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期弘法的点滴

在我一生弘法的历程中，

也曾遭遇诸多困难。

早在我要来台湾的前一年，

人在南京华藏寺，

就曾经为了佛教的革新运动，

和教内、教外的恶势力几次过招。

隔年，一九四九年来到台湾之后，

弘法利生的困难之路更是于焉开始。

六十多年来的弘法生涯，

我没有比别人多一分享受，

每天都是工作、工作，照相、照相，

访问、访问，讲话、讲话，

尽管如此，不管遭遇什么境界，

我一样过得很自在。

身为出家人，所谓“弘法是家务，利生为事业”，这也是我一生的职志。我觉得，我所以出家，“弘法利生”本就是应有的使命感。

弘法，是将佛陀的真理普利大众，这对道德的提升，对人心的净化，对社会风气的改善，对人我次序的建立，都有正面的影响。只是，弘法的过程，经常也会遭遇困难。

例如，当初佛陀在世的时候，虽有万千信众的欢迎，但也有少部分的人给予刁难。乃至于佛弟子，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给外道用乱石打死；说法第一的富楼那到输卢那国布教，遭受抵制；在印度佛教史上，龙树、提婆、无著、世亲等尊者，他们在传播佛陀真理的生涯中，也都遭遇到许多的困难。

甚至佛教传到中国之后，也历经了许多教难，从“三武一宗”法难，一直到近代太平天国的破坏寺庙、冯玉祥的拆寺逐僧、邰爽秋的庙产兴学，以及“文革”的毁佛等等。但是当中也有很多的古德先贤，他们抱着“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的发心，和“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的立愿，牺牲奉献、奉献牺牲。每每在我读到这许多高僧大德的事迹时，不禁也要热血沸腾，兴起效法的愿心。

在云林县北港弘法留念（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

在我一生弘法的历程中，也曾遭遇诸多困难。早在我要来台湾的前一年，人在南京华藏寺，就曾经为了佛教的革新运动，和教内、教外的恶势力几次过招。隔年，一九四九年来到台湾之后，弘法利生的困难之路更是于焉开始。

先说我在新竹青草湖“台湾佛教讲习会”教书的时候。那时承蒙新竹县佛教会要我每个星期六到新竹市城隍庙前的广场讲说佛法；但是，青草湖的派出所不知奉谁的命令，却毫无理由地不准我前往。我想，我并不是张学良，也不是孙立人，还不够资格被限地居住，因此就向派出所提出抗议。当时蒙受一位警察好意，对我说：“你可以去讲，但是每次去的时候都要先到我这里备案。”横竖我们光明磊落，就是报备了也不会坏事，所以每一次出门，我都会去向他请假。

新竹青草湖台湾佛教讲习会师生。前排左起：志定、性定、慧定、善定（右一）等法师，后排左起：心然、心悟、煮云、本人（时任教务主任）（一九五一年）

在这之前，我于中坜圆光寺居住，警察先生大概是碍于妙果老和尚的面子，都是白天前来查对户口，探看我们是否安住寺中；但是到了新竹青草湖，警察则经常是半夜三更来敲门，说是要查户口。甚至到了一九五三年，我初到宜兰的时候，也经常在半夜被叫起来对户口。本来很平静的生活，就给这样的干扰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我从新竹来到宜兰，目的当然也是为了宣扬佛法。不过那时候，我知道光是口头讲说，并不能引人入胜，所以就买了一台扩音机，大小几乎如大鼓一般。透过扩音机扩散出去的音声，也就更为好听了。同时，为了引起信众的注意，我从日本买了一些佛教故事的幻灯片，如“贫女的一灯”、“鬼壳的面具”等等。只是，那些幻灯片的画面，难免有日本文字出现，一位派出所的警员看了，当场就叫我停止放映。这也很难怪，因为那个时候台湾才光复不久，正要去除日本文化，我怎么可以放映日本的幻灯片呢？

但是，话再说回来，教育并不是政治，实在不应一概地泛政治化。不过无奈于时局，我也只有服从指示了。没过几天，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这一位姓郑的警察跑来找我，说是长官指示要举行警察考试，想要借用我念佛会的讲堂作为考场。我想起他不准我播放幻灯片，以及半夜藉故查户口的事情，也就不客气地说：“不借！”

