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管理”,
我的管理就是“不管理”。
这句话听起来好像不太合理,
不管理的社会团体,不是更混乱吗?
其实不然也。
“管理”没有办法用一个法就可以来总括说明,
全在于一种“存好念”、“与人为善”、“行善如流”,
一切为人去设想。
所以我常说,我的管理学完全是顺乎自然吧!
因为我总想,
天有天的性格,地有地的性格,
人有人的性格,物有物的性格,
你能顺应天时、地利、人和,并且活用,
那就会皆大欢喜了。
常有人赞叹佛光山的管理有序,是一个无诤的团体,就问我:“你是怎么样管理的?”一时之间,叫我还真难以回答。因为“法无定法”,管理哪里有一定的成规呢?假如要说有根据的话,那就是佛教的戒律了。但是佛教的戒律,又由于地理、时代、气候、习俗等等不同,也不能一以概之。若说要用清规,也由于人员的不同、事业的不同,各种性格,为了适应种种差异,需要有所变化。
因此,“管理”没有办法用一个法就可以来总括说明,全在于一种“存好念”、“与人为善”、“从善如流”,一切为人去设想。
就好像政治,它是为民服务的,不是用权力来压制的;如果是服务的政治,一定是皆大欢喜;反之,压制的政治,必定也招致反抗。所以我常说,我的管理学完全是顺乎自然吧!因为我总想,天有天的性格,地有地的性格,人有人的性格,物有物的性格,你能顺应天时、地利、人和,并且活用,那就会皆大欢喜了。
台湾大学曾有人发起要我去讲授“管理学”,很惭愧,你要我讲说,我还真不知道从何讲起,因为我平常待人处世,大概只有一个“诚”、一个“理”,讲究信用、讲究尊重,若要讲学术理论,我就不知道如何讲了。
一般讲管理,大概不离管财、管事、管人。其实,人在世间上不是一定为金钱来服务的,钱再多也不能满足人的欲望,我想,给人尊重、给人方便、给人欢喜,那是最容易让人满足的了。所以我跟人相处不容易起纷争,主要是因为我总是因人、因事、因种种的不同,而给他适当合理的交代就好了。
说到“管理”,我的管理就是“不管理”。这句话听起来好像不太合理,不管理的社会团体,不是更混乱吗?其实不然也。道家讲“无为而治”,佛教讲“自我觉悟”,每一个人能够自我觉悟,就是自己管理自己,每一个人都是管理师,何必要什么“管理学”呢?
现在的时代,管理学非常普遍,有学校管理、医院管理、工厂管理、财务管理、人事管理……到处都是管理学。管理学的类别很多,其实真正的管理,就是“不管理”。因为有的人越管理越乱,不管而管,才是高招;再者,管理的人固然要高竿,被管理的人也不能太自我,被管理的人要灵巧、要有自觉,这样就好管理了。如果一个再好的领袖,遇到愚钝者,他也会束手无策,或者优秀干部,遇到不好的主管,他也难以发挥才能,这对双方而言都很麻烦。所以,管理不是个人的事情,是需要团队一起成就的。
好比有一次我在美国西来寺,有一个徒众反应不过来,我问他:“你学什么的?”他说:“我是学管理的。”我就想到,管理财务容易,因为金钱不讲话;管理事务也容易,因为事也不讲话;管理人这就很麻烦了,因为人有意见,有看法。但事实上,管人也还容易,真正难管的是管“心”。所以我常说,管理的最高境界是“心”的管理。
说到管理,无论是金钱的管理、人事的管理、物品的管理,要想到管理,一定要了解到“因果”,所谓“因地不正,果招迂曲”,如果你一开始没有把方法、制度订好,当然问题就会不断地发生。假如事先订定的法制,都能够适合大家的需要,后面的情况就自然简单无事了。
金钱的问题,在佛教里,连沙弥都要受持“不捉持金银宝物”,这在过去社会的僧团,没有银行存款储蓄的问题,当然可以做得到。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需要有合理的经济,才能有合理的生活。我自己出身贫苦,养成不要钱的习惯,但也有人穷苦多了,需求多了,就养成了贪婪的习性。所幸,我因为“空无”已经成为生活的重心,所以在金钱上,我也以“空无”来对付。
但是,个人可以空无,建寺安僧就不是空无能解决,必须要有一个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而我的财务制度就是:“有权力的人不可以管理金钱;管理金钱的人不可以拥有权力。”也就是说,有权的人用钱,要用得有理;管钱的人没有权,管理也要管得有分寸。
佛光山早期的一级主管,他们参与建寺开山,有人负责建筑,有人负责教育,有人负责文化,有人负责生活,他们都握有很大的权力,但是他们不能涉及到金钱的存取。金钱都由小职事担任管理,而这个负责管理金钱的人,受有权力者的节制,使用的时候,有权的人不能随便动用金钱,一样要经过层层的沟通,才能动用大笔的金钱。
初期,我对教团的钱财是怎么管理的呢?曾经我把钱放在屏风后面,集合徒众,对他们说:“你们要多少钱,就到屏风后面拿。你拿一块钱,我不会说你拿得少;你拿一万块,我也不会说你多拿了。钱,是给你们用的,你觉得自己需要用多少钱,可以到屏风后面去自由拿。”所谓“各取所需”,就是用钱之道。
其实,徒众们都知道常住的财务是很艰难的,所有的物资都是来自十方,也用之于十方,特别是开山四十多年来,一直到现在,常住一再的建设工程,可以说,天天都在张罗款项,常住大众谁敢浪费金钱呢?
