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春天，我从大陆漂洋渡海到台湾，到二〇〇九年正好届满六十年。六十年一甲子的岁月，我在台湾生活、弘化，但是台湾的本地人一直称我是“外省人”，是“大陆和尚”，他们没有把我当成“台湾人”。倒是二十年前，也就是一九八九年，当我再度回到阔别整整四十年的故乡时，乡人称我为“台湾来的和尚”，他们也不认为我是“大陆人”。甚至半个多世纪以来，我走遍世界各国建寺弘法，也没有人承认我是“美国人”、“澳洲人”或“欧洲人”……所以后来我就自诩做个“地球人”，我认为：“只要地球没有舍弃我，我就做个同体共生的地球人吧！”

对于“地球人”的思想，我可以说自小有之。小时候虽然个性内向、闭塞，不敢离开家门太远，但心里对于自己因为出生在扬州，因此被局限为我是“扬州人”，就感到心不甘愿。我总觉得自己的脚步应该走出去，因为地球在我的脚下，地球上的道路是无止境的，我不走，太辜负地球的慈悲了。

后来出家，从禅门的典籍中看到“临济儿孙满天下”这句话，更加激起我无限的壮志，我立誓要圆满临济祖师的弘愿，要把佛法传遍世界各地，所以行脚地球更是分内的事了。

这份理想与愿心，照说在我到台湾两年后，正式走上弘法之路开始，应该就很有机会借助佛教的因缘，到世界各国参加会议，展开国际弘法。但命运就是不能那么顺利，因为当时主持佛教会的长老，处心积虑地不让我有机会代表佛教会参加国际会议。

在那个时候，每回我申请参加国际会议时，送审的资料总是被“中国佛教会”的主事者搁置。他们不帮我送件，我拿不到护照，自然也就出不了“国”。由于他们一再打压我，多次让其他国家的大德为我感到不平，所以一九七四年在越南召开的世界佛教社会服务大会，主办单位特别指名邀请我参加。但是当我兴高采烈地从高雄坐了一夜的火车，赶到台北参加会议时，一位长老看到我，赌气地说：“如果你去，那我就不去！”

我当下回答他：“老法师德高望重，应该前去，我不是那么重要，可以不去！”

他即刻说：“那你就退席！”

于是我再一次失去在地球上行走的自由！

虽然我很愿意为佛教会所用，很希望代表佛教会出境参加会议，宣扬佛法，但碍于相关的法令及佛教的规矩，我都不能超越，只有看着别人一批一批地周游世界，而我就只能像只井底之蛙，待在台湾一角。好像别人就如“天龙搔首摆尾乘云去”，而我却如“虾蟹还在努眼睛”，徒叹奈何！

后来我向“内政部长”邱创焕先生建议，台湾应该开放观光，给海岛的居民增加开拓视野的机会，培养面向世界的国际观。没多久，“内政部”果真颁布了这条命令，这当然不是我个人的力量让社会开放，必定还有其他许多的因缘，不过有了开放观光的政策，周游世界就不再是梦想了。

刚开始，我应海外信徒邀请，多次到印度、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弘法，但都只限于在亚洲地区行走；眼看着当时社会上的许多青年，他们在基督教的因缘下，在国际间风云际会，而我也只有慨叹：一佛的化世，他们的对象都是三千大千世界；难道现代佛教的弘化，只能在一洲一国之间来去而已吗？

直到一九七六年，我才有了远渡重洋的机会，也由于这一次的因缘，我和西方国家的接触往来便开始密切起来了。

我先是应邀在美国哈佛、耶鲁、康乃尔、史丹佛、柏克莱、夏威夷等各个大学讲演，继而认识了一些美籍教授，如夏威夷的恰博（Dr.　David　W.　Chappell,　University　of　Hawaii）、康乃尔大学的约翰·麦克雷（Dr.　John　R.　McRae,　Cornell　University）、耶鲁大学的外因斯坦（Dr.　Stanley　Weinstein,　Yale　University）等，都和我时相往来。甚至我把柏克莱大学的兰卡斯特（Dr.　Lewis　R.　Lancast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请到西来大学当校长，也因此我在美国东部、西部往来就更加频繁了。后来甚至更拓展到南美洲、澳洲、欧洲等，如巴西的圣保罗大学、澳洲的邦德大学、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大学、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等，我都曾经应邀前往讲演。