当然，他只有把我的拒绝回报给他的长官分局长。分局长知道了，也不避讳地就跑来找我。我一见到是分局长来，赶紧藉机就说：“分局长，你要借用场地举行考试啊！没有问题，欢迎、欢迎！我只是因为刚才那位警察经常来找我们麻烦，才不肯借给他。现在分局长你出面，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没过几天，那位姓郑的警察就跑来跟我说：“你害得我好苦哦！我现在被调到太平山去了。”那时候，太平山和宜兰之间，来回都要一天半天的，交通不是那么方便。听了他的话，心里想了一下，我说：“郑先生，给人方便，就是给自己方便；你给我不方便，当然你也就得不到方便了啊！”

总之，我在台湾的弘法活动，经常要和警察应对，甚至偶尔来个捉迷藏，到后来也变得很有经验了。

记得是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左右，我们在宜兰县一个叫作“龙潭”的村庄，利用临时找来的汽油桶，上面铺盖二块木板做成舞台，再以十二块钱装了一盏电灯泡照明，就开始说法了。

说法途中，有一个警察忽然出现在汽油桶旁边，也就是我的脚边，对着我说：“下来！下来！”我低头一看，是一位服装穿戴整齐的警察，心里立刻料想到，他叫我下去，必定是不准我在这里说法，如果我不下去，恐怕会惹上“妨碍公务”的罪名；可是如果这时候下去，又怎么对台下的听众交代呢？不得已，我就叫了在一旁的吴素真小姐，也就是现在的慈容法师。我说：“你先来唱个歌，安抚一下信徒，我下去一会儿。”

到了台下，我劈头就问：“你叫我下来做什么？”

警察说：“不可以集众！现在是戒严期间，你违反戒严法！”

我说：“这是一种社会教育，也是民间的娱乐，对社会是有帮助的。”

他却说：“不行，你赶快上去，叫大家解散！”

我看他那激动的样子，知道没有办法再和他多说些什么道理，只有说：“若要解散，你上去宣布！”

他一听，责怪地说：“我怎么可以上去解散？应该由你上去宣布！”

我说：“不行！是我叫他们来听我说法的，我怎么能叫他们解散？如果你不上去宣布，那就只有请你让我继续讲，讲完了以后，自然解散。”

他听了以后，也觉得没有别的办法，就狠狠地丢下一句话：“你可不要出了问题！”

我说：“不会有问题的！”

看他口气松下来，我就又回头上了台，把这一场弘法大会做一个圆满结束，最后大家当然是自然解散了。

最初我在台湾的弘法布教，到处遇到困难。其实，警察为了阻挠我们弘法，常说的“戒严”，也只是一句借口罢了。实际上，那时候基督教可以随意打鼓吹号，牧师传教可以到处拉路人听讲，他们都没有遭受为难；只有佛教，因为风气未开，所以经常遇到困难，不但不准我们在露天广场集会，有时候连要去监狱布教也遭受阻碍。

监狱向来允许各宗教为受刑人施予感化教育。像我初来台时，在新竹、台北都有过监狱说法的经验；到了宜兰，也是照常热心地为社会服务，到监狱里，给予受刑人一点佛法教育，帮助他们改心向善。但是后来，宜兰监狱有一位姓屠的教化科长，竟然叫我不可以讲佛教，只可以讲儒家。我说：“牧师都可以讲基督教了，我为什么不能讲佛教呢？”他却说：“你如果老是‘阿弥陀佛’东、‘阿弥陀佛’西，不断地提‘阿弥陀佛’，我只有不准你来。”

当时，我很喜欢宜兰监狱里的教诲堂，里面供奉的一尊一米高阿弥陀佛圣像，非常庄严，是我过去所未曾见。我经常借着讲演的因缘，来看这尊佛像。现在既然他感到为难而不准许我进出，我也只有作罢了。

但是，后来他却托人来询问我：“这尊阿弥陀佛像卖给你，要不要？”我一听非常欢喜，筹措了两万元就请回了这尊佛像。后来，我还把这尊阿弥陀佛圣像翻版复制。假如说现在佛教界里，哪个地方立有一米多高的阿弥陀佛像，大概就是当初宜兰监狱阿弥陀佛圣像的千百亿化身了。像现在宜兰佛光大学光云馆里供奉的阿弥陀佛圣像，就是这尊佛像的复制品。至于原版，我则已不记得到哪里去了。