我主要的意思,不是要让大家不买、不用,但是在常住里,已供应我们有吃、有穿、有日常用品,也有医疗制度,金钱对我们来说还有什么用处呢?所以我记得,从五十年前一百多位徒众,到三十年前一千多个徒众,循序走到最后,放在那里的十万块钱,都没有减少多少。
所以在佛光山,不当的使用金钱、或贪污……一概没有这种事情发生。这都是因为小职事把关,有权的长老使用金钱的时候,他们也会向常住依法申请处理,财务清清楚楚,才能让有权力的人不随便使用金钱,大家才能相安无事。因此山上的职事,从当初的心平、慈庄、慈惠、慈容等,他们没有跑过银行,也没有记过账目,大家都只是想到常住没有钱,必须克勤克俭,佛光山才能有未来。
关于财务的运用,我是觉得国家应该要富有,我们团体应该要贫穷,特别是寺院道场。所以我的信念是要“让佛光山穷苦”,穷苦才能生存长久。
因为金钱可以成事,也可以坏事,如果钱多了,会生事端,就会产生不肖的子孙,好比很多的有钱人家子弟,就是因为钱财太多,没有好的结局,这就是我主张佛光山要穷的原因。没有钱、贫穷,佛光山之所以无诤,这就是最重要的理由。所以数十年来,都没有人敢在佛光山说要当家管钱。但假如有存款了,也要周告大家,让大家知道应该要如何运用,必须集合众议,才能动用大额的公款。
不过,“不要钱”不是很圆满的观念,要知道即使有钱也是大众的,不是自己的。所以,有时钱来了,你也不能随便就把它花费了。
因此,我想到一些花钱的事业,那就是办大学、办电视台、办报纸等文教事业。这些都是无底深坑的事业,无论贴下去多少钱都不够用,所以佛光山永远都要为了要办这些文教事业,同时又要办救济、办施诊医疗、办养老育幼等等而努力,因此,佛光山几十年来一直闹穷。
但是,没有关系,穷才会奋发、穷才有力量、穷才肯上进。如果你贫穷,又不奋力上进,大学就没有了,电视台就没有了,报纸就没有了,一切都没有了,你还能生存吗?所以佛光子弟都知道自己的任务,任重道远,大家都得努力撙节开支、开源节流、大公无私,一切以社会服务为主。
贫穷还有一个好处,有的人一有了钱,修道就会出问题。例如:你稍微管理他严格一点,他就生气,一生气就走了,或者赌气说:“我有钱,我自己到别处去建寺庙。”或者说:“我可以买飞机票到海外去旅行,我不要受你管理。”这样就不能安住守道,这个人就会因为有钱而失败。相反的,假如他贫穷、没有钱,无处可去,可能他忍耐一下,过了明天,事情又有不一样的情况了。
所以,有钱会作怪,必须要有大道德、大智慧、大慈悲、大包容、大根器的人,才有资格拥有金钱。如果金钱用之于公家,用之于大众,大都平安无事;假如用于自己,有了钱,会使人自私好吃,有了钱,会使人懒惰玩乐,一个好吃、自私、玩乐、懒惰的人,你说,他还会成器吗?贫穷、淡泊是美好的生活,尤其一个修道的人不可以有钱,这是不变的原则。因此,佛陀一直警告我们要“少欲知足”,就是这样的道理。
金钱不要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有道德、你要有学问、你要有能力、你要有智慧、你要有慈悲,因为那许多都可以化为金钱。就等于世间上的人,有的人只喜欢向钱看,其实比金钱重要的东西更多。例如健康,你有钱不健康,有什么用呢?例如欢喜,你有钱不欢喜,有什么用呢?例如平安,你有钱不平安有什么趣味呢?