于此同时，佛光山也顺应各地信徒所请，陆续在五大洲创建了二百余所道场，于是我的弘法脚步便随着“佛教国际化”而走向全球。尤其自一九九二年“国际佛光会”在美国洛杉矶国际音乐中心成立后，更让我的弘法足迹不断踏遍世界每一个角落。

我一年又一年地远到巴黎、多伦多、洛杉矶、澳洲等地，主持国际佛光会世界会员代表大会，甚至前往莫斯科、瑞典、丹麦、冰岛，成立各地区的佛光协会。记得有一次，我在半个多月的弘法行程里，从台北出发，经过东京、莫斯科、巴黎、苏黎世、柏林、伦敦、纽约、多伦多、温哥华，然后再到美国洛杉矶。一路上从亚洲到欧洲，再到美洲，每到一地，除了关心佛光会的会务以外，还要主持佛学讲座、皈依三宝典礼，以及到各别分院察看工程、与徒众倾心座谈、到信徒家里佛光普照等。

由于经常云游世界，有时一觉醒来，一时也搞不清楚自己身在何处，甚至不禁怀疑：我究竟是哪一国的人氏？所幸我天生有一个很好的性格，就是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不管在哪个地方长住或暂居，我都有“回家”的感觉。我在台湾时，总说：我要回台北普门寺；从台北到高雄，又说：我要回佛光山。甚至说：我要回美国、我要回澳洲……我发现自己每到一地，都把当地视为是自己的家乡，我睡得安稳，吃得自在，所以我是最标准的“地球人”！

我不但到每个地方都很欢喜，真正做到“处处无家处处家”，尤其在洲际间穿梭往来，往往一下飞机就必须开始密集的弘法行程，根本不能有“时差”，也不管什么“温差”。所以后来我又发现，要当一个“地球人”，“能早能晚、能冷能热”，甚至“能饱能饿、能有能无”，都是不能不具备的基本能力。

其实，人本来就要随遇而安，要能随缘做个地球人。一个人不管走到哪里，如果都能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家，那么世界就是自己的；如果有隔阂的客居感，自然没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我觉得世界到处都很可爱，都可以为家，所以有一次高希均教授说：“当大师以愈来愈多的时间在海外传播人间佛教时，他就愈来愈是个地球人了。”

由于经常在地球上行走，接触的人多，所以结的缘广，交友也就日益广阔。例如，我与印度的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　Prime　Minister　of　India）、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Malaysian　Prime　Minister　Mahathir　Mohamad），都有过交往，我与澳大利亚悉尼市副市长曾筱龙（Henry　Tsang,　Deputy　Lord　Mayor　of　Sydney）、巴西圣保罗州联邦警察总监Dr.　Francisco，也成为朋友。甚至曾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俄国大文豪索尔仁尼琴，以及被誉为“五百年一大千”的国画大师张大千居士，都曾到佛光山参观访问。乃至圣彼得堡大学的陶奇夫（E.A.Torchinov,　St.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斯大里宁、索罗宁（Solonin）等教授，他们都是圣彼得堡佛光会的创会人，目前索罗宁正应邀在佛光大学执教。

此外，我与各国的佛教界人士，更是结下深厚情谊。例如日本著名的佛教学者冢本善隆、中村元、水野弘元、水谷幸正、镰田茂雄、平川彰等人，我和他们都是相识多年的好友；曾任日本佛教会国际部部长的岩本绍典，以及日本曹洞宗馆长丹羽廉芳，都和我成为莫逆之交；乃至韩国的真彻法师、菩成长老、月下长老等人，也都是相知相惜、交谊深厚的好朋友。

