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我在高雄煮云法师的风山佛教莲社弘法，高雄苓雅区的青年在一个神庙里设立了一间苓雅布教所，邀我去讲演。当时，我跟他们讲：“佛教的前途要靠我们努力。”他们深受感动。从此，有数十名青年每天晚上跑到凤山佛教莲社来听我讲经。

这些青年跟我说，他们要兴建佛教的道场，记得我还把刚刚出版每一本五块的《无声息的歌唱》，捐了二百本给他们，以表示赞助。一二年后，高雄佛教堂的地基都打好了，堂后的图书馆也都装修完成，只是前面的殿堂，因为没有经费而无法继续。

这些青年邀约我到高雄佛教堂去弘法，但我也了解，佛教堂里基本的干部，他们和僧团并不是很相应。因为那个时候，在台南有一位佛教的老师叫普明灯，他主张不要礼敬僧团，只要皈依自性三宝。可是他的言论并不能为广大的青年所接受，所以多数的青年还是邀我为他们主持皈依典礼。于是，我又和高雄佛教堂结了缘分，跟这许多高雄的年轻人有着分不开的关系了。

高雄佛教堂歌咏队成员

一九五五年，他们要我讲《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因为人数太多，没有办法，我只有露天对着这一两千人就讲起来了。这当中，有一位天主教的神父每一次都会来听我讲说，那就是后来与我因缘深厚的红衣主教单国玺枢机。

这大概是高雄开埠以来第一次的讲经，所以引起社会大众热烈的回响。一九五五年以后跟着又开始打佛七。一九五六年举行第一次佛七，就有六百人以上皈依，在当时引起社会很大的重视。到第二年打佛七时，参加的人数更高达二千多人，有八百人皈依，奠定了我和高雄佛教青年、信徒的缘分。

与高雄佛教堂的热情青年们，左二为朱殿元居士

那许多可爱的青年，大都是来自于各机关、各学校、各工厂，每天骑着脚踏车、摩托车到前镇各大公司、工厂上班，来来去去，往往超过十万人。可惜，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地方可以容纳这许多青年。不得已，高雄佛教堂隔壁的土地，本来警察局预计要用做警察宿舍，我们只得请高雄市议员洪地利和警察局做交涉，请他们把这块地方让给我们使用。

说起来，高雄佛教堂的青年比哪里的青年都更热情，我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我记得他们一集合，都是数十人，甚至上百人，赶到嘉义、赶到台中听我的讲座。因为那个时候，交通费是我们最大的负担，所以我也不忍心他们这样花费，于是就承诺每个月都去为他们主持讲座。也因为讲经的关系，这些青年对佛教的信仰，就不是从拜拜入门，而是从听闻佛法开始了。

我因为承诺每个月都要到高雄为高雄佛教堂的青年、信徒们说法一次，因此，在佛教堂已有的圣乐队以外，我又组织了歌咏队。我每次一到高雄，这许多年轻人就买月台票到月台上列队欢迎我，至少有三百人以上。火车一到，他们的圣乐队就“嘟、嘟、嘟”地奏起欢迎歌。出了车站后，他们又要我坐上敞篷车，由乐队在前面引导，从火车站走到佛教堂。

最初，我自己也感到新奇不已。真实讲，说是我度这些青年入佛，还不如说是他们度我增加对佛教的信心。特别是这些高雄的青年们非常活泼，主动参与弘法活动，几乎每天都在高雄佛教堂进进出出，似乎已经把佛教堂当作是自己的家了。像设计师陈仁和，因为设计高雄佛教堂，当选“台湾十大建筑师”；为了四处去布教，女低音杨春莲小姐唱起歌来，大家都称赞她比女低音歌后白光唱得还要好听；我们也到过台南、凤山、冈山、屏东等各地去布教。因为这样的关系，我和高雄佛教堂就更结下不解之缘了。

这些青年为了继续完成高雄佛教堂的建寺工程，就以义卖“爱国奖券”来筹款。当时的奖券一块钱一张，每卖出一千张，就可以摸彩，奖品是赠送脚踏车一部。那时候，一部脚踏车七百块钱，因此只要卖到一千张奖券，就可以有三百块作为建寺基金。

不可思议的是，经常半个月时间，青年们就能卖出七八万张。这是因为脚踏车在那个时候还是最普遍的交通工具，高雄加工厂、造船厂、台肥公司的员工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高雄佛教堂的门口，他们看到买“爱国奖券”不仅可以兑奖，还可以参加摸彩，并且有机会获得当时流行的脚踏车，也就非常热衷。可以说，高雄佛教堂就这样由青年们发心义卖奖券，一块钱、一块钱，像堆砖块一样地建起来了。

当然，那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困难。例如：经常我们在寺里讲经，佛教堂的外面就有许多穿着白色衣服的基督教徒，高喊“信基督才得救”。对于基督教徒这样公然到寺庙门口发传单，拉拢我们的信徒去他们的教堂的情况，信徒们也深不以为然，但是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如此，我们也只有忍气吞声。

尽管高雄青年运动是如此蓬勃地发展，但带给我很不自在的地方就是，我每一次往返高雄，他们都有数百人用乐队排列在高雄火车站等候。那个时候，我的年龄才二十多岁，这么一个年轻的和尚，这么大的阵仗，我看到站长的眼神里流露出奇怪的样子，就深深觉得惭愧。因此，我一直告诫高雄的信徒和青年们，你要我来高雄，就不可以这么热烈地迎送，但是信徒们往往是我说我的，他们还是依他们的做。

终于，我实在不习惯这样的对待了。因为当初丛林的教育，没有养成我跟社会接触的心理预备，哪里习惯这种热情的活动？因此，每一次往返高雄，他们很热，但我心里很冷。虽然我有心度化青年，从事青年运动，最后，我还是减少常到高雄，而选择定居在宜兰。

这些青年中，有周慈辉、周慈华、杨慈音、翁慈美、翁慈秀、陈慈香、王慈书、方耿伯、陈仁和、朱殿元等，都是青年信徒中相当突出的。假如我那时候发动他们，我们共同合作办一所大学，我想，众志成城，必定能有所成就。只是，我那时候自知自己还没有创办大学的条件，虽然有一些人事上的因缘，青年佛教的运动却还没有到达那种登峰造极的阶段，我也就量力而不敢妄想冒进了。

到最后，因为月基法师和我对他们领导的方式不同，高雄青年对佛教的热忱就这样又再松懈下来了，实在甚为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