所以,健康、欢喜、平安、幸福比金钱重要。你不可能用金钱来换取自己的健康、欢喜、平安、幸福。金钱多了,不见得幸福欢喜,要从平淡的生活里,找到幸福欢喜。就是有了钱,这也不会妨碍我们人生的观念,不依金钱作威作福,不依金钱恃财傲物。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日,世界佛教青年会一群比丘在佛光山传灯楼问我:“你怎么替佛教拥有这么许多广大的事业?”我说:“那许多事业都是大家的,我自己本身只拥有一个‘空无’。”这是他们不容易了解的。
假如我个人有贪图的心,或者觉得这是我自己的钱财,我就会存到银行,我就会去买股票,我就会去放高利贷生利息……经营种种与钱财有关的事。
但是我知道,这些财富都不是我的,是十方来的,我应该用之于十方。因此,我是在“空无”的真理中,发展空无的事业,所以才能越来越大。
尽管如此,这些是不容易为外人所知的。几十年来,我没有一张办公桌,我没有保险柜,我没有存款,我没用过锁匙,我也没有开过支票,我没有看过股票,即使我有权力,我也有执行力,但我不能接触金钱。
尽管我本身实践“空无”的理想,但事实上,我的收入还算是相当。例如:我的“一笔字”,相传在大陆慈善义卖上,有人用几百万元人民币标走;我在大陆出版的书籍,入选中国作家版税富豪排行榜名单内。但实际上,我都没有拿过一块钱。出版书的版税收入通知单,还没有寄给我,我就已经把它拿去建大觉寺、建鉴真图书馆了。
此外,我也经常跟其他人结缘。早期我在美国洛杉矶,就经常资助许多在美国留学生,有的信徒知道了,心里感动,怕我没有钱,塞一包钱给我,甚至警告我说:“你不可以给佛光山,这是给你自己用的。”我的信徒他们怕我没有钱,不怕我有钱,其原因就是我不要钱。
但我自己要什么钱?我又不养家活口,也没有什么嗜好,对于这样热心的人,我不得办法拒绝的时候,只有说:“我替你做公益基金。”公益基金的存款就是这样越来越多了。因此,我创办“真善美新闻传播贡献奖”、“三好实践校园奖”、“全球华文文学奖”、“教育奖”,希望让这些钱财“十方来十方去,共成十方事”。
最近,我还想再办一个“君子奖”,因为现在的社会,好人不容易出头。过去满社会都可以说是君子,甚至满街都是圣人;现在,我们不知道好人在哪里?我们不能让社会风气颓靡下去,必须让好人出头,让对社会有所贡献,对下一代有典范的、善良的、慈悲的、友爱的影响力等具有君子风范的人被看见、被重视。
在我认为,金钱不可以拿去造罪业,要把它用在有功德的地方。这是信徒辛苦赚的钱,他们到佛教里来做功德,我们做僧侣的人,有了点滴善款,为什么不可以归公呢?
当然,讲到金钱,也不是空谈理想,一味地“不要”,或主张“空无”,但事实上,徒众们他们要穿衣、要零用、要看病,偶尔也要回家探亲等等,他们还是需要一些金钱才能生活。所以,很早以前,我就规定常住每个月要发给徒众单银,发给大家衣单,各种日用品,让他不至于挂念生活上的缺乏、困难,而能可以安心修道。甚至于我们也鼓励徒众一年回家探亲一次,礼品都替他准备好,他就不必去挂念。古人有谓:“仓廪足,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我也是让徒众先解决生活上的顾虑,尔后,他就能全心全力为大众服务了。
“佛光山的账簿挂在墙壁上”,图为佛光山如来殿功德碑墙
另外,我也替佛光山人众和佛光会的人事关系,订定一些共同遵循的规矩。例如:我规定彼此不可以共金钱来往。因为好朋友常常都是为了金钱而有纷争,为了金钱而有意见。又例如:在佛光山可以接受信徒的捐献油香,但佛光会只可以收取会员固定的会费,不可以自由捐献募款化缘。
在佛门,我们讲究因果观念,每一个僧侣,他都懂得金钱与因果的关系,所以佛光山真正的账簿,就挂在墙壁上,捐款芳名都可以让人看得到,让人了解。
这以上所说,就是我对财务管理的观念。
再来谈谈我对人事安排的一些想法意见。
说到人事的管理,在佛教里,为人所诟病的就是,有人出家已经六十年了,他称作“法师”,如果你今天出家,明天也是有人叫你“法师”,这六十年和一日,怎么能叫做平等呢?