此中，月下长老是通度寺的退居老和尚。通度寺具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是韩国三大佛寺之一，因为收藏有佛陀的袈裟而享有“佛宝寺”之美名，与被誉为“僧宝寺”的松广寺及“法宝寺”的海印寺齐名。早在二十多年前，月下长老就曾多次率团到佛光山访问，后来更于一九八二年与当时只有十六年历史的佛光山结为兄弟寺。

十六年后，也就是一九九八年，具有一千二百余年历史的松广寺传统讲院，也与佛光山丛林学院缔盟为兄弟院。到了二〇〇三年，海印寺与佛光山缔结“文化交流协议”。甚至泰国的法身寺，也于一九九四年与佛光山结为兄弟寺，当天有二十多万人观礼，共同见证了这个为南北传佛教交流开启新页的历史时刻。

由于我经常与各国佛教互访往来，因此也与当地的一些信徒结下法缘，例如韩国金贞希小姐，她在我到韩国弘法时结了缘，二十多年来，每逢过年，她都特地从韩国到佛光山拜年。再如泰国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秘书长帕洛普居士，一晃数十年，我们的友谊也从来不因时空阻隔而有距离，他与夫人不但经常配合我的行程，到世界各地拜访我，有一次还特地带了六个朋友，专程搭机到香港，只停留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又飞回泰国。前不久他的儿子结婚，更是一再邀我前去为他的儿子证婚，我也不得不随顺人情，满其所愿。

除了和佛教界人士往来之外，我一生倡导“融和”，尤其积极致力于“宗教融和”，所以多年来也经常在世界各地与各宗教进行互访、交流。例如，一九九七年二月，我应邀到意大利拜访天主教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后来又再拜访本笃十六世，一方面促进宗教交流，同时共同祈求世界和平。

我也曾在巴西圣保罗的SE大教堂，与天主教枢机主教（Dom　Claudio），针对宗教在二十一世纪应该提供一些什么样的贡献，进行一场“宗教对话”。

尤其二〇〇一年，美国发生“九一一事件”之际，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及时发起一项“宗教对谈”，希望通过宗教交流，共谋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他们邀请我到该校大礼堂，与天主教瑞恩神甫（Father　Dr.　Bill　Ryan）及基督教的第芳婷教授（Dr.　Wanda　Deifelt），就着“宗教如何面对全球化”的问题，进行对谈。

对于宗教之间，我一向主张要“同中存异、异中求同”的互相尊重、互相来往。尤其现在举世都在倡导世界和平，宗教更应该身先表率，彼此要互相尊重、包容，把“有容乃大”的胸襟，从宗教之间推展开来，进而影响社会各个团体，这是宗教界的责任，也是宗教对现代社会应该提供的贡献。

甚至不只宗教与宗教之间，乃至人与人之间，唯有彼此互相来往、互相联谊、互相了解、互相帮助，世界才会和平，大家才能共存共荣，所以要建立“同体共生”的关系，要认知大家共同生存在一个地球上的事实。

地球是我们的家，在地球上的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基本上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就如我们有两只眼睛、两个耳朵、一个鼻子、一张嘴和双手、双脚，这些器官同在我的身体上。当眼睛有了毛病，我整个身体都会不舒服。因此，任何一个器官有了毛病，我的身体都会感到不舒服，这就是同体共生。

现在的世界，甲地有了战争，乙地的人一定很恐惧；哪里有了瘟疫，另外一个地方也可能被传染。尤其现在科技发达，人们搭乘飞机出国，从这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可以说“朝发夕至”；各种资讯的传播，通过互联网、电子邮件的传送，都可以无远弗届地瞬间连线、沟通，大大缩短了彼此之间的距离。

