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九年的年底，徒众如常法师为我举办了“一笔字书法展”，在世界各地巡回展览。说起这个因缘，还是拜疾病所赐。

我这一生一直与病为友，五十几年前，因为宣导影印《大藏经》，把腿压坏了，医生说恐有锯断之虞。我当时心里想：失去双脚，正好可以专心写文章。后来，心脏出了问题，我也想，正好体会“人命在呼吸间”的可贵。四十多年前，我因过度的饥饿，罹患了糖尿病，数十年来，倒也相安无事，只是这些年来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使我的视力逐渐减弱，甚至连人都看不清了。经过美国明尼苏达州梅约医疗中心的诊断，说我受了糖尿病的影响，眼底完全钙化，没有医好的可能了。

今年五、六月间我在佛光山，因为眼睛看不清楚，不能看书，也不能看报纸，那做什么事好呢？想到一些读者经常要我签名，有些朋友、团体也会邀我替他们签署、写字，“那就写字吧！”因为我眼睛看不到，只能算好字与字之间的距离有多大的空间，一蘸墨就要一挥而就。如果一笔写不完，第二笔要下在哪里，就不知道要从什么地方开始了。只有凭着心里的衡量，不管要写的这句话有多少个字，都要一笔完成，才能达到目标，所以叫“一笔字”。

说到写字，八十多年前，我出生在江苏扬州一个贫穷的家庭，从小没有进过学校。虽然是童年出家，在寺庙里成长，寺院里的老师对我们的管教非常严格，不准我们随便把眼睛睁开来看，如果睁开眼睛看，他说：“你看什么？哪一样东西是你的？”因此我经常闭起眼睛十天、半个月不看。老师不准我们看，也不准我们说。正值年少时期的我，常常不自觉就张口说话。只要一开口，老师就是一个耳光下来，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佛殿、教室里，你有资格讲话吗？”对的，我没有资格讲话，所以我也经常一年半载不开口说话。

在寺院丛林这种严格要求的教育下，虽然不是绝对没有时间看书、写字，只是当时正逢抗日战争，寺院里穷得连饭都没的吃，根本没有钱买笔和纸，甚至连铅笔都没见过，更遑论写书法了。因此，对于写字，虽然不是完全外行，总不能算是会写字的高手。

早期刚到台湾时，虽然没有写毛笔字，但是因为教书的关系，要在黑板上写字，也因为要编辑杂志、写文章，常常要写钢笔字（早期还没有圆珠笔），《释迦牟尼佛传》《玉琳国师》的草稿都是由蘸水钢笔写成的，到现在还存放在佛光山宗史馆里。这就是我整个写字——所谓写“书法”的历史了。

六十年前，我住在宜兰雷音寺，这是一所“龙华派”的小庙，后来经过我的努力，把它拆除重建，楼高四层，但是建成以后不得经费加以粉刷装修。一年又一年，就这样将就地供给信徒礼拜。每年一次的“佛七法会”，总觉得没有粉刷的殿堂太过简陋，怎么办呢？我就购买最便宜的“招贴纸”，写一些鼓励人念佛的标语贴在墙壁上，稍微美化一下佛堂，大概每次都要写一百张左右。那时候，也找不到书法家来写字，不得已只有自己动笔，虽然自己感觉不成字体的这许多字不能看，也不能见人，但也没有办法，总觉得做事情“求人不如求己”。字贴在墙上时，连自己都不敢去看。

就这样，我在宜兰连续住了二十六年，二十六年的“佛七法会”，我每一年都要写一次标语，自觉平常并没有练习，所以没有进步。我觉得我这一生有三个缺点：第一，我是江苏扬州人，乡音腔调至今改不了，尤其学过多次的英文、日语，都没有成功；第二，我不会唱歌，梵呗唱诵不好，五音不全，作为一个出家人，实在于心有愧；第三，不会写字，因此就没有信心。所以我后来经常对人说，你们不可以看我的字，但可以看我的心，因为我还有一点慈悲心，可以给你们看。

