行十分顺利圆满，成果丰硕。当时我向与会大众大致说明会议的几项成果：

一、这是佛教史上首次以探讨显密融和问题而召开的世界性学术会议，由显密二宗与会人士融洽相聚、和睦交流的事实，已为会议的主题作最具体的诠释与见证。

“世界显密佛学会议”于圆山饭店举行，“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化鹏致赠经典（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二、有来自十九个国家和地区、三百余人与会，其中有远从尼泊尔、印度、美国及加拿大等地莅临的二十八位藏传佛教的活佛与喇嘛。蒋经国先生特颁贺词，祝贺大会成功，显见大会的召开，深受海内外人士重视，深具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三、发表的论文及与会人士的学养均属一流，为社会及佛教带来的影响，不仅可提升台湾学术界与佛教界学术研讨的风气，也可以使显密佛教的教义精华，得以进一步阐扬，对整治人心，匡正社会，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等，必然有直接或间接的贡献。

四、与会藏籍高僧，分别代表西藏四大教派，欣见他们参与会议的法喜，及西藏专题座谈会的热烈场面，正达成“行政院副院长”林洋港先生在闭幕典礼中所提示的：先求“教内”的携手发展，再寻求“教际”的相互配合两项目标。

五、西藏萨迦派教主访问台湾省政府时，应邱创焕主席之邀请说道，佛教对西藏来说是很重要的，很高兴见到西藏佛教团的复兴。此正反映海外藏籍人士的共同心声，也肯定了“中华汉藏文化协会”推展汉藏文化工作的重要性与实质贡献。

六、会议的圆满不仅是一时的成就，也具有长远的意义与广大的影响。如与会人士建议成立显密融和的佛教学院，以及成立显密佛学研究基金会等，都反映出大家对本次会议的肯定认同与无限期许。

总结来说，此次的会议大大促进汉藏文化交流，我也算完成了董树藩先生的愿望。

但对第二点，董先生希望我和达赖喇嘛接触这件事，因为达赖喇嘛对国民党有成见，不肯见台湾的人，要和他来往确实有点困难。我曾在一九七九年，组织二百人的印度朝圣团，乘坐泰航前往印度，一架飞机坐满人，另一架飞机则是完全装了救济物品，预备送到印度和藏区，希望寒冬送温暖，表示一点关怀之意。

不料，到达印度时，达赖喇嘛下令，不可以接受我们台湾的救济物品，所以只好把整架飞机的毛毯、日用品，大部分都分送给印度、尼泊尔的贫民，只有少数的西藏同胞接受了一些。因为我知道这样的情况，所以要和他打交道，实在不容易进行。

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率领一批人从西藏到印度达兰萨拉，成立了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这也造就了密教的对外发展。因为一些善于英文的年轻喇嘛，在世界各地的大学教书、传教、教导禅坐，吸引不少西方人士学习密宗。因此，从禅门的学习到密宗的发展，他们在这方面也作出一些成绩。

记得我在美国洛杉矶西来寺，曾与达赖喇嘛同时出席一个在越南寺庙里的集会。他对我倒蛮有好感，还用不纯熟的中文对我说，他很喜欢汉传佛教诵经的音调。我当时发觉达赖喇嘛也满豁达、乐观，是一个很容易相处的人。后来经过一些信徒的要求，要我单独和他见面，我就由慈容法师陪同和他会见。

一九八九年，我以“中华汉藏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的名义，和达赖喇嘛有过晤谈，后来他也到西来寺访问。我曾建议达赖喇嘛回归大陆，不要在海外流浪，因为许多西藏人很辛苦；一个民族多年在外面流浪，会减弱力量。假如说把西藏布达拉宫改成像梵蒂冈形态的一个宗教区，只行使宗教权力，其他西藏的区域就成为自治区。我希望他也向大陆提出这样的构想，他说：“我第一次听到这种想法，我要仔细地想一想。”

那次之后，我们也曾在几次公开场合上相遇，如在天主教堂及各宗教的法会，但我们从未深谈过。我总感觉到，整个中华民族汉满蒙回藏都是一家，国家统一是不可质疑，有分离观念的人，终究不容易发展和获得支持。后来我们就很少来往了。有一年，他要到台湾，说明要到佛光山拜访，但是我已有既定的出访行程，不能轻易延后，所以也就不克与他见面。

之后，我也辗转听说，他说他不搞独立，他要接受中国的领导；也说他不要再转世了等等。我为他感到庆幸。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大概由于西藏青年会激烈的思想言论常常不为大陆政府所接受，所以一直谈判不能成功。

达赖的哥哥嘉洛顿珠也到过台湾多次，好几次也和我详谈各种状况，但是对此，我自己本身也在困难之中，也无能助力。不过，我总希望，大陆政府在处理西藏问题时，对于宗教问题，还是要用宗教的方法去处理为妥。