它必定是平等中有差别,差别中有公道,这才是真平等。所以,凡在佛光山出家者,我们就以他们的学业、道业、事业,来分别制订序级,而不是以年资为唯一的标准。
佛光山为一现代教团,男女两序大众平均发展,只要在事业、道业、学业上有所表现,都会给予定位。右为男众大师兄心平和尚,左为女众大师兄慈庄法师(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日)
序级有:清净士、学士、修士、开士、大师等五级。如果你是初入道的,就是清净士一级;如果已完成大学学业,可以是学士一级,如果是硕士、博士毕业,具有专才,视其能量、发心,也可以升至学士二级。原则上清净士有六级,清净士之后,受了戒,就可以进入学士了。
学士是每两年升一级,共有六级;接下来是修士,每四年一审,共三级;修士之后到开士,开士则五年一审,有五级。如果二十岁出家入道,经过四十五年,到六十五岁左右,五堂功课正常,对于学业、事业、道业精进,对常住、对佛教有贡献,那么就可以升到“大师”了。
我在佛光山被推为大师,也是经过这些岁月才慢慢成长的。我出家已经七十四年,今年八十六岁,在我五十八岁于佛光山传法退位的时候,佛光山的徒众就议论应该给我一个封号,以区别称谓。因为我的学业、道业、事业,都合乎他们评论的标准,大家就称我为“大师”。所以,人事的立足点是平等的,可是发展了以后,如“三鸟飞空”,又如“三兽渡河”,大家就各有不一样的情况了。
宗务委员选举开票
佛光山的事业,需要什么样级等的人去担任,都有一个标准,所以设立“宗务委员会”,有各种人事的评鉴。至于人事的升迁,通道也很多,如宗委会、长老、各住持主管、传灯会等,都可以帮助你。因为人事公平、公正、公开,还有什么可以争论的呢?大家都是在人生的马拉松旅途上长跑,看谁有耐力、看谁有恒心、看谁有毅力,人人都有佛性,但是真正到“三觉圆,万德具”也不是人人都能到达的!
过去有人说“宁带一团兵,不领一堂僧”,其实不尽然也。因为佛陀当初制定“六和僧团”有六个方法,即:一、身和同住,是团队的和谐;二、口和无诤,是语言的赞叹;三、意和同悦,是心意的欢喜;四、戒和同修,是法制的平等;五、见和同解,指思想的统一;六、利和同均,是财务的平均。
佛光山以制度领导大众,行政组织以“佛光山宗委会”为最高决策单位,图为第七、第八届宗务委员
为了让“六和”更生活化,所以我又再倡导人世间的“三好”。“三好”是指:身要做好事,口要说好话,心要存好念。此外,我也提倡“四给”: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尤其我倡导“五和”,即自心和悦、家庭和顺、人我和敬、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因为我对于人事最重视的,就是大家不要对立。集体创作,集体成事,有分工,也要有合作,有合作,也要分工;人事是不可以对立,有上下的程序,大家要互助、互谅、互信、互解,才能集体创作。
在过去丛林的清规里,凡是举拳相打、破口相骂,就要开除;或者犯了杀、盗、**、妄等根本大戒,就要开除迁单。但是现在的佛光山,我还没有看到犯根本大戒,也没有听过谁有举拳相打,破口相骂的情况。所以几十年来,佛光山的人事管理,基本上是建立荣誉制度。大概约每半个月,或是一段时期,就会集合一次,大家话说自己,有过自己举发,不要别人来说,一般人也都懂得自己忏悔改过。
佛陀制定“六和敬”来管理僧团
我回想起来,过去在大陆丛林里,有一些沙弥犯了过,就罚他拜佛、罚跪香,但我觉得奇怪的是,拜佛、跪香是一种荣誉,是一件好事,怎么可以拿来作为处罚的工具呢?
