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我很想办好一所佛教学院，因此在师资的邀请上，就特别地用心。我像武训兴学一样，几乎是作揖磕头地拜访，因而感动一些学者、名教授到佛光山来教书。如：杨国枢、李日章、林政弘、陈鼓应、韦政通、李亦园等等，以及成功大学、高雄师范学院、陆军官校等许多教授。但有一天，突然从台北传出谣言，一位名教授说佛光山是共产党的大本营；接着又有传言，说佛光山藏有长枪两百支，这些说法真是不知从何飞来？

若说佛光山是共产党的大本营，我想共产党也够倒霉，竟然找这么样一个穷苦的地方做基地；若说我们收藏两百支长枪，也真惭愧，因为佛光山两百支棍子都找不到。

一九七九年高雄“美丽岛事件”发生时，我人在海外，回来的时候，台湾当局为了审判“美丽岛事件”的涉案人，名律师、名法官、名检察官对簿公堂，每天报纸上都有刊载。在这种风雨满天的时刻，刚巧在高雄有一场喜宴，我是证婚人，警备司令常持琇将军是主婚人，我们同桌吃饭。席间，我为“美丽岛事件”请命，并且拜托他，政治案件要用仁慈的方法来化解，请常将军建议蒋经国先生特赦。我说：“人，捕也捕了，审也审了，那许多受难的人士，有很多是国家的菁英啊。”

常持琇先生听了我的话后，表示我的想法有难度；过了一会，他又告诉我，他说：“关于你被投书的案件，在我们的部门里起码有一公尺高。”我听了一点也不害怕，反而很奇怪。我觉得一公尺也好，一百公尺也好，那都不是我，我挂碍它做什么？

常持琇将军虽然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在我，生活里虽然平常，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值得在此书上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