过去，我年纪轻，体力充沛，活动力强，所以在宜兰、头城、罗东等地都成立了念佛会，后来甚至远到台北、虎尾、龙岩，也都分别设有念佛会。尤其宜兰到花莲虽然路途不是很遥远，只是苏花公路惊险万状，也就让一般旅客视为畏途。但是在我的想法，既然说要“佛光普照”，那么我就应该到花莲去弘法。

宜兰佛光大学光云馆内供奉的阿弥陀佛圣像

其实，一九五二年花莲发生大地震时，我就曾经代表佛教会到花莲结缘、救济。只是那时候，我的能力有限，没有办法，只能尽一点心意，给予一些旧衣服、一点金钱的救助。

应该是一九五五年左右，我终于到了花莲弘法。那时候我们弘法布教，既没有广告，也没有据点，更没有预先的联络、通知，到达花莲以后，弘法队的青年一起坐上三轮车，车上放了一部放声机，就出去宣传了。宣传的词句，还是我替他们撰写的。我记得是：

咱们的佛教来了！咱们的佛教来了！

今天下午七点钟，在某某广场，有某某法师，跟大家讲说佛法。

咱们的佛教来了！咱们的佛教来了！

但是，还不到晚上七点，花莲警察局就派人四处在找我：星云法师是谁人？在哪里？最后他们找到了我，还把我送进警察局。警察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你怎么可以到花莲来传教？”

我也很不客气地就回答：“我在台北到处传教，花莲是什么化外之区，不能讲说佛法吗？”

“嗯？”他一听我的话，原本强硬的态度即刻缓和了一些。

我想，大概是因为听说我从“台北”来的吧！台北是一个卧虎藏龙的地方，眼前的这许多人究竟是何方神圣，他难以料知，在摸不清底细之下，只有勉强放下身段了。就这样，我拿出一个“台北”来吓唬他，也能收到一点效果。最后他说：“那好，你要注意交通安全，可不能出事情哦！”

我说：“这是一定要做到的。”向他道谢后，我离开了警察局。

率领宜兰念佛会青年下乡弘法（一九五三年）

弘法本是好事，更何况信徒们各个都是善良的听众，并不像现在的街头运动，参与者往往采取激烈抗争。我们既无口号，也无诉求，只是听一点做人、齐家、爱国的观念，这有什么不好呢？

我到宜兰的同时，高雄市的法缘也接踵而至。所以，后来我便经常在宜兰、高雄两地奔波。那个时候，从宜兰到高雄要坐上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时间相当漫长。但是利用这一段时间，正好也让我完成了《人生》杂志和后来《觉世》旬刊的一些文章。

不过，在高雄的弘法，倒也不是都那么顺利的。最初我在苓雅寮高雄佛教堂广场上讲说《普门品》，每晚听众都在千人以上。但是叫人气愤难平的，总有很多基督教徒穿着他们“神爱世人”的背心，在佛教堂门口散发传单；我们温和善良的佛教徒们看了，却都不敢提出抗议。当然，我知道原因是什么，但也由于他们有后台支持，力量很强大，我们只有忍气吞声了。

从高雄佛教堂而后建了寿山寺。寿山寺在一九六四年左右才刚刚建好，还没落成，高雄要塞司令部就透过市政府传来了一封公文说要拆除，理由是超高，妨碍军事目标。我一看，只觉惭愧，真是没有福气，一定会给佛教界笑话：你看，星云某人，不是说要建寺吗？好不容易建起来，现在又被拆除了！

驻锡南台湾弘法的第一所道场——高雄寿山寺

不过，这时许多信徒都在酝酿，要到市政府去请求收回成命。我心里盘算，要塞司令部是军方单位，必然是听不进市政府的意见，更何况这还是他们命市政府来执行拆除的？真正要拆除寿山寺的是高雄要塞司令部。

所以，我只有安慰信徒，请大家稍安勿躁。随后，我拿了身份证就前往要塞司令部。从寿山寺到要塞司令部，不需几分钟就到了。我在门口做了登记之后，警卫就放行，让我进到他们的办公室。这时一位上校早已接获电话通知，威风十足地从里面走了出来。我具备军阶的常识，所以看到他肩膀上有三朵梅花，立刻就知道他的阶位。

他一见到我，开头就问：“你有什么事吗？”

