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排难解纷

在台湾数十年的弘法岁月里，

体会到在佛门中，尤其面对佛教会的一些欺厌与排挤，

我觉得“忍耐”是解决纷争最好的方法。

但在社会上，一些政治的团体，

人我利益的争执经常不断地发生。

我经常给人推派去排难解纷，

检讨自己的性格，

也自觉很适合扮演这种角色。

要做一个排难解纷的人，

主要的，不能让双方中有某一方吃亏，

如果有某一方觉得吃亏，

那就不能解决问题了。

所谓排难解纷、种种谈判等，

都需要有公平正义，才能皆大欢喜。

我的个性从小就不喜欢纷争，在幼年的时候，像少年的打群架、斗争，我一直都没有过这许多事情的发生。对于家族中父系和母系的长辈，他们彼此有意见、互相批评的情况，我都暗自不以为然。我觉得世间上“和平”是非常重要的；纷争的人生，一点意义都没有。

常有人赞叹中华文化的优良，固然说中华文化美好，但我觉得，历史上的战争残杀导致民不聊生，无法计算，真是教人不忍卒睹。一个朝代的更换，就要死伤几百万人；平时的冤案牵连，更是难以估算。像是明朝的大学士方孝孺，他因为不肯为燕王朱棣写诏书，不只是遭到诛灭九族，更被燕王下令诛灭十族，连过去的老师都不能幸免。光是这件历史案件就死了八百余人，其他的残杀事件，可说多得不胜枚举了。另外，像族群的械斗、地方利益的纷争，甚至盗匪猖獗、军阀横行，都说明了人间的惨事。

所幸，我幼年就出家，在丛林寺院里成长，虽有严格的要求、虐待的事情，但我将它视作是一种教育、一种法制规矩，也不以为意。慢慢地，经过岁月的成长，看到社会上许多纷争、诸多不平，但也无可奈何。就是到台湾来以后，遇到佛教界里的明争暗斗，我总是避而远之。甚至于我离开台北，最初选择落脚在宜兰，后来到了高雄，都是因为不喜欢在人文荟萃的台北所发生的诸多纷争。

我初到高雄，当时高雄是一个台湾发展中的大都会，也有许多纷争。例如：同一所佛堂里，里面的信徒就分了盐埕区、苓雅区、新兴区等派别，彼此相互地抵制、相互地批评。我曾经集合大家说：“你们这样子一个大高雄都不能团结，分成这里、那里；如果这样的话，你们礼拜的释迦牟尼佛，最好也请他回印度，何必要待在我们高雄呢？”

所幸的是，无论在哪里，信徒没有排斥过我，社会也没有排斥过我；但是佛门里面有一些人，所谓“同行是冤家”，也还是免不了。不过，遇到的这一些批评纠葛，有的是为了利益，多数都是因为嫉妒，所以慢慢地我也学会了“老二哲学”，学会了“低调”，在人生处世上，感觉到受用不少。

后来，在台湾数十年的弘法岁月里，体会到在佛门中，尤其面对佛教会的一些欺压与排挤，我觉得“忍耐”是解决纷争最好的方法。但在社会上，一些政治的团体，人我利益的争执经常不断地发生。我经常给人推派去排难解纷，检讨自己的性格，也自觉很适合扮演这种角色。要做一个排难解纷的人，主要的，不能让双方中有某一方吃亏，如果有某一方觉得吃亏，那就不能解决问题了。所谓排难解纷、种种谈判等，都需要有公平正义，才能皆大欢喜。

记得第一次的排难解纷，就是宜兰县第七届的议员选举。那是在一九六七年，信徒余简玉婵女士是一个地方上知名的助产士，生得美丽大方，个性也温柔和善。她的先生是宜兰县警察局消防大队的队长，当时，她已经担任过县议员，这一次再度参选，寻求连任。

宜兰这个地方，由于当时党外运动人士郭雨新的声望很高，所以国民党在这里的选举都不是很容易过关。余简玉婵女士在选举开票过后，多了四十二票，把一个国民党预备规划为议长人选的张学亚先生，挤到落选的名单中。国民党宜兰县主任委员非常地着急，连夜找我，要我帮忙劝退余简玉婵，好让张学亚可以递补上来。