说起写字的因缘，大约是在八十年代，当时我在台北弘法，住在民权东路普门寺，寺里正在举行“梁皇宝忏”法会。因为四周围很小，除了佛殿以外，其他都不容易有空间走动，于是我就坐在一个徒众的位置上打发时间。刚巧，这个徒众在桌子上留有毛笔、墨水、砚台，我就顺手在油印的白报纸上写字。这时候，有一位信徒，名字也记不得了，他走近我的身旁，悄悄地递给我一个红包。我一向不大愿意接受信徒给予红包，因为在普门寺进出，就算是和信徒讲话、说法，也都是从后台进、后台出，没有和信徒有个别的接触。这一次，这位信徒终于找到机会，从我身边经过，把红包递给我。我打开一看，赫然十万块新台币，“不该有这么大的红包吧”！我赶紧找人把他叫回来，要退还给他，他怎么样都不肯收回。在那样的情况下，拉扯也不好看，我就拿起我手边刚写好的一张纸，上面写了“信解行证”四个字，我就说：“好吧！这张纸就送给你。”我总想，应该要有个礼尚往来才是。

得到这一张纸的信徒，拿到佛堂里面跟人炫耀，大概他向大家说是我刚才送给他的字。在那个佛殿里，大约有四百人在拜忏，听到这件事，也想要跟我要求送他们几个字。这位信徒就向大家说：“我是出十万块供养才有这张字的。”信徒们基于他们的信仰，平常对我除了听法以外，也不容易建立关系，纷纷借这个机会要求说：“我们也要出十万块钱，请大师送一张字给我们。”

因为信徒的盛情不好违背，第一天我就写了四百多张，因为平常没有练字，写得我手疼腰酸背痛。第二天，又是一场法会，也大约有四百人，听到昨天的情况，又纷纷前来跟我要求一张字，也是以十万元作为红包供养。就这样，我忽然收到好几千万，当时也记不清正确的数字了。我从小在寺院里长大，没有用钱的习惯，忽然有了这么多钱，怎么办才好呢？我这一生，与其说我是一个和尚，不如说我是一个办教育的人，那时，正好在美国洛杉矶准备要筹建西来大学，我就把慈庄法师找来说：“这些钱够你去筹备了。”不管字好与不好，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我可以借由写字的因缘，写出一个西来大学来，就鼓励了我对写字的信心。

后来国际佛光会成立，他们常常在各地举行义卖会、筹款餐会，都来跟我要求一两张字跟他们结缘，甚至于社会上的慈善义卖，也要我替他们写字。我自觉自己的字实在写得不好，可是想到为善不能落于人后，大家既然不嫌弃，只得硬起头皮用心来写。

有一次，潘维刚“立委”为妇女儿童安全基金会举行义卖，听说我的四个字竟然卖了一百万。后来又有一次，台南县陈明志“议员”在一个义卖会场，见到一张我的字，他竟然用了六百万元标得。经报纸刊登，人家以为我善于写书法，写字的价值很高，其实不然也。因为这一位“议员”，曾经在他一度穷愁潦倒的时候，看到我在电视里的说法，给了他很大鼓励而重整信心，所以人生再起。我原来并不知道，他后来告诉别人，是为了感念我对他的帮助，出于报答之心，因此用了六百万购得那一幅字。所以我自己知道，看我的心，是可以的，看字，还是不值得的。

我的字也不全都是高价卖出。记得在一场筹大学建校基金的义卖会上，有一个信徒要买我的字，出价就是三十万。正在这种**的时候，有一位还在读小学的小朋友叫王翊，他忽然大叫：“我要出一百块。”我听了以后，感动得无以复加，当下就说：“这张字，就一百块，我要卖给这位小朋友。”

因为写字的关系，也结了很多的因缘。记得二〇〇五年，谢长廷先生担任台湾“行政院院长”，他上山礼佛，时值新年，我就用“共生吉祥”四个字，并且裱好框架送给他，表示诚意为他祝贺。但是他只做了一年，就被陈水扁逼迫下台。令我感动的是，他在离开“行政院”办公室时，对所有采访的记者说：“我什么都可以不带走，‘共生吉祥’这一块牌匾，不能不带走。”这件事情当时在电视、报纸媒体上都有发表，让我感觉到写字跟人结缘，真是有很大的效果。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台北有一位信徒叫林素芳，有一次她家遭到雅贼光顾，什么东西都没有减少，只有悬挂在墙上的我的字被小偷拿走了。为什么如此，到现在都没有办法追查。更想不到的是，有一次在香港弘一大师的书法拍卖会场上，竟然有人仿造我的字也拿去参加义卖。后来有人密报于我，我说，不必如此，我可以写几张送给他。

