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称人为“有情众生”，情爱是生命的根源，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依“十二因缘”的说法，人因为有情爱，所以轮回生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爱的升华是慈悲”，慈悲是诸善之王，是佛道的根本，所以佛教并不排斥感情，而是主张要用理智来净化感情，用慈悲来升华感情，用礼法来规范感情，用道德来引导感情。
佛教鼓励夫妻之间要相亲相爱，亲子之间要互敬互谅，朋友之间要互助、扶持、惜缘，进而做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亦即将一己的私爱，升华为对一切众生的慈悲。因此，佛教的僧侣即使“割爱辞亲，舍俗入道”，但并非无情；出家虽然舍弃世俗情爱，但因信仰、理念上的共通，让彼此在法上互相提携，这份“道情法爱”比起一般世俗的情义，实乃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佛门里，寻常的日子同道之间并不时兴口头上的嘘寒问暖；即便是和信徒来往，也只是代表常住出面接引信徒，照顾信徒，彼此纯是“道情法爱”，而不建立私人之间的往来关系。这种净化的感情看似无情，其实更为隽永。
对佛教的待人接物，云门禅师曾有极为恰当的两句偈：“莫嫌佛门茶饭淡，僧情不比俗情浓。”这是说不要嫌弃佛门中没有人情味，僧情虽然没有俗情浓厚，但是佛门重视的是“道情法爱”，如果你懂得在法上论交，在道上往来，就会发现其实是“俗情不比僧情浓”。对于这句话，在我初出家不久，便深有体会。
记得七十年前，我在栖霞佛学院就读时，有一位甚受学生爱戴的老师合尘法师，虽然年轻，但因他对学生极为慈悲、爱护，全班学生都很尊敬他，我和他之间更有过一段深厚的因缘。原因是在我刚出家的最初几年，母亲几乎每年都到寺院来看我，我一见到母亲，内心就感到不安，于是怨怪母亲：“您又来做什么？”
我把这种心情抒发在日记上，合尘法师看了以后，写了一封信给我，他怪我这么想是错误的，他说：“你的家人来此探访，就是常住的客人，你不需要介意。”
这一番话让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老师，因此非常感念他的爱护。直到一九四九年我决定到台湾之际，也是他主动跟家师要了二十个“袁大头”给我，并且和家师陪着我，三个人共进了一顿晚餐。这在我的参学生涯中，自认为是最为荣幸的事。
只是到了台湾之后，一道海峡隔绝了两岸，彼此就好比“天人永隔”，音讯全无。后来听说他在“**”期间曾被批斗，饥饿时只靠捕捉青蛙、蛇之类充饥，想当然尔必定受了许多苦难。这时正值我在美国创建西来寺，落成之后特地为他办签证，邀请他和雪烦、明旸、惠庄、真禅、圆湛法师等过去跟我有间接师生之缘的长老，一起到美、加观光，以感念他当初厚待我的情谊。
合尘法师老来安住在上海龙华寺，那段期间往返大陆不便，我只能按月寄一些医疗费及零用金给他，聊表心意，也回报当初的恩惠。尤其有一次得知他重病，我特地托人把别人送我的一株长白山野参转送给他。事后他请人带信给我，说这一株野参的赠与，让他又多活了几年。遗憾的是他没有等到两岸互通就往生了，所以我们自从那次美国一别之后，就没有再见过面了。
相较之下，同样在大陆一别六十几年的学长智勇法师，我与他在二〇〇八年九月，还能有缘得以再见，就让人感到无比的欣慰。