我说：“上校先生，我是为寿山寺的事来的，但是我来，并不是请求你不要拆除寿山寺，我是一个和尚，你拆了寿山寺之后，我到其他寺庙去挂单也是可以。只是，有两件严重的问题，我不得不告诉你。”

他听了之后，很大声地说：“你说！哪二件事？”

我进一步解释：“前两天，越南的吴庭艳总统被杀害了，搞得越南这个国家动乱不已，你知道为什么吗？就为了挂佛教旗的事。因为吴庭艳总统是天主教徒，不准许民众挂佛教旗，所以引起广德大师自焚，社会纷乱，连总统也被杀害了。现在寿山寺是全高雄市的信徒们出资，才刚兴建完成的，你下令叫高雄市政府拆除，这就等于拆除他们的家一样，比起一面佛教旗，事情还要更严重，其后果会是什么样，我真是不敢想象。”

我又说：“第二件事，现在大陆也正因毁坏寺庙、解散僧人，喧腾国际；假如在你拆除寿山寺时，忽然来了一位新闻记者，拍了一张照片，之后传送到海外的报纸发表，那么，当国际得知台湾一样在毁灭佛教时，恐怕也是难为情的事了。”

他听了我的话之后很紧张，赶快就问我：“那怎么办？”

我说：“要怎么办？很简单，你重下一道命令给高雄市政府，叫他们不要拆除寿山寺就好了。”

他立刻说：“我照办！我照办！”满天的乌云就这样消散了。现在回想起来，我也是很勇敢的。

当年寿山寺遭遇的困难可谓不一而足。寿山寺位于寿山公园的路口，那时候，为了让佛学院学生可以到处去参学，我们买了一部中型巴士，固定停放在寿山寺门口。但是寿山公园的管理单位却不肯让步，一直认为我们的车子是停放在他们的公园里。不过，由于他们只是一个公园的管理所，并不是武装部队，不能强迫我们做什么，事情也就缓和了下来。

可是过后不久，他们竟然想了一个方法要来对付我。他们请了人在公园的入口处砌了三个台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分明是要让我们的中型巴士无法开上寿山寺门前。事发那天下午，我正在为信徒举行皈依典礼，有人通报我：“公园管理所把我们的坡道拆除，说是要在那里做台阶。”

我一听，非常生气，想着：那坡道是我修建的，就算你要拆除，怎么能不知会我们？何况这是门口！我赶紧叫信徒洪淑贞说：“你赶快去替我阻止，不要让他们把坡道破坏了。”但是，她哪里敢？旁边还站了警察呢。

于是我匆匆地把皈依典礼结束，连海青都来不及脱掉，就立刻赶到了现场，指着警察说：“你真是不懂事，怎么敢来拆除这个坡道？难道你不知道吗？前天，蒋夫人才来参观视察妇女习艺所，假如你把坡道拆除，下次她再来，车子开不上来，她的安全你能负责吗？”当时妇女习艺所，就位于寿山寺的后面，进出都得经过寿山寺。

他给我这么一讲，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我接着说：“你赶快把它修复好！我为了蒋夫人的安全，在这里花钱做坡道，你却来这里搞破坏。”

我自知是蛮理，但他也不敢得罪蒋夫人。你们用蒋夫人做背景，我也用蒋夫人做背景，所以这个坡道至今四十多年仍然保持原状。

台湾光复后的初期，政府给予佛教的自由空间很少，带给佛教徒很大的压力。尤其，每天的报纸都在批评拜拜，说要取缔拜拜，可是竟然没有一个佛教徒敢站出来说话。为此，我挺身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赞成改良拜拜，不应取缔拜拜。我说，既然拜拜是浪费，那么许多达官贵人每天在饭店里喝酒跳舞，难道就不是浪费吗？老百姓藉拜拜之名，即使有一些吃喝之事，也是他赚来的钱财，难道娱乐一下就叫做浪费了吗？

再说，若以社会活动的观点来看，农工商界花钱拜拜，趁此联络亲友，不也是一种交流联谊？就是把钱都拜完了，他努力工作，明天不就又赚钱了？只准达官贵人玩乐，不许民间拜拜，这个社会未免也太不公平了。因此，我主张改良拜拜，只要不杀生、不比赛、不铺张浪费，用香花素果来拜拜，可以净化身心，又有什么不好呢？