就这样，我陆续写字，不曾间断。一九九六年年底，有一位信徒请我在即将到来的新年为他写几个字，表示新年的祝福。我觉得这非常有意义，于是自不量力地写了一张“平安吉祥”，弟子依此印行了二十万份分送给信众。没想到数日后，便被索取一空。往后，每到春节前，我都会写下一句新春贺词送给信徒，从一九九六年“平安吉祥”开始，至今写了“祥和欢喜”（一九九七）、“圆满自在”（一九九八）、“安乐富有”（一九九九）、“千喜万福”（二〇〇〇）、“世纪生春”（二〇〇一）、“善缘好运”（二〇〇二）、“妙心吉祥”（二〇〇三）、“身心自在”（二〇〇四）、“共生吉祥”（二〇〇五）、“春来福到”（二〇〇六）、“诸事圆满”（二〇〇七）、“子德芬芳”、“众缘和谐”（二〇〇八鼠年）、“生耕致富”（二〇〇九牛年），甚至二〇一〇年岁次肖虎的“威德福海”也都写好印行了。

这些每年新春的祝福，徒众们把它印行送给全球各地的信众，平均都在百万份以上；我也只是费一点时间写四个字，不管写得好或不好，能让那么多人欢喜，何乐而不为呢？

这些字当中，也有一些新义。例如二〇〇一年，我写了“世纪生春”，意思是“二十一世纪的春天来了”，但是大家都说，应该是春夏秋冬，四“季”都生春才对，这当然是各人的解释不同。又例如二〇〇九年，我写了“生耕致富”，一般人都习惯用深浅的“深”，但是我写的是生命的“生”，因为我觉得，中国字“生”的意思是，生命要生活、要生存，必须要“耕耘”，这才更有意义。但有的人总是说我写错字，我觉得也不必去争论什么了。

近几年，我有多次的因缘往来大陆，走访一些佛教圣地、寺院，经常有人希望我写一些字作为纪念。像二〇〇七年，我二度拜访四川的“大足石刻”，感念前人留下伟大的佛教艺术瑰宝，忍不住胸中澎湃的情怀，我当场挥笔，写下“大足天下”四个字。二〇〇九年四月，我圆了出家多年来希望参拜洛阳白马寺的心愿，不揣浅陋地写下“华夏首刹”，来表达对这座有“中国第一寺”之称的寺院的美誉。

甚至，最近河南郑州兴建了一座世界最高的大佛，看到它高高地矗立在山顶上，想到佛教东传两千多年来，佛陀伟岸的身相、慈悲的法水，随着滚滚黄河，滋润着这一片中原大地，我慨然写下“中原大佛”。为此，他们也欣然接受我的建议，将原来的“天瑞大佛”改名为“中原大佛”。今年九月底，我访问了大陆东北地区，到了锦州八王子寺时（现改名为大法寺），赫然见到我写的“大法寺”高挂在上，至于是什么时候为他们写的，我竟也不复记得了。

承蒙大家的厚爱，让我点点滴滴累积了许多字。几年前，徒众如常法师鼓励我，说要把这几百幅作品选一些印在花瓶、陶瓷、台灯上，我都不肯，因为我认为我的字没有那样的价值。后来，连连有人看到在莺歌一些商家的瓷器作品上，乃至书店里的青年手册，都印了我的书法。其实，说到书法，实在不敢当，我的字哪里能算得上“书法”呢？当然，偶尔也会自我陶醉，像徒众为了纪念我在台湾弘法五十周年，替我出版了一本图片专辑，并且要我题字，回想我这一生的弘法行脚，信手拈笔，便写下“云水三千”四个字。后来经过印刷厂把它选为封面上的题字，自己才自觉“我还是可以写字的”。