智勇法师是比我大两岁的学长，但他的学问、能力，尤其口才、梵呗唱诵、佛学造诣等，都远远超乎我多倍以上。他长于文笔，每个月所写的文章总不下数万字；他的一手草书，龙飞凤舞，有胜于书法专家。他不但文才超群，而且身怀绝技，虽没有飞檐走壁的武功，但与他较量臂力，十人八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在我年轻刚进佛门时，简直视他为天人，对他非常崇拜，不但以他马首是瞻，并且待他确如师长一般地做到“推衣解食”的地步。他为人非常严明、理智，有正义感，有承担力，对我们一些小学弟严格要求，甚至不假辞色，但都无减于我们对他的崇拜。
我们先后进栖霞佛学院就读，后来他先升学到焦山佛学院，偶尔跟我通信，寄来的都不是薄薄的一封信，而是厚厚的整本笔记本，总是洋洋洒洒数万字，淋漓畅快地大谈他的理想与见解。
到了一九四三年我正式接到焦山佛学院录取通知时，他却遭到院方勒令退学。原因是他不满当时的副院长，每天日记里写的都是“副院长哲学”。有一天日记被副院长看到了，在当时那个时代，当然容不得一个学生对师长冒犯，因此就将他开除了。
当时焦山佛学院是一所青年学子梦寐以求的学府，人人都想挤进去就读，但是智勇法师却“求仁得仁”。其实在他的学习生涯中，被开除几乎是家常便饭，这已不是第一次了。
后来我到宜兴白塔小学当校长，他从上海应邀而来，协助我教授小学。这份工作对他而言，自然是“大材小用”，不过我们并不以职位论高低，只想一起为佛教的理想奋斗，所以就合编《怒涛》月刊，但其实大部分的文章都是由他执笔，我只是附和而已。
一年后，由于国共战争的烟火蔓延到当地，我们生活其间感到难以平安。所幸我们编的《怒涛》月刊，发行之后拥有一些读者，其中南京华藏寺的住持荫云和尚，看了杂志后很是欣赏，因此把寺院交给我们管理，由智勇法师担任住持，我在他手下担任监院。不过因为我长得比他高大，经常出面接待十方，外人往往误认为我是住持。智勇法师对此一点也不计较，反而对我说：“干脆你来当住持好了！”
我们进住华藏寺之后，便着手于佛教改革复兴运动，和一些从事经忏的旧僧展开一场奋斗。原本以为可以轻易整顿成功，但事实积弊已深，旧僧的势力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瓦解的，加上时局愈来愈紧张，到处战云密布，智勇法师于是起意要组织“僧侣救护队”来救济伤亡的军民。原先预计招募六百人，但经过四处奔走，结果也只找来三百人左右。
后来不知怎么的，他打了退堂鼓，想要放弃。这时我说：“怎么可以，你已经筹备那么久了，怎么能放弃？如果你不做，就由我来做！”
当时我已担任华藏寺住持，因此作了这样的决定后，第一件事就是找了现华法师来当住持，接着联络孙立人将军。当时孙将军远在台湾的凤山，担任第四军官训练班的班主任，他很快回复说，如果我们能到台湾，他会全力支持。
就这样，我带领僧侣救护队到台湾，智勇法师则留在大陆，没想到这一别，彼此断绝音讯往来达四十余年，直到两岸可以互往，我才开始打听他的住处。但由于出家人没有家庭，离开寺院就不知下落，因此经过一段时间的辗转追查后，才得知他曾入伍从军，参加“抗美援朝”的行列，受了很多委屈，所幸人还健在，而且已在郑州第九中学教书，正要转到大学任教，于是我就约他到香港见面。
想到暌违数十年，本以为现在的智勇法师应该又长进了许多，事实却是“雪泥鸿爪”，他对往事都已不复记忆。我们谈到童年，说起当初的老师，他都没有印象，不过对我这个人和他的友谊，多少还有一些回忆。想到苦难的时代，尘世岁月洗尽了人间的思想、智慧，也不禁让人感叹、痛惜。
后来我经常周济他，资助他的生活，这么做并不是施恩，只是想到“管鲍之交”的情谊，当得知他的生活穷困时，只想略尽绵薄之力，给予一些赞助而已。但毕竟他是个有着崇高人格的人，尽管我对他表达一些意思，他不会面露欣喜之色，也并不太表示有什么需要。
二〇〇八年九月，河南平顶山中原大佛落成开光，我应邀前往参加，在郑州通过宗教局安排，和他得以再度相见。只是当时人多，时间也很匆促，我们匆匆一会，一起吃了一顿晚餐之后，就又相互道别了。想到他当初从江苏如皋，离乡背井远赴中原郑州，当中的遭遇一定比我到台湾更辛酸。再一想到我们从年轻时就相知相惜，患难与共，到最后一刻都没有相互舍弃，世间还有什么比大乱世里的友谊更珍贵的呢？