当然，政府是不会认错的。只是后来再也没有听到人说“取缔拜拜”这句话，几十年来，妈祖的迎神赛会、各个神庙的庙会都能很正常地发展。

说到政府单位，过去民政厅有一位科员，经常用一些单行法规来找佛教的麻烦。例如，寺庙要会同乡镇公所才可以开功德箱；每个月要把账目张贴在门口；修建寺院不可以超过五万块钱……为此，我也不断地和民政厅抗争。

好在后来遇到廖福本、高育仁这许多民意代表、长官，事情才慢慢改善。高育仁先生，就是现在新北市市长朱立伦的岳丈，曾经做过台南县县长，后来担任台湾省议会的议长。

对于弘法传教，不管遇到什么艰难困苦，我都是不畏惧的。那时候，宜兰有一位青年叫郑秀雄，就读台北师范学院（今台湾师范大学），他邀请我去师范学院做一场讲演。在我来说，这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因为像中兴大学、成功大学等学校，我都曾经受邀前往讲演过。但是，就在我即将于台北师范学院讲演时，尽管海报都张贴出去了，我人也从宜兰到了台北，准备要赶往师范学院，这时在台北车站等我的郑秀雄却是很落寞。待我抵达车站后，他失落地对我说：“师父，学校不准您讲演。”

我虽很意外，不过也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学校既然不准许，我不去就好，这只不过是一场讲经说法，事情并不是那么严重。于是我就安慰他说：“不要介意。”

后来我想，师范学院既然不准，我就到台湾大学试一试。只是台湾大学听说师范学院不准我去，就更加不愿意了。那时候的佛教，没有什么发言的力量。不过，当我把日本的出家人，驹泽大学荣誉教授水野弘元先生请来台湾时，我曾打电话到台湾大学询问：“日本有一位名学者来台湾，贵校愿意接受他去做一场讲演吗？”那时候我是抱着一股不服气的心理去联络的，想着：台湾的和尚你不欢迎，那我就找日本的和尚来讲！

应台大校长李嗣涔之邀，于台湾大学通识教育论坛讲授“我的学思历程”（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七日）

一直到了近几年，台湾大学政治系张亚中教授邀请我到学校讲演“禅门的自觉教育”，乃至后来校方找我在他们的“名人讲座”中讲述“我的学思历程”，由李嗣涔校长亲自接待主持，我终于扳回了三四十年前拒绝我到师大、台大讲演的一口气。

说起弘法布教的辛酸，尤以在“中华电视台”播演佛教节目的过程，最令人感到不平和伤心。

话说过去我每年虽然都在台北“国父纪念馆”讲演三天，但也受到馆方的种种牵制和刁难。每一次为了发给的门票数目，一定要计较一番，可是他们就是不肯多发一张。甚至于到了讲座当天，也一定要在他们规定的、接近讲座的时间才能入场。有时候，看到信徒在寒冬之中大排长龙，而他们却怎么也不肯开门，实在叫人不忍心。最后我只有走上向上级单位诉状一途，只是上级单位也没有人愿意听信我们的话。

佛学讲座。地点：台北“国父纪念馆”（二〇〇二年十一月一日至三日）

所以，三十年来，我每年三天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行的佛学讲座也是一段辛酸史。但也因此，我开始设想在电视台制作节目，好让更多人可以听闻佛法，让佛教更为普及。

说到当年在“中华电视台”制播节目，那时候，我花了大约十二万元的制作费，制作一集二十四分钟的节目，并且和电视台签下了三个月的播出合约。每集十二万元的制作费，在四十年前可说是一笔很庞大的数目，但是为了弘法，我毫不吝惜钱财地就请了白厚元先生担任制作人。

在制作节目的同时，我心里也在设想节目名称。想到佛法如同人间的光明，便将节目定名为“无尽灯”。“无尽灯”这个名词出自于《维摩经·菩萨品》的典故，有“灯灯无尽”、“光光无碍”之意。

其时，我已经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周知大众当天晚上七点钟，将有一个节目要在“中华电视台”播出，请大家准时收看。可是冷不防地，有一位姓萧的负责人却在当天上午还不到九点钟的时候打电话给我，说：“这个节目不准播出！”听闻这个消息，宛如晴天霹雳，让人难以接受。因为我都已经昭告观众这个节目即将播出，你却忽然说不准，教我如何向信徒交代呢？对我来说，丧失信誉的伤害也实在太大了。再说，我和你订了合约，也付了费用，又怎能说不播出呢？

