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北没有办法发展，退而求其次，我只有到宜兰发展佛教青年运动。我组织歌咏队、弘法队，我成立青年团，我设立文艺班，这样才有一些优秀的年轻人不约而来，参与我的各种弘法活动。例如：裘德鉴、杨锡铭、周广犹、朱桥、林清志、李新桃、张优理、吴素真、张慈莲等青年；后来，又有一群县政府的员工、电信局的小姐，如：萧慧华、李素云、黄惠加、曾素月、曾韵卿、朱静花、林美森等二十余人，都一起前来参加。一时，使得我们小小简陋的雷音寺，增加了许多青年男女，也可以说，青年的佛教就在宜兰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一直到现在，这些青年运动还是有成果的。如：慈惠法师帮我兴建多所大学、中学、小学，替我翻译台语、日语；慈庄法师帮我在海内外兴建了多少的寺院道场；慈容法师帮我在世界上成立多少佛光会；林清志和林秀美继我之后，四十多年来，从未间断在监狱布教；萧碧霞为我在佛光山管理财政；杨梓滨、张肇替我在佛光大学担任建校的义工；服务于台北荣总X光科的李武彦，几乎成为我健康的守护者；朱桥在台北编辑《幼狮》杂志；裘德鉴后来也升任将军；杨锡铭、周广犹他们在各地负责军事的要职，等等。

与慈庄（右三）、慈华（右二）、慈惠（右一）等青年于宜兰念佛会合影（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这许多青年朋友们替我做过环岛布教，参与各地念佛会的成立，参加歌唱弘法、灌制唱片，点燃初期佛教音乐传播的火苗。

最初青年人来我们的寺院参加活动，是称称我们的斤两，他也会看看我们有没有条件。好比交朋友，也要看对方的品德，谈爱情，也要知道对方的家世；现在他跑佛教的道场，也要知道佛教的一些内容。所以，青年人初入佛门，你必须要有一些世间的情谊来接待，但是进了门以后，你就需要用佛法来影响他们。他有了佛法，就会产生慈悲心，提高忍耐的力量，增加道德的用心，他就把佛教看作自己的家事一样，就能与佛法合流。有了信仰，他就愿意为佛教奉献，甚至为佛教牺牲。

令人欣慰的是，至今这许多青年已成为七十岁的垂垂老人，但他们依然参加歌咏队，还到台北“国父纪念馆”、中国大陆、菲律宾去演唱。青年的心，老兵不死，佛教还怕没有希望吗？

所谓青年运动，在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间，物质的条件非常缺乏。例如：办青年文艺营的时候，就用板凳做桌子，人就坐在地上；说是开办文理补习班，也没有教室，在路边的树下，或就着人家屋檐下的走廊，就上起课来了。年轻人他也不嫌弃，因为他知道，这对他们的知识、前途会有所增加。

宜兰中学音乐老师杨勇溥（又名“咏谱”）先生，是我最感念的人。他为人低调，沉默寡言，可说是一位谦谦君子。青年要唱歌的时候，我没有钢琴乐器，只有跟慈爱幼稚园借来风琴供给他使用。我没有歌曲给他教授，他就要我作词，他来谱曲，合作多年，他未取分文。

就是有杨勇溥老师的关系，佛教的歌曲如《西方》、《钟声》和《弘法者之歌》等，就一首一首地出来了。在最初一九五〇年代前后，佛教青年运动固然是一件新颖的创举，提倡唱歌，更是引起佛教界的议论。当然，也有的人批评：佛教，还唱什么歌？其实，我五音不全，也不会唱歌，但世间的事情都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大家的需要。

因为我们有个佛教歌咏队，有时候，电台会找我们去录音播放，部队也会找我们去演唱。因为宜兰对佛教音乐的推动，继之，台中佛教莲社口琴班成立了，澎湖佛教音乐团成立了，高雄佛教堂圣乐队也成立了，相继地在台湾，如台南、嘉义等许多先进的佛教团体，也都跟着唱歌了。

因为唱歌的关系，在台北有一位朱老居士，他说，星云实在是个大魔王，他竟然现在不唱赞偈，改成唱歌，这是要灭亡佛教啊！什么人发心能到宜兰去把他杀了，免得败坏佛教。

这样的说法传到我的耳里，我一点畏惧都没有，我对青年运动一点却步、灰心也没有。一不做二不休，我把一些殿堂里的赞偈改成佛歌，信徒也都支持我，他们说这个比较好懂，唱起来比较容易进入佛的世界。

五十年前宜兰念佛会一群热情洋溢的青年，传唱《钟声》等佛教歌曲。宜兰中学音乐老师杨勇溥先生（我左侧），是我最感念的人。他为人低调，沉默寡言，可说是一位谦谦君子

我把青年组织起来，带到乡间去弘法，甚至环岛布教。杭州音乐学院毕业的谢慈范，高歌一曲，让人如痴如醉；宜兰女中有“小周璇”之称的张慈莲，每次唱歌下来，都有不少人围住她，要求她签名。