在我的同学当中，煮云法师与智勇法师同乡，他们同为江苏如皋人。有人说“江苏泰州出和尚”，泰州的和尚多，而且很团结，对如皋的和尚偶尔也能接纳，但扬州和尚则经常被他们排挤。我是扬州人，可是智勇与煮云法师都待我很好，我们三人就如结拜兄弟一般。
煮云法师大我八岁，是个说故事的高手，经常讲说七字段、十字段的小书，而且成篇的语句都能背诵流利。由于他的身材魁伟，我们都喊他“大个子”。但不知什么原因，在同学当中他并不太受大家的尊重，学院师生似乎都很鄙视他，我想大概是由于贫穷的缘故吧！不过虽然我也一样贫穷，却并没有感觉人家对我有所轻视，这应该与我对物质的需求不多、对物欲淡泊的生活态度有关。
记得有一次，家师送我一个热水瓶，我接到后一点也不觉得特别欢喜，反而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师父要给我热水瓶呢？我又没有热水可装，要一个瓶子做什么呢？平时即使想喝水，也是走到哪里有水就喝一点，并不会刻意拿着瓶子装水来喝。所以师父送我热水瓶时，让我感到受宠若惊，难以想象，心里一直不敢接受，觉得此瓶虽然难得，总是累赘，要它何用？
可是煮云法师就不这么想，他见了热水瓶羡慕不已，甚至看我不用就拿了去，每天带着瓶子故意在人前走来走去，到处找热水，借机向同学炫耀，有时即使在学院里，也要拿出来使用。
有一天，热水瓶被热水炸破了，他一看，这下还得了，如果要买一个赔我，他是怎么也没有能力的。我看出他惊慌失措的样子，就说：“坏了就算了，有什么关系？”一句话总算解除了他的窘态。
煮云法师曾在普陀山闭关，当时我和智勇法师在南京华藏寺发起新佛教运动，他特地从普陀山到南京来襄助，其他还有能培、松风、松泉法师等一些年轻人，也聚集在一起参加我们的新佛教运动。当煮云法师到南京时，正是我们受到挫折之际，每天只有稀饭糊口。吃了一个多月的稀饭后，他大概见我们实在没有条件，就又回普陀山去了。
后来我到台湾，来年（一九五〇年）他也从普陀山到了台湾，最初担任军中布教师。刚开始大家听他讲讲佛法也蛮好的，久了之后就觉得没趣。他自己也觉得一个僧侣在军中终非长久之计，因此就离营不再归队，军中也没有予以追究，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之后他来找过我，然后就到后里怀德堂挂单，并且收徒纳众，慢慢和佛教界有了因缘，就到各地去传教。
几年后他在凤山落脚，每次上佛光山，我都把自己的床铺让给他。由于他平时做人一向有“上中前”的性格，一些同门如悟一、妙然、心悟法师等人，就发起组织一个“煮云法师训练班”，要我当班主任，负责纠正他的习惯。
虽然在生活习惯上煮云法师有些不拘小节，不过他很喜欢讲故事，满肚子的典故逸谈；由于我爱听，他也更喜欢讲。有一次我们到南投鱼池乡布教，晚上住宿在靠近山边的一户农家。乡下地方没有卫生设备，房间里摆了一个尿桶，臭气四溢，熏得我们难以入睡，我就叫煮云法师讲个故事给我听。
他讲了玉琳国师的故事，当时我对他说：“我会把国师的高行发表于杂志，让大家共享，一定不辜负你讲故事的辛劳。”不久之后，我根据煮云法师提供的四分之一以上的资料，把玉琳国师的事迹编写成书，陆续发表于《人生》杂志。在小说出版后，一再被改编成广播剧、舞台剧、电影、电视剧等。像上海沪剧团改编成舞台剧在台北红楼演出；金国集团、台湾电视公司也都曾将其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尤其八十年代，由“中国电视公司”勾峰先生拍成三十集的连续剧《再世情缘》，在华人的世界里广受欢迎。