这件事情应该是很为难的，因为名利当前，人所好之，尤其是一场选举劳师动众，花费的金钱、精神不知多少，已经获得的利益，忽然说要放手给人，这谈何容易？但是国民党对我千万地拜托，这个艰难的任务我也苦思无策。因为平时我们宗教所倡导的是我要把利益给人，这时我怎么能叫别人放弃利益？我实在是说不出口。

我在万分困难之下，只有找余简玉婵女士，我好言安慰，要她放弃这一次的当选。我跟她说：“你也是党员，党外的力量很多，议会中总要有一个强力的议长，为了党的利益，张学亚是应该能担任的。”张学亚是东北人，身材魁梧，曾经担任过县议会主任秘书，也在军友分社做理事长。他做事果断，看起来适合做议会的领导。

我劝余简玉婵顾念国民党的大局，就做一次牺牲。不过，我也跟她说：“我刚刚从基督教手中接办‘兰阳救济院’（即后来的‘仁爱之家’），我请你来担任院长，虽然院长不及议员那么的风光，但是在宜兰县也是一个政府立案的慈善团体，正正当当的。尤其你是助产士，再接任‘兰阳救济院’，慈善再加上医疗，对你也是非常适合。”

她似乎显得为难，但是她还是开口说：“师父您这样子说，我就不敢拒绝了。”我松了一口气，心里的石头总算放了下来。终于替国民党完成了一件艰难的排难解纷。后来，余简玉婵和宜兰念佛会关系非常密切，也带领救济院不断地成长，还替兰阳救济院建了长寿馆，帮助许多老人安养晚年。

说到人我之间的纠纷，它其实就是一个“结”，也是一个“解”，就看你如何能解开这个结。有的人愈解愈是纷乱，真是难解难分。但是只要你懂得人性、懂得人心，这也不为难也。

此事了结以后，说来政治是很无情的。因为记忆中，后来张学亚对余简玉婵从来没有表示过感谢，国民党也没有对余简玉婵再给予提携。作为代表国民党的这许多人物，实在应该要有公平正义，也应该要有道德良知。

前面说到我避开台北的纷扰南下高雄，在我这一生云游世界的岁月里，过去曾有人替我统计，说我每年的弘法行程算起来总要绕地球两圈半。但实际上我已经有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经常都居住在高雄。举凡高雄的一切，我不但熟悉而且关心。

例如，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代高雄市长的选举，从谢挣强，到陈武璋、陈启川这三大派系分别出来竞选，谢挣强代表澎湖派，陈武璋代表台南派，陈启川则代表高雄派。不过，那时候大家虽有地方派系之分，竞争并不激烈。但是到一九六八年，杨金虎代表民社党参加高雄市长的竞选以后，高雄市的社会竞争就愈来愈激烈了。从杨金虎手中夺回高雄市长政权宝座的，就是被称为“南霸天”的强人——王玉云了。

王玉云，原本是台南人，一九二五年在高雄出生。听说他出身高雄市的刑警，一路奋斗，登上高雄市议会议长的地位。一九七二年，他以议长之尊参选高雄市长。这时候，遇到一位天不怕、地不怕，二十三岁就步入政坛竞选省议员的赵绣娃小姐。

赵绣娃，一九四九年生，父亲赵善标在当时也是高雄市议员。女儿赵绣娃就以党外人士代表出来竞选台湾省议员，而且是高票当选。那时候，省议员的地位和市长相较，几乎不分上下，各有他们权力的行使内容。

说到选举，就有纷争，王玉云和赵绣娃，就为了各自的选票辖区而短兵相接，演变成互相毁谤、互相批评，甚至于互相谩骂，最后两个人虽然各自当选，但是也各自都告到法院，准备对簿公堂。

这两个人，都是高雄的高级政治人物，拥有各自的群众，一再的纷争，实在非高雄之福。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使得这两位政坛的一男一女，甚至到神庙前斩鸡头、发毒誓，信誓旦旦地说要让高雄市民来评鉴谁是谁非。这样子的斗争持续约有半年之久。当时，高雄市的国民党市党部主委许引经先生便找到我，希望我能帮忙协调。