吴慈容坐在三轮车上，拿着扩音器，到大街小巷去高呼宣传：“咱们的佛教来了！咱们的佛教来了！”在那个基督教盛行的时代，每个听到的人无不动容。

张慈惠小姐替我翻译台语，无论走到哪个地方，在各个乡村镇上，说起“各位父老兄弟姐妹们”，比“各位法师、各位居士们”，还要更加让人接受。

“人间音缘二〇〇五年星云大师佛教歌曲发布会”，与人间音缘总策划慈惠法师同五十年前的佛教歌咏队员，合唱《佛教青年的歌声》（二〇〇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在宜兰最初几年弘法下来，青年会愈来愈扩大，应该有数百人之多，因为没有地方集会，人多也难以管理，我就依他们的年龄、学历、兴趣，分别把他们组织起来。有的参加歌咏队，有的参加弘法团，有的叫学生会，有的叫青年团，有的加入文艺营，有的参与幼稚园，有的是监狱布教组，有的是电台广播组，等等。我这个时候才知道组织的力量非常有用，因为各组、各队，都不要我一个人来统领他们，他们各自都懂得分头努力。

这些青年们同我也有了共同的感情和理念，为了佛教，为了信仰，不惜一切，“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青年也都好像辛亥革命时期的黄花岗烈士们一样，慷慨激昂，个个都说：我要为佛教轰轰烈烈地做一番事业。

主持宜兰念佛会“地藏法会”后开示，张优理小姐（慈惠法师）台语翻译（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九日）

这些青年们，一个指示要到罗东弘法、要到苏澳布教，他们就忙着与家长协调。不过这些家长也都知道，他们的子女在宜兰念佛会，很正派，很有朝气，没有什么越轨的行为，所以都很放心地把这许多青年交给我。甚至到后来，我好像也变成这些青年的家长一样，男生要娶太太，一定要把女朋友带来和我认识；女生要嫁人了，也一定要把男朋友介绍给我知道，他们说，让我看过，他们比较放心。其中有一位青年女老师，还是从我们慈爱幼稚园为她送门嫁出去的。

我记得我们到宜兰左近的乡镇，如员山、壮围、礁溪、冬山去布教，都是骑脚踏车前往；没有脚踏车的人，就由骑车技术好的队员，载着他们坐在车子的后座，让他们也都能够一同参加弘法。甚至于到罗东、苏澳，因为路途太远，相距大概都在数十公里以上，只有改搭火车。可怜的我们，当时有百人以上，连火车票都买不起了，后来感动当时一名火车站的职员，他说，感念你们，你们都是为了社会，改善风气、净化人心，你们上车吧，不收你们的车票钱。

早期带领青年下乡布教弘法。骑脚踏车的场面壮观，夜里伴着歌声回寺。《弘法者之歌》就在这种气氛下应运而生（一九五五年）

我记得有一次，出发的时间就到了，我们主要团员之一，负责翻译的张慈惠小姐还没有到。眼看着她远远地从光复路赶过来，但火车时间已到，不能不开，如果真的等她进到火车内，至少也要三到五分钟以上。承蒙火车站的站长谢克华安慰我说，师父，不必着急，我们慢几分钟开好了。

这些弘法的青年们有时候布教结束，收拾完工具、整理好广场的东西以后，都已是晚上十一二点钟了。沿途骑着脚踏车，大家法喜充满、兴高采烈，所以《弘法者之歌》里面写着：“银河挂高空，明月照心灵”，就是这样应运而生了。

当唱到“佛歌入云霄，法音惊迷梦”，学习尊者富楼那为了弘法，不怕生死危险，学习尊者目犍连为了度众，不惜牺牲殉教，大家真的是“不畏磨难强，不惧障碍多”，只要佛教兴隆，什么都不惜，只要勇往向前。

因为青年们愈聚愈多，甚至有些儿童也都赶来参加，我只有另组儿童班。当看到一二千名儿童坐在地上，合掌念着七音佛号“南无阿弥陀佛”，那景象真是令人感动不已。尤其，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妹妹自己合掌念佛，背上背的一二岁的娃娃也跟着合掌念佛，在那种情况下，你说我怎么样自觉自己是一条硬汉，眼泪也不禁夺眶而出。所以我后来就感觉到，常有一些事让我感动，我也愿意做很多事情来让人感动，人间感动来，感动去，相互感动，这世间不是很美吗？

后来宜兰念佛会的青年，他们自己也向外拓展，在各个学校、各个机关，招募志同道合的佛教徒，他们和台中佛教莲社的口琴班有了来往，也和澎湖佛教的音乐团有了交流，他们互相访问，甚至举办联合布教。一时，台湾佛教青年爱教的热忱风起云涌，台湾青年的佛教此时已初步展开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