这件事情原本是可以到法院按铃控告的，但是想到光是气愤也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开始设想各种解决办法。后来，凡是与我有缘的人，我都请他们协助，甚至还找上了郝柏村、蒋纬国先生帮忙，让他们知道今晚的节目是非播出不可。

其时，在交涉节目播出的过程中，电视台甚至不赞成我用“无尽灯”这个名称，自行改名叫做“甘露”。虽然我觉得“甘露”这个名词过于柔性，但是为了让佛教节目在电视台打开一个播出的先例，不得已，也只有勉强接受。

再说那天早上接获电视台来电之后，就一直觉得度秒如年，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那位负责人却始终不肯松口。等待中，不禁也叫我心里不断地嘀咕：一个电视节目，怎么说不播就不播？

后来，我还特地前去电视台表达我的不满。我说：“我们早就约好了，你怎么可以临时取消？”

他却回答我：“和尚不能上电视！”因为这个节目的最后，有我三分钟的说法。

我说：“咦？电视连续剧里，不也常有很多的和尚出现吗？为什么他们可以，我就不可以？”

他竟然还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他们是假和尚！”

我真是气不动：真和尚不可以，假和尚却可以，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公道可言呢？不过，无可奈何之下，我也只有妥协，让他们把我最后三分钟的开示剪掉了。犹记得那一段开示，主要是在提倡中元节节约拜拜，这对社会来说，何尝不是一种教育？可是万万没想到，现在节目却仅剩二十一分钟就得草草结束。

我猜想，这件事的背后，一定有高层人士指使他不可以播出佛教节目，否则他岂敢如此大胆决定？

由于最初“中华电视台”诸多不可以，所以之后再制作的节目，我就搬到中视播出；后来，中视也说不可以，我就又搬到台湾电视公司。毕竟他们为了商业利益，要求每次十二万元的制播费用，我哪有能力长期应付呢？

虽然电视弘法的影响力无远弗届，观众的欢喜不可言喻，但是四十年前，上电视弘法背后的辛酸和痛苦，不但鲜为人知，也是现代人所难体会的。

不过，后来情况渐渐有了改变，教界很多人在电视台都拥有节目，而我也游走在三台之间，如电视制作人周志敏小姐为我制作，在中视播出的《信心门》、《星云说》，在华视播出的《星云法语》，在台视播出的《星云禅话》、《星云说喻》等节目，几乎都是每天按时播出。甚至《星云法语》还曾经在民视播出一段时间。

像这样每次讲五分钟，电视台就支付我六百块钱的情况，持续了好几年的时间。当然，我不是贪图这六百块钱，只是对于能改变社会人士对佛教的看法，心有戚戚焉罢了。甚至于这许多节目，还屡次荣获“行政院新闻局”给予的“社会建设金钟奖”的肯定，重新写下了佛教在电视传教的历史。

不过，尽管我得过很多奖，如：“教育部”的“社会教育有功人员奖”、“内政部”的“一等奖章”，也曾得过政府颁发的“国家公益奖”；但事实上，“奖”在我的心里，一点影响都没有，倒是让我回忆起当初奋斗的过程，固然有一些酸楚，却也有一些甜蜜。

还记得一九七一年左右，我被“中国佛教会”摒除在外。当时，我并没有感到沮丧，反而越挫越勇，心想既然不能进入“中国佛教会”的核心，那就改走其他的管道。于是，我与开证、灵根、宏印等法师，以及李中和、王金平等居士，共同发起筹组“中国佛教青年会”。

筹组佛教青年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追求功名富贵，只是想要弘扬佛法。一来，为佛教储备人才。尤其对于没有财富地位的青年来说，加入青年会不啻是发挥人生能量的最好选择。二来，佛教实在需要年轻化。综观佛菩萨圣像，既没有胡须，也没有皱纹，可见得佛菩萨都很年轻，那么为何我们要不重视青年呢？

当我把成立佛教青年会的章程、办法等资料送进“内政部”的时候，“中国佛教会”得知消息，强烈反对，奔走阻止，并且派人向“内政部”请愿，不可以让佛教青年会成立。这也就让我大感不解：你走铁路，我走公路；你走航道，我走水道，有什么不可以呢？事情有那么严重吗？