许引经主委是江苏泰兴人，一九二六年出生。他对我说，高雄市这样一雄一雌的诉讼，对社会风气会有不良的影响，虽然也经过很多的人调解，但目前看起来，双方的执着势难罢休，希望我能出面，看看是否可以融和化解。

我想到，王玉云先生从他做议员、议长到市长，和我们就常有来往；而赵绣娃，应该在她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就在佛光山的怀恩堂皈依了。在那时候，佛光山所有的佛殿都没有完成，只是暂借怀恩堂举办皈依典礼，皈依的信徒中就有赵绣娃其人，而我们在高雄寿山寺举办的法会活动，赵绣娃也都经常前来参加。

这样一个美丽活泼的小姐，她对政治的热衷不下于她的父亲赵善标先生，而且竟然在高雄一选成功，可见当时的社会大众对于年老的政客也有诸多的不满，所以赵绣娃能以清新的年轻人面貌，获得广大的群众支持。这就透露出大家希望现实的政治，能有焕然一新的局面。

我也了解到，其实王玉云和赵绣娃两人的诉讼，只是意气之争，可以说都是因为一些误会产生，或者是相互的批评，甚至是给选民的舆论鼓噪、新闻媒体的过多炒作引起的仇恨，就越结越深了。

基本上，要劝说这两位政治人物，我也没有把握，我只能给予他们一点晓谕：所谓二虎之争，最后必有一伤，甚至双方皆有损伤。其实，彼此也不是有什么恩怨情仇，政治是一时的，人生平和的生活才是永久的。斗争，只会造成相互损失，假如能放下计较、执着，是何等的轻松自在。

由于国民党党部主委许引经已经告诉王玉云，高雄市的政局要安定不要斗争，等到我再跟他说明的时候，王玉云已有意放弃执着。而赵绣娃小姐，在我跟她说了以后，她满口地说：“既然师父您出来开示，我完全听您的吩咐。”我想，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有了这样的因缘关系，我就邀约他们两人准备做正式的调停和解。因为法院的诉讼案第二天要开庭了，我必须要在他们出庭的前一天解决问题。

那一天，正逢我们在寿山寺举行浴佛法会，因为这是佛教的大事，我不能脱身；而王玉云先生大概也忙于拜会各个佛寺、宫庙的佛诞节法会和各处的妇女会，电话都不容易接通，一直等到下午四五点，才相约在佛光山朝山会馆光明十二号的客厅见面。

在这之前，事先我都已经替他们写好了和解书，并且给他们双方看过，得到彼此的相互承认。我想最重要的是，和解书中不去触动他们的问题，判定谁是谁非，只要让大家都能有尊严的台阶可下，所谓的争讼就容易平息。在这同时，他们也在撤销诉讼书上签字了。

当天，我就这样牺牲了一顿晚餐，解决了这一件重大的纷争。那时候台湾的三大报系《中央日报》、《联合报》、《中国时报》都纷相刊载这条重要新闻。所以，后来在高雄地方上的排难解纷，就知道有我的一份了。

除了在南台湾之外，在一九九四年，台北也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观音不要走”事件。

这尊引发佛教徒挺身护教的七号公园（今大安森林公园）观音圣像，大概两尺多高，连基座总高近三百公分，是国际知名艺术家杨英风先生的雕塑作品。在一九八五年由大雄精舍创办人邱慧君居士发起恭立，当时土地所有权人板桥林家的后代林宗贤先生，允诺无条件提供土地供奉。于是，观音就在公园里的一个角落，从此安座下来，与对面的大雄精舍相互辉映。周围并有柳树、绿地，成为台北市民一个可以围绕、跑香散步休闲的好去处。