因此，现在的世界已经不再千山万水隔绝，而是一个“地球村”的时代已然来临，我们身为地球村的村民，就应该扩大自己的领域，扩大自己的世界，不要局限在一个地方，要打破地域的观念，放大自己，做一个没有国界、没有地域、没有种族之分的“地球人”，要能“胸怀法界”，建立“法界一如”的观念与思想。

所谓“法界一如”，这是佛教了不起的宇宙观，在佛教经典里说道：佛观三千大千世界，如观掌中庵摩罗果！所谓“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佛的世界。在无限的宇宙虚空之中，不是只有我们的一个世界这么小，而是有无穷、无尽、无量、无边的世界。

依据佛经的说法，我们所生存的世间叫做“阎浮提”，又称为“南瞻部洲”，与东胜神洲、北拘罗洲、西牛贺洲，合称为“四洲”，共同围绕着“须弥山”。

一个须弥山的器世界，佛教称为“小千世界”，也就是一般所称的“自然界”，是由“九山八海”，再加上“四洲”所构成。合一千个“小千世界”为一“中千世界”，合一千个“中千世界”为一“大千世界”，总合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也叫做一尊佛的世界。

一个小千世界里，根据现代科学家的研究，就等于一个太阳系，而太阳系只是银河系里的一个小星系，据说一个银河系就有两千多亿颗恒星。银河系之外还有无数个星云团，星云团里有一百万亿个银河系，由此我们就不难想象出，虚空之中到底有多少个我们所无法窥知的世界了。

过去由于科技不发达，一般人所认知的世界，往往仅限于我们所生存的地球，例如平常所谓的环游世界，不过是绕地球一周；所谓世界大战，也不过是地球上大规模的国际战争而已。然而从佛教的“宇宙观”可以知道，宇宙中充满了无量无数的银河系、太阳系、星云团、天河、星球等，而我们所处的地球，只不过是太空间的一粒微尘而已。

说到“星云团”，记得我在丛林求学时，有一阵子正在学查王云五的四角号码，有一次查到“星云团”，上面的解释是：宇宙未形成之前，无数云雾状的星体结合，又大、又古老、又无际。那时非常欣赏这种宽广、浩大、无边的境界，也自诩在黑暗中给人光明，以及飘然不受拘束。后来抗战胜利时，为了领取身份证，我就把自己的法号取为“星云”。

所以，“星云”这个法名其实是我自己取的，我出家时家师替我取名“今觉”，号“悟彻”，表示“今天觉悟”，而且要“彻底觉悟”。后来我自号“星云”，只是想自我勉励做星云团里的一颗小星星，希望能以一己的微弱光芒，和其他星光互相辉映，光照寰宇。

多年来，为了实践这一个小小的微愿，我只得每天忙着做一个地球人，忙着到世界各地弘法，期能将欢喜遍撒十方世界。为此，每当我到各国弘法时，我所关心的不只是信徒、寺院，我还关心所有移民的华人，甚至关心当地国家未来的发展。我不但勉励所有移民要“落地生根”，把自己融合到当地的国家社会里，共同开创国家的未来；尤其我希望佛光会员们，都能做个共生的地球人，也就是要摒除国家、地域、种族的观念，共同营求生命的发展。

由于我关心的层面很广，所以我的很多办法、想法，都不是只为个人的利益，而是以大众的利益为前提。记得数十年前，公路局第三工程处处长倪思曾先生，第一次到佛光山，当时朝山会馆还没有建好，山上各处也在工程中。我请处长在佛学院的斋堂用饭后，他要添油香，我连忙说不必了。他于心难安，总觉得在寺院里用斋，一定得添油香才可以。

最后，我说：“既然处长您这么诚心诚意，那就添个大油香吧！如果能够把大树乡这条泥土路铺成柏油路，对地方建设将是一大贡献，本寺当感激不尽。”

倪处长立即答说：“做得到！做得到！”接着又说，“大师！我现在才知道，您的道场原来并不只限于佛光山，宇宙寺才是您的道场，全地球的人都要为您添油香啊！”