所以后来佛光山的沙弥们,有了过失的时候,我就“罚睡觉”,不准他们拜佛、不准诵经。因为他是有罪之人,让他睡在**听着别人诵经唱诵,他的内心会波动,会感到惭愧不已,他就会自觉应该要改过。
我是提倡自觉教育的人,凡事不要人家来指责、来教训,我们自己就先要有自觉,有了“自觉”,才能“觉他”,将来才能“觉满”,才能与佛道相应。
佛光山也订有自己的清规,如:
“不违期剃染、不夜宿俗家、不共财往来、不染污僧伦、不私收徒众、不私蓄金钱、不私建道场、不私交信者、不私自募缘、不私自请托、不私置产业、不私造饮食等等。”
我们也自订有佛光人的性格:
“佛教第一,自己第二;常住第一,自己第二;大众第一,自己第二;事业第一,自己第二。”
《佛光山徒众手册》(二〇〇六年六月出版)
佛光山与其他教界最大不同的地方,是我们建立比丘与比丘尼平等的地位,我们建立僧众与信众有平等的待遇,我们成立七众共有的道场和教团。
在佛光山里,你不知道某人的身分,你问他住在哪里,就可以了解他的情况。他说他住在东山,就知道这是属于男众僧部;她说她住在西山,就知道这是女众僧部;她说她住在大慈庵,就知道这是出家三十年以上;她说她住在慧慈楼,就知道这是出家二十年以内的;她说她住在妙慧楼,这是小姐、职员住的地方;住在师姑楼,就知道是师姑;住在三好楼,就知道是义工;住在朝山会馆、麻竹园,就知道是香客信众;住在佛光精舍,就知道是养老退休的;在育幼院,就是我们的小朋友。所以在佛光山每个人各有所用,各有所需,各安其所。
我与佛光山的人众交流,如果是属于行政方面的职事,我大部分都是开会讲话,给予原则指导;对于行单的大众,我常常亲自到现场,看看他们,跟他们讲几句话、见个面。假如信徒送给我吃的东西,聚集到一个程度,我就分给大众。真正实行佛陀的“利和同均”制度。
丛林规矩,农历正月十五日住持大和尚请大众吃普茶,慰劳大家的辛苦(二〇〇一年二月十二日)
在我们佛光山,凡是做住持大和尚的人,一定要领众熏修,清晨上殿、过堂,五堂功课跟大众一样不可缺少。都监院是掌管寺务,供应大众生活所需,不能有所差错。在僧团里,我们和世间的人一样,到了过年也有围炉团聚;过年以后,感谢大家的辛苦,我也会举行普茶(茶叙),让大家来交流联谊。
我在佛光山也开办好几处滴水坊,如传灯楼滴水坊、香光亭滴水坊、美术馆滴水坊、樟树林滴水坊。有时候徒众误餐,也要让他有个去处;有时候家人、客人来了,也让他有接待的地方。人总有朋友、亲人,你替他安排好,师兄弟之间,也可以相互交流,让他觉得身为佛光山的子弟,有很大的空间,他就会安心办道。
此外,有著作的人,我有出版社替他出版;写文章的人,我有报纸、学报替他刊载。传灯会和美术馆还为徒众的特殊才艺,举办“海会云来集——佛光山僧众才艺联合展”,优异者,我发给他们奖金给予鼓励。
有一项是我尤其重视的,假如你早课没有来得及参加,我可以不跟你计较,但是不吃早餐,我是非常不能原谅的。因为吃了早餐,今天一天的工作、修道才有了开始。这一切都是人性的管理,人性的生活。
山上有寺务监院,除了寺务行政管理外,还有管食品、管用物等等。管理仓库的人,经常要向大众报告仓库里的东西,或者在每半个月出刊《佛光通讯》通告。这当中,有一个专栏叫“仓库在说话”,举凡常住有什么东西,都可以在这个专栏内告知大众,让有需要的人,可以到寺务监院申请。
寺务监院里,大家的衣单袜鞋等储备充分,临时有一百人或两百人要出家,都能随时供应,因为寺务监院都有各种生活必需品储备,有专责的人员管理,无有匮乏。
平时,常住每年发给大众褂裤一套,每两年长衫一件,鞋袜一年两双。现在物质充裕,所以大家也不感觉到缺乏的痛苦;不像过去的丛林清众,总是穷困短缺的。现在本山的清众,虽是初出家的人,穿起衣服来也都整整齐齐、堂堂正正的,出家众走在人前,行住坐卧,都能威仪具足。
山上的米粮、蔬菜来源,也都与商家订下一定的契约,每周多少米面、菜量、油盐,都按时供应。因为本山一切都有储存,所以徒众不必、也不需要用钱,不需要上街购买,真是像西方极乐世界一样,心想事成、随意所需、随行所有。
尽管生活不需要徒众挂念,但是佛光山所有的徒众还是养成淡泊节俭的习惯,所以一件衣服,一穿就是几年,一双鞋袜,一穿就是多时。我也从来没跟大家宣导要节省,因为徒众已经做到了,何必要再加以画蛇添足的唠叨呢?