早在一九九二年，台北市政府征收土地计划辟建公园时，大雄精舍住持明光法师便代表民众向市府陈情，希望能保留此一观音圣像。经市长黄大洲的裁示，在一九九三年九月发文给明光法师，明确指出：“有关本案大安七号公园用地内的观世音像乙尊，经查系名雕塑家杨英风教授作品，经本府深入研析结果，为维护艺术、文化气息，在捐给本府维护管理原则下，准予保留……”

这本来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但是大安公园附近的基督教灵粮堂，里面的牧师看不习惯，便上书市政府，要求清除大安公园的观音像。最初，市政府并没有采取行动，但最后经不起灵粮堂的催促、抗争，市政府便有意要把观音像迁移到淡水关渡去。这时候，明光法师才真正着急起来，与昭慧法师以及有“小霸王”之称的“立委”林正杰，发起“观音不要走”运动。

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观音不要走”事件，最后由我出面与市议员、市政府协调达到共识，观音终于留下来了。右为台北市长黄大洲（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实际上，观音像要迁移这件事，在市政府里面已经有了腹案，这时候再发动“观音不要走”，情势并不是那么有利。尤其佛教的护法并不多，因此明光法师、昭慧法师他们非常着急，三番两次到台北道场求助于我，希望我能出面协助，寻求解决的办法。

当时，我也感到为难，因为我和政界从未攀亲叙旧，像这样的事情，都要有人力才能处理，所谓“朝中无人莫做官”，你在当朝没有力量，讲话就不算数了。

经过多次的协调，甚至昭慧法师他们在观音像周围挂起布条，诉求“观音不要走”，并且发动信徒到那里日夜静坐称念观音圣号，祈求观音自己能发挥威力，从“观音不要走”到“观音不肯走”。到最后，看到政府无动于衷，灵粮堂也不肯让步，演变成昭慧法师他们就地绝食抗议。

我为了此事，特地到灵粮堂找一位林牧师谈判，希望取得双方的和解。我表示，这尊观音像已经供在那里很久了，既不妨碍景观，也不妨碍交通，又是享誉国际的艺术家杨英风的作品，让他在公园里，倍增公园美丽和平的气氛。但是那时候，林牧师志在必胜，不肯让步。他说，他们的信徒认为，公园是一个公共的地方，不可以让某一个宗教有一己的宗教色彩。双方僵持不下，但仍然没有人出面处理。

不得已，我请台北市议员江硕平协助，由他邀约基督教周联华牧师，一同和台北市黄大洲市长在市政府里会议。那一天，黄市长因公务非常忙碌，一直到晚上七八点钟，协调会议才开始。

我开宗明义告诉市长，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佛教信徒的气愤，他们认为，市政府已应允在先，现在又要观音离开大安公园，实在欺人太甚。明天他们将发动全省各地三百部游览车的人员，从南部北上，到台北来静坐抗议，诉求“观音不要走”。

黄市长一听，吓了一跳，他说：“这还得了，假如这三百部游览车上来台北，台北交通要瘫痪了。”确实，因为那时候，台北正在进行捷运地下化工程，又有市民大道的建设，可谓交通黑暗期。那时候的台北市，连一二十部的游览车都没地方停放，哪里能再容纳从外县市来的这三百部游览车呢？

黄市长深知事关重要，反过来要求在座的佛光会秘书长慈容法师说：“你们的游览车万万不能上来，关于观音像，我们再从长计议。”

就这样，一场谈判直到十二点多才结束，三方达成共识：观音可以留下来。我们即刻赶到大安公园，把这个喜讯告诉在场静坐的许多法师和居士们约百余人。大家听了欢喜雀跃，许多人流下感动的眼泪。而此时，已经是午夜两点多钟了。

后来，台北市政府正式发文，承认这尊观音为艺术品，将永远保留在大安公园里。此事至此，终于获得一个圆满的解决。

仁爱救济院门前的石碑

其实，这件事情所以能获得急转直下的解决，主要的要感谢昭慧法师以及佛光会的会员。那时候，在一九九一年成立的佛光会，到一九九四年，在全台湾已经成长为拥有四百多个分会，以及百万名以上的会员团体。如果让佛光会的这许多会员们都来参与“观音不要走”，一定会造成社会群众运动。所以，市政府后来再也没有谈起要让这尊观音离开，自然的也就符合了大家的希望：从“观音不要走”到“观音不肯走”了。