其实说来惭愧，我当时也只是本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心、佛、众生等无差别”的思想，在“生佛平等”、“圣凡平等”、“理事平等”、“人我平等”的真理下，希望能尽一己之力来福利社会而已。

倒是后来我几度到非洲的史瓦济兰、南非等国，在广大无垠的非洲草原行车时，狮子老虎就从身边经过，那种感觉，让我深刻体会到万物同体共生的道理，于是不禁从内心油然生起一份“非得做一个地球人不可”的自我期许。

正是为了要做个拥抱众生的地球人，所以数十年来，我在世界各地建设了二百多个道场，我期勉分派在海内外各地弘法的徒众，都要立志做个“地球人”。我希望他们不光以一人一事为主，为了佛法的弘扬，要以大众的需要、以各地信众的需要为主，而且要有云水的胸怀，如此才能让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

我自己近一二十年来云游在世界各地弘法时，为了要做得更像一个拥抱世界的“地球人”，每到一地，我总是入境随俗地探问民情风俗，并且学习一些当地语言，走在路上，一声“How　are　you”总能博得对方友善的微笑；站在台上，一句“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往往也能获得听众欢喜的掌声。我把自己奉献给全世界的众生，也希望凡是与我一样有国际观的同好，都一起来拥抱地球，为世界的和平安乐携手合作。

另外，我还成立世界性的国际佛光会，这是一个超越地域、宗教、僧信的佛教组织，我们的目的不只是佛教徒帮助佛教徒、本国人帮助本国人而已，而是本着“天下一家，众生一体”的理念，所有会员们彼此不分职业、种族、宗教、国家，大家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努力推动净化人心、福利群生的工作，甚至结合各地会员的力量，做跨国的服务。

因此佛光会自从创会以来，我们除了举行各种赈灾活动之外，更经常举办国际青少年营、国际参访团、国际互助会、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佛学会考、国际文化交流，并且将《禅藏》送往世界各地，在海内外设立奖学金、助学金，等等。

总之，我们注重人我，互通有无；我们扩大心胸，包容异己；我们发展文化教育，普利天下友情；我们以地球人自居，从不局限于一方一宇，我们以“佛教的国际化”为努力目标，而不拘囿于狭隘的地域观念。

我之所以提出人间佛教的国际观，主要是感于一般人的爱，都是有缘、有相的慈悲，尤其有亲疏、爱憎、人我的分别，因此有比较、计较，继而有人我纷争。我希望以“国际宏观”来打破人我的界线，希望人人都有“同体共生”的认识，因为有同体的观念，自然就会有慈悲心；有共生的观念，自然会做个地球人。

所以，我除了在两年一次的国际佛光会世界会员代表大会中，发表“同体与共生”、“尊重与包容”、“平等与和平”、“欢喜与融和”等主题演说以外，也经常勉励佛光会员要做个共生的地球人，更希望借着佛教在世界各地的弘扬，能唤起大家共同建立“世界一家”的美好未来。

只是遗憾的是，人是有思想的动物，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思想，有的人思想里没有“天下一家”的恢弘心量，因此地球上除了有亚洲人、澳洲人、欧洲人、美洲人、非洲人之分以外，在不同洲际里，又分出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不同国度的人。甚至在同一个国家里，还要用狭隘的地域观念，分成你是北方人，我是南方人；你是外地人，我是内地人；你是外来民族，我是原住民等，于是造成民族与民族，甚至人与人之间的隔阂。

其实，哪里人只是一个代称，只是一个方位的标志，事实上大家脚下踩的都是同一个地球，头上顶的是共同的天空，我们都是地球村的居民，又何必自我设限，何必将自己局限于某一个国度里呢？就如现在欧洲有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但现在他们建立欧洲共同市场，都说“我们是欧洲人”。美国、加拿大的人，都说自己是美洲人，智利、巴西、秘鲁、巴拉圭，都说他们是南美洲人，如果再扩大一点，不就是地球人了吗？既然同为地球人，就应该“同体共生”，而不应该自我设限，不要画地为牢才对。