一般人认为我做事,说得好听,是很有魄力,说得不好听,就是很胆大。实际上,我无论做什么事情,主要是要思前顾后,要脚踏实地,要有必成的把握;凡是对人没有害处,对大众有利益,要能不得罪人,要能拥护大众的,我才会决定做这件事情。
但世间不是全面的,任何好事,总难免有一部分是有异议的,有的时候,这一点就不去计较了。因为世界上总有人有不同的意见,所以说民主时代,求其多数就好了。
例如:我办大学,很多人跟我说,这个时代少子化,不适合办大学了;但是我觉得,教育没有什么时候是不适合的,只要是人,永远都要受教育,我也就不去计较是不是时候了。
又好比办报纸,多少的专家警告我,这时候平面媒体纷纷收场了,你怎么又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但我觉得,佛教需要一份报纸来传播,社会需要一个健康的言论,家里需要一份老少都能接受的报纸。这一份报纸能走进家庭,让家里的老少都能共同阅读而不会感到脸红。因此,我也就不去思考其他的得失,毅然的就去办报了。
现在《人间福报》、人间卫视虽然是经营困难一点,但是一路到现在,也是十几年的历史了,也没有差其他报社慢一时一分出刊。办大学,也没有说减少学生,年年只有增加。可见,做一切事情,只要大众需要、社会需要,不是只为自己,就能生存的下去。
我个人一直主张,佛教要可以给人家吃得起,像佛陀在世的时候,有所谓“普同供养”的制度。但你也必须要有学有德,才能获得别人的供养。假如你懒惰自私,是不会有人来跟你打交道的。
特别是我们出家人,要吃万家的饭,不可以吃一家的饭。现在,有的佛教徒觉得自己个人有了某某人的护法供养、某某人的支持,他就心满意足,不肯把佛法再去扩大,再去弘扬,实在很可惜。你纵然有你个人的才华,也不能让少数人的供养把你买断,这就没意义了。
因此,我们拥有的一切能量,都要把它用到极致,尽管自己本身笨拙,但是佛法给予我们的受用,给予我们的因缘机会,我们应该把它点亮发光,普照世界,毫不吝啬,让佛光普照。
我无论做什么事情,其实都很欢喜和人合作,但也有一些人都很畏惧我,认为我很霸道,或是怕我吃掉他们。其实没有,到了我这种年龄,审查走过的历史,我吃过什么人?我挤退过什么人?我欠过什么人?我有愧于什么人?大家都可以对我做一些严厉的批评。
一直以来,我都只是想把自己融入到众中,让大家皆大欢喜。如佛陀所说:“我是众中的一个。”把自己这一粒沙石,融入浇灌的水泥中,它才能铸造房屋,才能成为有力量的混凝土,才有坚定的力量。
所以,佛教不重视个人,重视大众。你说一根手指头,再怎么样有力量,也都不敌五根手指头合起来的拳头。同样地,个人再如何有才华,也总不及三个臭皮匠,如古人所说:“愚者千虑,总有一得。”
我很喜欢“集体创作”,所谓“集体创作”,我们并不是要大家去干涉工作的目标,而是大家只讲贡献,目标应由大家共同决定,不要先存有主观意识。
许多人认为的团结,他只想要人家来跟我们团结,没有想到我们去和人家团结。我个人喜欢和人团结,但是有时候人家不要我们,是怕我们。这也可能是我们自己的缺失,或者是他自己的胆怯,不够公义,不敢诉诸于大众。
二〇〇六年花艺展“百犬迎春”,每年春节的平安灯布置,都是佛光山僧信二众的集体创作
我对于山上这么多的单位,大家做得很有精神,感到很欣慰。佛光山全球各单位,可以说数百个以上,这么多的单位,每一个单位都有主管,每一个主管我都必须授权,让他可以放手去发挥,不让他感到缚手缚脚,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因为我信任他。
像曾担任“教育部长”的杨朝祥先生,他肯到我的佛光大学来做校长;林聪明先生,“教育部”政务次长肯到我南华大学来做校长,高雄中山大学的吴钦杉教授,他辞去副校长的职务,到我们美国西来大学担任校长,我都心存感谢,充分授权。