这个事件，几乎要引起宗教的对立。其实我这一生，对于人我之间，就是诉求不要相互对立。例如，我们在宜兰接办基督教创设的兰阳救济院（即仁爱之家），一进大门，就可以看到一块“感谢天主”的石碑。这表示这里原由基督教设立，只是现在换成佛教来管理，但一样是为大众服务的。

当时，许多佛教徒要把这块石碑去之而后快，但我持反对意见。因为历史不可毁灭，现在我们能把基督教的单位改成道场，这不是很荣耀吗？所以，不只他们“感谢天主”，我们也要感谢。后来，尽管仁爱之家经过多次重建，这块牌子至今还仍然存在。

这些政治上的纷争，都有关“权”、“利”，比较难解决，尤其有“名”在里面，有关到“面子问题”，就更不容易摆平。至于民间也有一些纠纷，不过，大部分只是为一个“利”字，或一个“理”字。为了利益不均，为了理不平，有时候，有很多事情，只要大家肯花一点钱就能消灾了，我也曾经协助解决过很多这样的事情。

比方，一九九四年，高雄大树乡和海军为了水权问题，双方起了抗争。原来，海军部队、军舰的用水，都是由大树乡的八口井的井水供给军用。后来，大树乡换了非国民党人士执政，他们要封锁这八口井，要求海军给付使用回馈金，否则不准海军前来大树乡取水。军区里有数万人，忽然没有水用了，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记得那时候，海军负责人高法鹏前来跟我说明情况，我觉得这件事情容易解决。我就跟他们说：“你们付一点费用给大树乡不就了事了吗？”高法鹏也接受我的意见。因为大树乡是一个穷乡，能得到海军的这一点费用，也算是对大树乡的建设有所帮助，而海军也能取得用水，彼此不是皆大欢喜吗？

同在一九九四年，也发生一件著名的纷争。名电视制作人凌峰和演艺界的名经纪人夏玉顺先生，两人不知什么原因，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大打出手。夏玉顺提出验伤单要求凌峰道歉，否则就提出告诉。那个时候，凌峰因为主持“八千里路云和月”节目，气势正红，哪肯先声道歉？两人僵持不下，夏玉顺一状真的告到法院去。

艺人凌峰

后来这件纠纷是什么因缘来到台北道场要我帮忙和解，我也记不清楚了。不过，凌峰倒是我很欣赏的人物，尤其在一九九〇年代，台湾正是掀起一股大陆探亲热的时候，一般人对于大陆的风光圣地，虽不能到，心向往之。透过凌峰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节目，他那种带着感性的文采，对于家国山河的介绍，令人听了心生向往。因此，每次电视上放映“八千里路云和月”的节目，总不愿意错过。当然，对制作人凌峰先生我不禁钦佩万分。

说到这里，我也想起，我也曾经建议电视制作人周志敏小姐，邀她拍摄关于大陆风土民情的介绍，后来，她制作了“大陆寻奇”，引起热烈的回响，至今播出不辍，成为电视史上最长寿的社教节目。后来，“大陆寻奇”获得了金钟奖的最佳社教节目奖，周志敏小姐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参加颁奖典礼时，她甚至把奖项归功是我的建议。对于“八千里路云和月”以及《大陆寻奇》这两个节目，可以说，我都是非常欢喜收看的。

话说回来，凌峰和夏玉顺先生，他们从语言的冲突到肢体的冲突，甚至从口角之争到法院的诉讼，这中间的过程造成当时社会的轰动。夏玉顺先生眼看着已经争出了胜负，但像他们这种社会的知名人物，如果按照法院的判决有了输赢的结果，那在名誉上实在也不好看。

这时候，我商之于凌峰，凌峰态度已经转为柔和，只要夏玉顺同意，愿意息事宁人，双方和解。夏玉顺他也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律师费十余万元，要让凌峰付出；二是凌峰一定要说声抱歉。

