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救度过程中，面对惊惶无助的民众，

佛光人尽力做到观世音现千手千眼的大慈悲精神，

视一切众生犹如己身，

病瘦者给予医疗，软弱者使其刚强，

贫穷者令有所谋，无所归者令有所归。

好比《法华经》所说：

“愿以大慈悲，广开甘露门。”

希望以佛法船筏，摆渡众生，

让受难者免除灾难带来的恐惧不安，

走出阴霾，

重新面对人生，重新生活。

我虽然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但是感谢父母生养我，给我受用不尽的财富，那就是养成我两个良好的性格：一是慈悲心，另一个就是勤劳。

说到慈悲，我从小就爱护动物，曾经为了所饲养的一只鸽子飞失，投河自尽未遂。对于小鸡、小鸭等许多幼小动物，经常喂食，也从不伤害，与它们感到特别亲热。

我不知道这个性格是好还是不好，只是大人们常常责怪我，“小孩子！自己都没有饭吃了，怎么还偷偷地把饭菜给猫狗吃？”或是“小孩子！怎么可以把家里的东西拿给别人？”虽然大人们常常这样责备，可是这种性格与生俱来，难以更改了。

后来出了家，接受寺院丛林的教育，这样的性格依旧。记得我在栖霞律学院读书时，知道栖霞山做过一件伟大的事情，那就是一九三七年对日抗战南京大屠杀的时候，寺里曾经收容过二十万名难民。当时担任新六军军长的抗日英雄廖耀湘也落难其间，藏身在难民群中。

呼吁信徒及佛光会员，投入四川震灾救援工作

那一次的难民收容，听说家师志开上人出力最多，后来家师可以在栖霞山授记为监院，接着担任住持，我想应该与此事有极大的关联。处在大时代环境里，耳濡目染，我也渐渐懂得一些救灾的常识。到台湾以后，参与各项弘法利生的工作，特别是救苦救难的事情，也就更习以为常了。

一九五一年，我在善导寺编辑《人生》杂志，当时各方面条件都非常不足，我曾一度以骨灰柜为床。有一天晚上发生了大地震，骨灰罐子摇动得很厉害，我还跟他们开玩笑说：“你们可不要打到我的头哦！”

把物资送到高雄偏远山区桃源、甲仙、三民乡等地

之后传来灾情，以花莲地区受创最大。我商之于杂志的发行人东初法师说：“我们应该给灾区一些救助帮忙。”他也很慈悲地首肯，因此就用《人生》杂志的名义对外募集救济金、衣服和生活用品等物资。

那个时候，大家都很贫穷，募集工作实在不易，我总感到自己人微言轻，还不够资格从事社会的慈善事业，只有从基础做起，点点滴滴尽一点微薄力量，聊表寸心。可以说，这是我在台湾第一次主动发起参与社会救苦救难的工作。

跟着来的是，一九五三年朝鲜战争结束，大陆被俘的军人中，有人想要回去大陆，也有人要到台湾，我虽然有意前往板门店帮助这些军人，但考虑到正值国共对立，也无法插手帮忙哪一方；于是就募集了一些金钱、衣物，送给处在天寒地冻，北纬三十八度线这些苦难的中国人，表达一点的帮助。

尤其一九五五年，浙江大陈岛居民来台，老公公、老太太们，还有正在学习走路的婴儿，大家扶老携幼，一对一对，一家一家，一团一团地来到台湾，我们也仅能给予一些资助。可惜，我们那个时候也不知要怎么提供服务，只有把别人捐出来的金钱，转手交给那许多苦难的民众。从中，点点滴滴感觉到什么是助人为快乐之本，也慢慢体会到这许多助人获得的欣慰和欢喜。

佛光人的赈济活动，不分种族、不分国籍，期让千万民众受惠

同年，我落脚宜兰，第一次遇到强烈台风侵台，造成宜兰不少地方屋倒人亡。当时宜兰县国民党党部主委黎元誉先生专程来找我，要我陪他一起到各个受难的家庭送慰问金。我很乐意却又惭愧，因为自己阮囊羞涩，一毛钱也没出，都是国民党出资，我只是跟在黎先生后面跑跑腿而已。不过，或许是要我做个样板，表示社会救灾、人人有责。

这许多初期的救灾活动，是我生命中学习慈悲的过程。我在慈悲里获得了欢喜，获得了力量，所以每到逢年过节，就想送年糕、月饼到监狱。因为每次到监狱弘法，自觉单靠讲说是不够的，尤其不好意思两手空空的去；因此，总想带一些零食和慰问金，表示我的心意，除了说法，也要让他们受到实惠。

慰问香港“芝麻湾越南难民营”，并为他们皈依三宝、开示佛法（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一九五〇、一九六〇年代，社会苦难的人士仍然很多，经常有一些需要救济的人士。尤其是文化界里，某些人假借刊物的主编、发行人的身份，总要来跟我们化个小缘；此外有一些社会运动人士，想做养老、育幼的工作，也希望我们给予他们赞助。这当中，有真实的，也有招摇撞骗的，我们也分辨不清，但还是会结缘个两三百元，让对方欢喜。

大有大难，小有小难，我们能将自己积蓄的一小点滴布施给人，就表示我们富有。如佛陀所说，施者、受者，同等功德，我们接受人家的供养、施舍，也给予人家救济、帮助，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不就是人间最美好的佳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