由于这个因缘，再经过弟子如常到处搜集我的字，在二〇〇五年四月的时候，他瞒着我在马来西亚国家艺术馆筹办了一次“觉有情”墨迹展。等到准备好了，他才邀我到马来西亚剪彩。我当时真是吓了一跳，我的字怎么可以进到马来西亚的国家艺术馆展出呢？这不是丢人献丑吗？不过，想到弟子们的用心，也不能不给他们捧场，只有欣然前往。在剪彩仪式中，承蒙当地的华人领袖黄家定先生出席、致辞，并且要我当众挥毫。在众人那样热烈鼓舞的场面下，我写了“大马好”。到现在，我以“大马好”三个字，对马来西亚佛教的推动和马来西亚各界都结了许多好因好缘。

从那一次开始，先后陆续在美国柏克莱大学、西来大学，中国湖南省博物馆、重庆三峡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扬州双博馆，香港中央图书馆、香港大学，以及澳洲，新西兰北岛、南岛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展出数十场之多。其中，西来大学的展览更让我感到欣慰，当年在“现前一片西来意”的因缘下写字送人，所募得的款项创办的大学，二十年后，它已经成为美国第一所由中国人创办并且获得“WASC”（美国西区大学联盟）认证的大学。

由于各地展出获得许多回响，在海外各国弘法的徒众，也纷纷起而效尤，举办我的书法展览。例如在印度的慧显法师，他因为要不到我的字，一时不得办法，就把《觉有情墨迹专辑》的字裁剪下来，重新裱褙，好在德里展出。我心想，这哪里能算得上正式的展览呢？惭愧之余，只有继续勉力写字，以不辜负徒众和信徒爱护的这一片好心了。也由于徒众弘法在五大洲，靠着他们的因缘，我的字，也真的像“佛光普照，法水长流”了。

其实，每一次看到我的字到哪里展出，都像做梦似的，不太肯相信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因为历史上，佛教僧侣当中，像怀素大师被称为“一代草书圣手”，他的《自叙帖》至今仍是书法中的瑰宝；智永大师的“永字八法”，更是后人书写练字的必学要诀。日本的一休禅师，不惜自称是穷苦信徒的女婿，把自己的书法卖给好奇前来一探究竟的邻居路人，巧妙地化解信徒欠债的困境，到现在，也经常被后人津津乐道。近代的印光大师、弘一大师等，他们持身严谨，一生以书写佛法大义与人结缘，他们的墨宝除了弘法度众以外，还兼具了高度的艺术价值。我的字，承蒙众人不嫌弃，而能登大雅之堂，如果要说有什么价值，只能说是出家七十多年来，凭借一份与人结缘、给人欢喜的心罢了。

写了那么多字句，有人问我最喜欢写什么字送人，我说我喜欢“正命”。但是我出家的弟子，在旁边看到的都不以为然。他们说：“现代人哪一个懂得‘正命’？”其实，正命，正是人生最重要的，生命最可贵，“正命”是人们的最大期望，所谓“正当的经济生活”、“正派的生存”，“宁可正而不足，不可斜而有余”的“正直人生”有什么不好呢？后来，只要有徒弟在我身旁，我就不再写“正命”，而改写“与人为善”、“吉星高照”等，大家都说这个很好，看到的人都会很欢喜。

写字的时候，如果有出家的弟子在旁侍立，有时为了感念他们的服务，也会送他们几个字。最初，我大概都会写“法同舍”等，看他们意兴阑珊的样子，经过一番解释，意思是：“我们以佛法为家，你住在佛法的舍宅家庭里，在真理里面度过人生，这有什么不好吗？”他们听了以后，才欢喜地露出笑容。之后，我在有些徒众的办公室门口都会挂上“法同舍”三个字，好像成为他们互相提醒的座右铭一样。当然，一般人要的字，都是对他有所赞美、勉励的，其实，像佛法里面的“无住生心”、“无生法忍”、“空有不二”、“以无为有”等，就不是一般人欢喜、懂得接受的了。

现在只要一有空当，我就会坐下来写“一笔字”，一天至少利用早、中、晚零碎的时间提笔，每次有三十分钟到一个钟头不等，一天下来也都有百幅以上。有人帮我计算，每一幅字在三四十秒完成，但是要裁纸，要磨墨，揣摩写什么内容，每一幅字就不是几分钟能完成的了。有时写得顺，就会愈写愈得劲，有时写得慢，甚至还要一边写一边酝酿下一张要写什么句子。徒众看到这样，也会劝我搁笔做个“中场休息”，我总是想，墨已沾了笔，就不要中断，浪费磨好的墨水。这种“一时”、“一笔字”、“一以贯之”的行事准则，倒也是我一生做事的信念。就这样，几个月下来，也有数千张了。