我把他们两个人约到台北道场聚餐，握手言和，当然要凌峰说一句“对不起”，这也是容易做到的事情，这一场纠纷也就这么平安落幕了。只是关于律师的诉讼费用，我就自己掏腰包默默地解决了。

说到排难解纷，我想，我对于宋楚瑜和吴伯雄两个人共同竞选省长的这件事情，可以说是最用心良苦了。这要从一九九四年，先是担任“内政部长”的吴伯雄宣布要竞选台湾省长开始说起。

因为那个时候，台湾实行地方自治，第一次要落实民选第一任省长，各方群雄都眼睁睁看着，希望能跻身其中。吴伯雄宣布了以后，时任省主席的宋楚瑜，也跟后宣布要参加竞选，并得到时任领导人李登辉的支持，当时李登辉还兼任国民党主席。

当时，吴伯雄已经发出豪语：“我一定要竞选省长！”那时候，政府已经有意分出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作为特别市，特别市的级别就和省一样，因此，台湾省的范围就缩小了。他甚至说：“就算台湾省只剩阿里山，我也要竞选到底。”这话中的意思就是表示他竞选的决心。我们局外人也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只觉得无论是上台、下台，都不是那么严重，但是这许多当事人都非常认真。

当时，我们与宋楚瑜先生还不常来往，但他的声望极高，而吴伯雄先生和我们常相接触，尤其他还是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的副总会长，一时瑜亮！这让我们陷于两难，是要支持宋楚瑜呢？还是支持吴伯雄呢？

其实，这二位都是国民党的政治明星，国民党让他们两人出来竞争，实非人民之福。尤其对手是宜兰的陈定南，陈定南代表民进党出来竞选；如果国民党让两雄相争，必定渔翁得利；而国民党的胜选，必然会遭遇困难。

我记得，在国民党党团会议要提名宋楚瑜做省长候选人的时候，吴伯雄都不被允许进会场。此举更加激励吴伯雄要竞选到底的雄心壮志。我们看在眼里，知道在台湾的选举中，党团还是有很大的力量，一个人失去党的支持，必定对自己不利。可是，个人有个人的盘算，我们身为旁观者，明知二雄相争，必有一伤，但也无可奈何。

刚好，我去“国父纪念馆”参加反毒总动员大会师的授旗仪式。会中，吴伯雄起身来到我的座位前，他希望在大会结束之后能和我谈话，我立即应允。那天，正逢“提姆”台风过境，于是，我们就在风雨中一起回到台北道场。

谈话一开始，吴伯雄向我诉说为竞选省长之事苦恼，因为参选会伤害国民党，不选，又会得罪多年来为他造势的朋友。这时，我趁势告诉他，选举有胜有负，败了固然不好，但是胜了又如何？我认为人生中，前面的世界只是一半，在退让当中，往后一看，后面的一半，还是美好的世界！一个伟大的人，要能做一个皮箱，当提起时提起，当放下时放下，当前进时前进，当后退时后退。

我告诉吴伯雄，他和宋楚瑜两人都是高手，争取参选省长，这场竞选的后果，对国民党与个人来说，都会很难堪。其实，佛法中的慈悲，就是当没有人愿意做的时候，我们就要奉献；而当已经有人在做了，我们就让贤。两个高手，一进一退，大家都有利。总之，我的意思就是要表达，“退一步想，海阔天空，让他三分，何等自在”！

三小时的长谈中，吴伯雄时而凝神细听，时而哈哈大笑，相信他对于未来的方向已有自己的琢磨。

隔日，国民党台中省党部动员月会要我去做一场讲演，我在阴雨的天气里从台北到了台中。当时，省党部的主任委员是钟荣吉先生，和我一向交情深厚。因为他从《联合报》的采访主任要出来竞选“立法委员”的时候，就是从佛光山誓师出发，所以他一直把佛光山当作是他政治生涯的起点。