意外的是，我不知道有一些人是如何说到我的，他们说我到大陆访问，达赖喇嘛要来和我祝寿；我和大陆一些领导人会面，又传出“星云大师要与达赖喇嘛合作共建大学”……这许多谣言不知道从何而来；也因此，我不知背负多少罪名，其实都是冤哉枉也。

其实，一直以来，我对于大陆只有敬爱，并没有一些不当的想法。例如，我请佛指舍利到台湾供养，我办两岸的音乐会，我率领大陆的四个教派到全世界表演梵呗，我参与大陆的降伏“非典”法会，我在大陆恢复祖庭重建大觉寺等，承蒙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先生说我“爱国爱教”。在我的本心，岂是爱国爱教？我是爱全人类，只要是可爱的生命，都应该值得关怀。

自从一九八六年成立的“中华汉藏文化协会”，理事长是三年一届，我担任六年的理事长，依制度只能做两任。我感念田璧双喇嘛对我多年的赞助支持，甚至于佛牙舍利能够来台供奉，也是由他介绍促成的，于是我将汉藏协会全权交由他发展，我依法退任。我认为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至于田璧双喇嘛后来怎样发展汉藏协会，我就不一一述说了。

由于我从小在汉传佛教里成长，虽然对藏传佛教不懂，但我也努力促进汉藏佛教的交流。例如，一九九三年，我的在家弟子演过小王爷的陈丽丽，他陪同夏玛巴法王来访，谈到复兴佛教必须从教育下手，我告诉他我们在美国的西来寺，因地缘关系接触到不少优秀的青年喇嘛，我因为惜才帮他们准备机票到台湾参学，结果人还没到佛光山，在台北就因信徒丰厚的供养而迷失了，实在好可惜啊！

夏玛巴法王建议，为避免日后类似的情况发生，可透过国际知名的机构、佛学院推荐交换学生。后来我还率先提供美金给法王作为教育奖学金。

之后，泰锡度仁波切也要与我合作办显密法会，我也赞助他二十万的美金，作为一百位喇嘛来台的路费，但最后却不了了之。一位大宝法王的首座弟子，应不至于如此，也不知道究竟他们的行政人员另外有什么想法了。

说到交换学生，早在一九八九年我去印度弘法要返回台湾时，就留下马来西亚籍的弟子依华，想不到她一个娇小的比丘尼，竟然在穷困落后的印度独自奋斗了七年，经历世界上最贫穷的生活洗练。她从印度梵文大学毕业之后，又去达兰萨拉“西藏辩经学院”学习藏文，并且通过辩经口试。毕业后，回到佛光山帮我主持佛学院的教育，甚受学生喜爱。

一九九三年，电视导播孙春华的女儿妙融跟我出家，丛林学院毕业后，我给她一万美金让她去西藏和尼泊尔学习。最初都有往来报告，后来就跟着母亲去陈履安先生成立的化育基金会了。陈履安的二位公子也曾经在佛光山的男众学部读过书，后来也到西藏修学有成，来往于汉藏佛教之间。

二〇〇〇年，我又送了五位沙弥前往印度等地求法，因为需要十几年的耐心毅力才能完成，我还曾写信勉励他们。终究因为生活习惯大不相同，小孩子吃不了苦，没几年就回来了。

二〇〇六年七月，听说青藏铁路通车，我因身体状况未能成行，但我的弟子依恒、永芸却赶上了盛会。她们从青海的西宁搭火车日夜走了二十七个小时，途中经过六千公尺最高点的唐古拉山，很多人都因空气稀薄得了高山症，她们俩在火车内打坐，一路平安抵达拉萨。青藏铁路通车吸引了各国媒体蜂拥而至布达拉宫，由于永芸当时也是《人间福报》的社长，所有媒体见到一个也是媒体人的汉传比丘尼，竟然气不喘地轻松登上布达拉宫，特别做了采访，也算为两岸汉藏佛教做了一次交流。

佛光山倡导八宗兼弘，我们也没有排斥密教的道理。多年来，我赞助年轻的喇嘛来台湾进修，对于大宝法王的弟子泰锡度仁波切、夏玛巴给予经济上的帮助，虽然日后都杳无音讯，但是到现在我仍然不灰心，因为我把这些都视为是个案，从不影响我对佛教的信心。

我主办显密佛学会议、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禅净密三修法会等，借着这些活动，希望促进各宗派彼此的了解，团结佛教的力量，以达到益世度众的成效。今天西藏的喇嘛不要只靠信徒供养，应该反过来为信徒说法服务，这才是现在人间佛教之道。

走笔至此，我深感到佛教发展至今，其实不光是显密要融和，还有大小乘要融和、南北传要融和、僧信要融和，因为百川河流同归大海，佛教才能成其大，成其宽广，才能成为全人类的一道光明。因此，我祈愿所有的佛弟子，都能为人类的福祉，为世界的和平共同努力，毕竟我们都是信仰同一个教主佛陀，何必互相排斥、互成阻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