怎奈“同体共生”的真理，毕竟不是人人都能轻易体会，也不是人人都能实践的，所以世间上的人与人之间还是党同伐异，国与国之间仍然战争不断。尤其近代的战争，多数都是为了侵城掠地，这是由于众生有地域、种族的情结，所以世界上任何地方，凡是占有了都是他的。有一首短谣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要从此过，留下买路财。”可见过去的地球是公产，谁先占有了就是那一个人的。

说到这里，让人联想到一四九三年西班牙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甚至更早之前，中国明朝的三宝太监郑和就曾七次下西洋，当时他已经到了马六甲，如果再继续向前行，就到了今天的澳洲，那么澳洲就属于中国的领土了。只可惜中国人“内斗内行”，对内斗争很行，对外却不开拓，即使是元朝的骑兵强悍，对外拓展领土，曾经远征到达土耳其、伊朗、俄国，但因为没有人大智守成，当然就更别说是建设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若以佛教的时空观来讲，所谓“竖穷三际，横遍十方”，在竖的时间上来说，我们的真心本性超越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限制；在横的空间上来说，我们的法身慧命大而无外，小而无内，无处不遍，无所不在。

既然宇宙法界都在我们的心中，哪里还有国界之分呢？所以对于心外的空间，我们不必去执取，最要紧的是必须去体会心内的空间，开阔心内的空间；一个人如果能够把握心内的空间，就能同时获得心外的空间，因为法界之大，其实只存乎我们的一心之中。

在佛教的禅门里，禅师们“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但是他“富有恒沙界”；反之，外在的虚空世界，吾人穷其一生，所能到达的，也只不过如微尘一般而已。

就以我来讲，出家七十余年来，为了弘法，我曾游历过世界五大洲的名胜奇景，包括世界七大奇观，都曾一一亲临观赏过，尤其中国的锦绣河山，诸如长江三峡、万里长城、九寨沟、张家界、敦煌石窟、大足石刻、杭州西湖、桂林山水等，都曾亲炙过它们的风采。甚至缅甸辉煌的金字塔、柬埔寨著名的吴哥窟，以及印度的阿姜塔、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蒲甘的塔寺、泰国的玉佛寺等，也都在我生命里留下了重要的地位。

尤其我还曾经到过意大利的庞贝古城，去参观他们的地下大坟冢，也曾在威尼斯独自驾着一叶扁舟在河中**漾。最刺激的是，在亚马孙河和当地的土人生活在一起，甚至在倥偬的弘法行程中，我浏览过莫斯科的红场风光，走访过得克萨斯州的美国太空总署，参观过加利福尼亚州的环球影城，等等。但是有一天，我无意间翻阅一本地理杂志，当下只觉得惭愧，因为里面所报道的很多地方，别说没到过，有的甚至听都没听过，可见在地球之上，我们只是坐井观天之蛙。

我们居住在地球村的多数人，不但对浩瀚无垠的宇宙虚空所知有限，对于自己所生存的地球，也是认识不多。例如，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有一天走在海边，无意间发现，海上的船最初露出水平线的是船尾的梢，然后出现帆，最后才看到整个船身，由此他推测出地球的表面一定是圆的。

然而到了十七世纪，意大利的天文学家伽利略进一步发现，地球不但是“圆”的，而且还是“动”的。但是此说立刻遭到天主教部分人士的打压，因为这与之前教会认定“地球是静止不动”的说法相左，因此下令禁止宣传、发表这个学说。但伽利略坚持自己所发现的真相，因而被判处终身监禁，直到一九八四年教会才公开承认，当年迫害伽利略的行为是错误的，使得伽利略长达三百年的冤屈终于获得洗雪。