钟荣吉先生见了我，自然就谈起了省长选举的事情。不知怎么地，触动我一个灵感，于是在讲演中，我谈起了“老二哲学”。我说，做老二也不比做老大更差，我在家上有一兄，下有一弟，我是老二，我根本就不要父母烦心，老大长大了，穿过的衣服，当然让给老二继续穿；出家以后，上有一个师兄，我也是老二，凡是师兄不要的东西，都是我来接受，所以我也不要师父烦心。我觉得做老二的人，看起来输老大一分，但在另一方面得到的更多……

隔日，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都是刊登吴伯雄退选省长的有关消息，《中央日报》、《中国时报》、《联合报》、《民众日报》等都指出吴伯雄的退选，与前天我和他的一番长谈有直接的影响。而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钟荣吉随即发表谈话，引用我在省党部的讲话内容，赞叹吴伯雄的胸襟与气度，印证了我所说的“老二哲学”。

大家各说各话，不过我所知道的，吴伯雄真正的退选，我的影响力固然是有，但最重要的是他的父亲吴鸿麟老先生要他退让。所以一场风波，就此烟消云散。在我认为，吴伯雄退选是一种难得的智慧与勇气，因为心中放下了长期以来的烦恼，足见他有了相当程度的领悟。懂得舍得、放下，才真是了不起。

钟荣吉先生（右）及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荣誉总会长吴伯雄（左）来山拜访（二〇〇七年三月三日）

由于吴伯雄的退让，后来宋楚瑜才有那样子的力量打败陈定南当选首任省长。之后，宋楚瑜与佛光山也有些来往，他参加竞选台湾领导人时，曾在山上住过；在台北道场，我们也有过几次餐会见面；甚至，他也要我帮他力劝吴伯雄做他的竞选副手。

尤其，在二〇〇〇年，宋楚瑜要我替他新成立的党起一个名字。我曾经有为店号、信徒的儿女取名的经验，但为党起一个名字，这还是头一次。不过，当他的党叫“亲民党”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更好的字眼，叫“公党”，取自“天下为公”的意思。

因为国父孙中山先生就是主张“天下为公”，这是人民可以接受的。你既然要参与政治，就要有这种“公天下”的胸怀，为“公天下”的发心。如果只是“家天下”，就会变成是自己的事业，像王永庆有“台塑王国”，张忠谋有“台积电王国”，郭台铭有“鸿海王国”。但是企业王国，都是集团的人所共有，集团的人所参加，而参与政治的王国，一定要有“公天下”之心，国家是每个人都有份的，如果“民不在吾心”，那参与政治有什么意思？所以，所谓“民在吾心”，是不容易做到的啊！

行文至此，让我想起了佛陀当初在印度也有调解诤讼的证录：

当时，阿阁世王想要征讨越祇国，不知道这场战争胜负如何？他为了慎重起见，特地派遣雨舍大臣去请教佛陀。

雨舍大臣因为战争要去请问爱好和平的佛陀，感到非常为难，但也不敢有违王命。佛陀请雨舍大臣坐下之后，没有跟他讲话，就只是与阿难做了一番对答：“阿难！你见过越祇国的人谈论过政治吗？他们的政治是不是自由平等呢？”

“我听过他们谈论政治，他们的政治非常自由平等！”阿难回答。

佛陀又问道：“阿难！你听过吗？越祇国的人有教育，从来不做不法的事，一切都很合乎礼度。”

“佛陀！我知道越祇国的教育非常普及，无论男女老少都很守法爱国。”

佛陀说：“如果是这样，全国老少都受教育，尊崇礼教，他国的侵略必定是不会胜利的。”

佛陀陆续向阿难询问有关越祇国的信仰、民风、言语等等。最后佛陀慈悲严肃地对阿难说道：

“阿难！你和我到过越祇国，知道那边的国情，越祇国并不畏惧他国侵略！”

雨舍大臣听到这里的时候，没有等到佛陀说完，就站起来向佛陀顶礼说：

“佛陀，我领教了。我懂得越祇国的人民，他们有道德、有同一信仰、思想、意志、行为，他们全国上下团结一致，是不会被征讨而亡国的。谢谢佛陀，失礼了，我先告辞了。”

这就是佛陀为国家之间所做的排难解纷。现在，我辈弟子也是满心祈望世界和平，人民安乐，不要有纷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