有时真是为了想成就一件事情，十分支持的力量都还抵不过一分反对的力量。终于，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社会工作会主任萧天赞先生来到佛光山访问，要我打消成立佛教青年会的计划，他说保证我在两年内，也就是在下一届“中国佛教会”改选时，让我当选理事长。

这段话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大的伤害，好似在做买卖交易。事实上，我成立佛教青年会的发心，并不是以“中国佛教会”理事长一职就可以替代的。再说，萧天赞先生也没有资格为我作保证，如果他明年调职了，或下台转换职务了，我去找谁来兑现这个承诺呢？

成立佛教青年会一直以来都是我的志愿，但是对于他费尽唇舌的劝说，期期以为不可，我也只有同情他的处境和困难了。只是这时的我真是心灰意冷了，就对萧天赞先生说：“佛教，不可为也；国家，也不可为也。”

关于成立“中国佛教青年会”的一些资料、章程，分别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九七九年一月的《觉世》旬刊七五四期、七五七期刊登过。可惜“中国佛教青年会”还没有诞生，就已经夭折，为佛教的前途写上了“不可为也”的感慨，令人感到惋惜。

后来，曾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多年，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董树藩先生（一九三二年出生，内蒙古人）有一天忽然来找我，要我成立“中华汉藏文化协会”，并表示这个组织能与蒙藏委员会同步来往。我很能了解他的用意，因为在当时，蒙藏佛教的问题很复杂。

自从一九五九年，西藏十四世达赖喇嘛私自出走，在印度达兰萨拉成立流亡政府后，西藏人士对于过去国民党施予的分化手段，以及对他们的种种欺骗、打击，便极为仇视。因此，董树藩先生也就希望透过我成立“中华汉藏文化协会”，作为汉藏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

但是我心想，我对西藏佛教一无所知，既没有和西藏佛教往来的因缘，也不晓得西藏佛教的现况，只凭着这么一个单位，就能建立双方良好的关系了吗？尤其当时国民党官员给人的印象不是很好，需要你协助时，千言万语尽是说明他的希望；不需要你时，千言万语说的都是“不可以”。明知道自己处在给人利用的情况之下，但是想到现在是国民党主政，我帮忙国民党，就是帮助人民，我不给人民利用，又给谁利用呢？最后还是同意了。

佛光山举行“世界显密佛学会议”，提倡显密融和、禅净融和、南北传融和、僧信融和、传统与现代融和（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

“中华汉藏文化协会”成立了以后，我顺利地当上理事长。期间，一九八六年，我召开“世界显密佛学会议”，邀请了西藏佛教四大派系：格鲁派、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的法王，以及数百名喇嘛，还有学者专家近千人在佛光山集会。

就这样，我和西藏佛教搭上了桥梁。甚至大宝法王的大弟子泰锡度也曾到访，向我表示要在台湾举办盛大的汉藏法会，希望我能赞助他二十万元美金，作为筹备之用。我基于他在密教的地位崇高，同时也想趁此因缘正可以好好合作，促进汉藏文化交流，也就毫不犹豫地给予资助了。

除此之外，大宝法王的第二位弟子夏玛巴要我帮助他们兴办佛教学院，我也慷慨解囊，捐助了两万元美金。对于这许多点点滴滴的资助，我并不计较多少，只是后来我发觉到，自己好像是代替政府来照顾西藏人民，做一些联络工作，除了给予一些经费上的帮助，支持西藏佛教以外，丝毫没有什么力量可言。

因此，做了两任六年的理事长之后，想想还是觉得不适合续任，就央求好友，台中密藏院的田璧双喇嘛接任理事长。那时候，把这样一个烂摊子交给他来承担，我心里感到很不忍，但也实在是不得已。

田璧双喇嘛（一九二五年生，安徽郎溪县人）是一位正直的君子、虔诚的佛教徒，数十年前，他在高雄担任税捐处处长时，我就和他有来往。他接任理事长之后，行事周全，很令人敬重。

以上所说，是我六十多年来的弘法生涯，我没有比别人多一分享受，吃，没有比别人多；玩，也没有比别人多。每天都是工作、工作，照相、照相，访问、访问，讲话、讲话，尽管如此，不管遭遇什么境界，我一样过得很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