在紧邻佛光山的义守大学校长傅胜利教授,他是基督教徒,有感于我对教育的行事作风,在他公务之闲,经常来佛光山,问我有什么事要他帮忙服务的,自愿要做我们的义工;最近数度到澳大利亚南天大学指导,贡献意见。这许多人士,他们都是有情有义的人,不是为了利益,不是为了金钱的关系而来。
我一向是尊重人才、授权人才、利用人才,让人才有所发展。一位年轻的比丘尼觉念法师,我把“人间卫视”通通付托给她,她一做十多年,到今日,能用极少的经费,在许多大电视台中拼搏,着实不容易。《人间福报》刚创办的时候,许多都是我们一群没有经验的年轻法师,一参与到现在就是十几年。目前,虽然已经架构成功,但也要更加发挥影响力,所以我特地邀约《传灯》的作者符芝瑛女士回来担任社长,现在的《人间福报》日见进步,发行量也续有增加。
我和信徒是“不共金钱来往”,对佛教,我自认我也是信徒,我有钱,也是捐给常住,我没有钱,就自己暂时不用,绝不会向信徒借钱,信徒也不会担心我向他开口。许多信众,他捐了钱,也不会为了要名、要求感谢,这就是无相功德。真正地说来,佛光山的信徒,像“千家寺院、百万人士”建的佛陀纪念馆,不就是奉行佛法讲的“无相布施”吗?
关于人世间,我主张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对立。有一次有一个徒弟问我一生有什么所长?我就告诉他:“与人为善,从善如流。”我也敢说,我做什么事情都是考虑别人的利益,不完全为自己的立场着想。我不跟人对立,我也善于化除对立的纠纷,因为我主张人间应该要“皆大欢喜”。所以,像现在两岸谈判,我的意思是:大家都不要有法执、我执,能够“皆大欢喜”不是很好吗?
另外,我也不轻易动用义工,我也不敢轻易地劳动别人为我服务。我认为人与人之间,不是说一定要用金钱物品去交换往来,我想“情义”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光是情义也不足,因为“皇帝不差饿兵”,凡是年轻的人,或者是一些没有事业的人,他来为常住服务,我们也必须要替他想一想,肚皮应该要吃饱,他才有力量奉献。
我在佛光山跟徒众相处,我主张“订法要严,执法要宽”,我觉得不是处处都用权力、都用理由、都用法令,来置人于无退步之地。我总想,多留一点空间给他,很多事情不说破,反而会更有效果。
至于做事情,有的事情,我要求很快要完成,有的事情,我要慢慢做。因为急不得的事情,需要精雕细琢,如:编藏,草率不得,一做三十多年。快的事情,如打扫整理,我一夜之间就要把它完成。
佛光山僧团的成长,是靠每一个人的发心,奉献自己的心力,集体创作而成。图为男众学部在春节之前集体出坡挂花灯
在动物界中,蚂蚁的团队管理很成功,主要是它有领袖蚁王;蜜蜂也很会管理,因为蜜蜂群里有蜂王。因此,人类的管理,也是要有领袖,如果领袖不行的话,这一个团体就会很糟糕。
佛光山以人间佛教的信念来凝聚众人的共识,因此,僧团的成长,是每一个人的发心,慈悲奉献自己心力,集体创作而成。我们“非佛不作,唯法所依”,所以所有的成就,都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力量能单独完成。我们以人间佛教的信念,“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就是利益众生,欢喜无悔,所以不管再怎么辛苦都心甘情愿。在我七十四年的出家生活中,我确实受过十年严苛的管理人生。但是从严苛的管理当中,我学会了“不管而管”、“自悟自觉”教育的管理。所以我这一生,可以说,我用宽厚、平等、公平、公正、公开面对人事物,我想,那就是最好的管理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