其实不但地球是圆的，从佛法的观点来看，这个世间的一切都是圆的。人的身体有生老病死，心念有生住异灭，气候有春夏秋冬，地球有成住坏空，时间有过去、现在、未来，都是循环不停的。有时在地球上行走，“一江春水向东流”，流到哪里去了，还是会再回来。

在这个地球之上，候鸟有时候避寒，有时候避暑，都为自己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地。人也一样，像禅门的生活，“热到热的地方去，冷到冷的地方去”，尤其现代交通便捷，人也可以像候鸟似的到处翱翔，而不必拘泥于一区一地。一个人只要能将眼界放大，世界就非只有一国一地；只要能将心量放大，自然可以包容整个世界。就像春秋时代，中国的孔子就曾说自己：“丘也，东南西北人。”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也说：“我不是雅典人，也不是希腊人，而是世界上的一个公民。”他们的思想，都和我经常鼓励大家要做个“地球人”的观念，不谋而合。

我觉得在这个地球上，虽然有各种国家、民族、地域的不同，但是却共同仰赖地球而生存；众生虽然有男女、老少、强弱、智愚的分别，但是却同为众缘和合的生命体。因此，唯有全人类携手推广“同体与共生”的理念，把慈悲、平等、融和、包容实践在日常生活中，才能彻底地解决世界问题，也才能建设一个安和乐利的社会。

所以我一直倡导大家要做共生的地球人，要过同体共生的生活。我们不与世界对立、不与国家对立、不与宗教对立、不与文化对立；我们不分国家大小、不管种族肤色，在“佛性平等”的前提下，彼此不分大小、上下、强弱，大家共同来创造人间的和平，让社会在融和中更加美好。

长久以来，我的“地球人”思想得到很多人的共鸣，例如法国佛光会第三分会会长江基民先生，他原本是高棉华侨，在高棉沦陷后，由柬埔寨逃到法国巴黎，但是中国不肯承认他是中国人，回到高棉，高棉也不承认他是高棉人，到了法国，法国也不承认他是法国人。他曾经为此感到痛苦、彷徨，后来听了我勉励佛光会员要做个“共生的地球人”，他豁然开朗，发愿从此要做个心胸开阔、慈悲喜舍的地球人。

此外，国际佛光会自从创会以来，能在各国成立一百多个协会及无数的分会，也是因为大家有共识、有共鸣，才能获得这样的回响。未来我希望举世人人都能打破国家、民族的界限，不要有种族的歧视，不要有民族的对立，自能消弭很多无谓的纷争。

说到种族问题，我自己一生，可以说青、壮年时期都是行走在他乡异国，经常会遇到其他很多的种族。我在美国，看见那些黑人，并不觉得他们难看，反而觉得他们黑得发亮的皮肤，非常健康俊美，尤其黑人的小孩都十分活泼可爱。甚至有一次，我在美国华盛顿，遇到一位女性黑人，皮肤很黑，但黑得很美。由于她是女性，也不好意思多看她，但从此在我心中就埋下一个深刻的印象，觉得黑是最美的颜色！

我在一九九二年到非洲建寺弘法，两年后，有十个非洲青年要求剃度出家，我很高兴亲自到南非为他们主持剃度，那是非洲史上第一批黑人的僧侣。当时我告诉他们：黑、白只是人的皮肤颜色不同，但每个人的心，都是一样的颜色，就等于佛性都是平等的；世界上的人，尽管因肤色而产生很多不同的民族，但是良心本性都有佛祖的性格，都有佛祖的家风，所以你们要肯定自我。

由于我一向以“地球人”自居，一直都很喜欢少数民族。我在美国时就很想去看看印地安人，甚至也想和他们同住一个时期。后来听说印地安人都在美国政府安置下，居住在一个特定的地方，由政府供给他们的生活。不过在大都会很多的人种里，偶尔看到那么一个印地安人，也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心中觉得无比欢喜。