我有一千多个出家的徒弟，平时散居在世界各地。今年九月间，他们回到佛光山参加“徒众讲习会”。我心想，师徒一场，多年不见，就一人送他们一张字吧！一千多人，便也送了千张以上。过去，我经常因为很少听到徒弟回应我这个做师父的所说的话而感到泄气，这次效果很好，很多徒弟拿到我的字以后跟我说：“师父，谢谢您。您写给我的字，正是我性格上所欠缺的，今后我要改进。”或者说：“师父，您给我的开示，真是一针见血，我今后会依照您所说的，努力做到！”弟子们能这样想，也不枉费我的一片心意了。

偶尔，也有佛光山的弟子跟我说：“师父，您写的字进步了！”这个话听来也觉得蛮新奇的，从来都是做师长的称赞学生弟子进步了，而我，在这短短几个月，写了这许多字，就能看得出进步吗？我真是不相信。不管怎么样，从他们口中说出这样的话来，心里还是很欢喜，也乐于接受徒弟们的赞美。因此，我也得出一些结论：假如前一个晚上睡眠质量好，身体状况不错，尤其空气新鲜、光线充足，让人心情稳定，那么，这一天就会写得得心应手。

去年，徒众将我写书所收到的版税等，在银行成立了一个“公益信托教育基金”。至今已办了两次的“power教师奖”，来鼓励优秀努力的老师们。不久前我们也刚举办过“真善美新闻贡献奖”颁奖典礼，积极响应国际佛光会推动的“三好运动”，也是鼓励优质的新闻从业人员。所谓“三好”：“说好话”就是“真”；“做好事”就是“善”；“存好心”就是“美”。希望借由真善美的三好精神，对于当今媒体报坏不报好的毛病起一些净化作用。未来，我们也将积极举办“三好校园奖”，“三好之人”、“三好家庭”选拔活动等，甚至体育、戏剧，具有特殊成就，只要是有益于推动社会“真善美”的各种活动，我都乐于结缘、给奖，以兹鼓励。

为此，就有徒弟跟我说：“师父，您写了那么多的‘一笔字’，可以义卖这些字，作为公益信托基金的经费来源啊！”我因为对自己的字没有信心，不禁怀疑说：“这个字可以卖钱吗？”他们肯定地说：“能。”但我还是觉得：“恐怕不行吧！”也有徒众说：“师父，您希望这个公益信托基金举办的相关‘三好运动’，未来要年年办下去，如果‘一笔字’义卖，能对它有所助益，也是好事一件啊。”我不忍拂逆弟子们的好意，也就“从善如流”地答应了。

这一系列的“一笔字书法展”，于二〇〇九年十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起跑，随后到了新加坡。十一月在香港，佛光山佛香讲堂满莲法师为了筹建新道场，举办了一场募款义卖会，有一位信徒特别央请住持满莲法师，为他留一幅字。他表示他这一生没有什么钱，但是书法义卖的机会难遭难遇，要把毕生的积蓄全都捐出来，除了赞助佛香讲堂建寺，也想保有我的一张“一笔字”。我听闻此事，一股暖意流过心头，世间人都有所谓“红粉赠佳人，宝剑赠烈士”，得此知己者，我也乐于再赠送他一张我的字了。

十二月十八日，在佛光山台北佛光缘美术馆，为“一笔字”在台湾的巡回展揭开序幕。我听说为了每一次的书法义卖，还特地为每一次的展出，编辑了一本书法专辑，并且设计“典藏证书”，送给拥有这张字的人以示证明。林林总总，相关的事情很多，我也看不到，但感念大众的成就之余，总是希望不要辜负所有共襄盛举的护法信徒。未来，希望这“一笔字”的缘分，可以为“公益信托教育基金”增加善款，为社会的公益服务永续经营，为所有捐献的人祈福，希望信徒把我的一瓣心香带回家，那就是我虔诚的祝祷，祝福大家年年如意吉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