我在台湾，经常特地到屏东、花莲、台东等可以接近原住民同胞的地方行走，感觉那些原住民都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我曾经为屏东的原住民兴建图书馆，也经常应邀参加台东阿美族的各种节庆集会。我还曾在八仙山、阿里山等地的原住民家中住宿过。他们都很好客，尤其早期管理日月潭的一位毛先生，人称“毛王爷”，跟我亲如手足，每次去他都很盛情地招待我吃饭。他家中的小女儿“三公主”，长得天真可爱，很讨人喜爱，可惜当时的一些合照后来都流失了，只有在记忆里留存一些美好的回忆。

我也曾经历过“有国难回，有家难投”的苦楚。后来由于思念祖国的情怀难以排遣，就到缅甸、泰国靠近云南的地方，那里有些边疆的少数民族，他们到泰缅做一些小生意，我很想跟他们买一些东西结个善缘，但他们的小纪念品实在很粗糙，买了也没有保存价值，所以就每个摊位给他们一百元，总共给了三十多份，才觉得聊堪告慰。

有一次我到大陆，特地打电话给云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刀述仁，因为他是傣族人，我请他安排我们到云南、广西一带，承蒙他一口应允。他不但亲自到昆明来接我们，并且得到云南省省委书记白恩培先生给我们开车接待，所以到了当地，不管搭机、乘车、参观，都获得特别的优待。

之后，我们到了“西双版纳自治州”，也就是刀会长的故乡。那里居住的全是少数民族，他们以信仰南传佛教为主，民风淳朴，但很开放爽朗，年轻的小姐穿起他们极具民族特色的服装，轻歌曼舞，充满青春气息，更显活泼大方。据说他们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几十块人民币，但是他们与大自然为伍，乐天知命，精神上的富有无人能比。那几天，承西双版纳自治州州长刀林荫女士招待我们前往葫芦岛，参观了占地百公顷以上的“国家热带植物园”，园内奇花异草，有的石头包树，有的树包石头，令人叹为观止。

此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我们一行乘坐飞机经过云南丽江上空时，在飞机上远远看到一座山，名叫“玉龙雪山”。本来飞机的航道只会从旁边经过而已，但这时负责驾驶的年轻机师说：“我带您去看看玉龙雪山”。我正感讶异之际，飞机真的已经飞向山顶，并且近距离绕了一圈，让我们欣赏了这座名副其实的“玉龙雪山”，真是世间难得一见的美景，全机上的人都忍不住鼓掌欢呼。

这位年轻的机师也很得意，他问我：“您看这座山美丽吗？”我说：“太美了！”不过我也很好奇，就问他：“这是你们原来飞行的航线吗？”他说：“不是！”我说：“那么为何能偏离航道呢？”他说：“我在香港皈依过师父您，难得今天您来此一游，我在职权许可的范围内，方便带您一见这难得的美景，这是可以的！”

那一次的云、桂之行，真是大开眼界，不但看了云南的“玉龙雪山”，还到桂林阳朔观赏了张艺谋导演制作的《印象·刘三姐》。他们以天然的漓江山水为背景和舞台，展现了世界最大的山水实景舞台，而且演员有数千人之多，都是当地的原住民，也是中国的少数民族。

记得当天晚上节目一开始，所有的演员，有的从水上蜂拥而出，有的分散在山谷和林树间，大家同声呐喊、呼唤，一时声震山野，不但让人见识到大西南的山水美景，也感受到那些少数民族雄壮豪迈的气势，令人久久难忘。

走笔至此，回顾我自己这一生，在地球上走过千山万水，我深深感受到，一个人只要有一颗泛爱大众的慈悲心，只要能以开阔的心胸包容各种不同的人、事、物，那么不管走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能看到最美好的一面，都能领悟到世界真正的美妙与可爱之处。如果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体认，自然都能做个“共生的地球人”；只要世界上的每个人，都能做一个共生的地球人，自然能消弭各种的斗争。所以，为了让我们的世界更祥和，为了让我们的未来更美好，唯愿大家都能以地球为家，都能发愿做个同体共生的“地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