我在编辑《人生》杂志时，煮云法师把布教的点滴写了一篇《叫化子传圣旨》，相当幽默风趣。我觉得他有写作的天赋，于是鼓励他继续写作，后来出版了《普陀山传奇因缘录》《佛门异记》《煮云法师讲演集》等。一九五三年，他创建凤山佛教莲社，经过十余年，又在台中创建清凉山。在他圆寂时，适逢我在美国西来寺闭关，无法返台祭奠。想到我们整整四十五年的同参道友，遽尔西归，只能写一副挽联，遥寄对他往生的追思，联语说：
你我同戒同参同学同事同弘佛法人称同兄弟；
相互忍苦忍贫忍谤忍难忍气吞声谁知忍会离！
早期佛教界里少有写作人才，我除了助成煮云法师写文章之外，寿山佛学院的学生心悟、心忍法师，也在我的鼓励下，相继出了很多佛学著作；甚至鼓励圣严、真华法师在《觉世》上发表文章，并交给三重文化服务处，由慈庄法师替他们出版《戒律学纲要》《佛教制度与生活》《佛教实用法》《参学琐谈》等，煮云、真华和圣严法师都成为佛教畅销书的作者。
对于发掘人才，我自觉有一些识人之明，例如，我初到宜兰弘法时，有好多通信兵学校的官员学生来参加讲座、共修，记得当中有裘德鉴、郭言、马腾、邢养然等人，他们都是上校、中校阶衔，后来连少将级的校长任之江也来参加。此外还有三位年轻的上尉：杨锡铭、周广猷、朱桥，被称为通信兵学校的“三剑客”，也都前来听讲。
杨锡铭写得一手好字，宜兰的第一本《佛教圣歌集》，就是用他的手稿影印的；周广猷擅长绘画，慈爱幼儿园的壁画、海报等，都是由他设计、手绘的；朱桥的专长则是编写，所以我任用他为《莲友通讯》的编辑。
他们与我相处，就如一家人，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在道场出入多次，举凡扫地、倒茶、添饭，来了就主动帮忙。虽然我们年龄相仿，都是二十多岁，承他们尊称我为“师父”，我觉得他们个个才华横溢，而自己一无所长，只有用真诚、慈悲影响他们。
后来我在台北普门精舍居住了一段时间，他们一样经常来来去去，不管吃饭、睡觉都不必我招呼，一切自行处理。我在三重成立“文化服务处”，他们也是前往帮忙当义工，不管校对、包装、寄书，都和心平法师打成一片。尤其我到各个乡镇去弘法布教，他们军装一脱，换上便服，立刻帮我张罗、布置。回忆起那个时候的情景，我有百余位的青年协助，就好像有一团另类的青年军一样。
此中尤以朱桥和我来往最为密切，因为他的特长是编写，而我初期能为佛教奉献的工作，也是编写而已。我最早发现他有编辑才华，就向当时宜兰“救国团”团长杨尊严推荐，请他到宜兰编《宜兰青年》杂志。当时“救国团”因为经济拮据只能印些简单的小册子，然而，虽然只是一份简单的宣传小册，经过朱桥一编，就变得美不胜收。
一九五七年我邀他帮忙编辑《今日佛教》月刊，当时的佛教杂志有《台湾佛教》《菩提树》《觉生》等，版面编排都很古板，一般读者接到后，看不看都不觉得重要；而《今日佛教》不但穿插图片，跨页的标题醒目耀眼，尤其艺文性的内容可读性高，一时在杂志界脱颖而出，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惊喜。
当时“救国团”台北总部看到《今日佛教》版面设计新颖，就邀约朱桥去主编一份大型杂志《幼狮文艺》。朱桥获邀后商之于我，我当然替他高兴有这么一个一展才华的好机会，就叫他即刻答应。
果然朱桥没有辜负我的期望，他编《幼狮文艺》大约在五十年前，那个时候可以说石破天惊地为杂志编辑树立了焕然一新的另一种风格。与李敖主编的《文星》及雷震主持的《自由中国》，同样惹人注目，成为台北书报摊上最醒目的钻石。
这样一份多达两百页的文艺杂志，从标题、插画、审稿，都由他一手操办，忙得他废寝忘食。有时候他也把工作带到普门精舍来编辑，并使我结交了好多文艺界的朋友，如郭嗣汾、公孙嬿、痖弦、林海音、何凡等，后来我们都成为好朋友。甚至郭嗣汾、公孙嬿等人都在《今日佛教》投稿，尤其郭嗣汾的长篇小说《菩提树下的儿女》，更是引起佛教界的重视。因为过去佛教都没有文艺作品，他们的参与，为佛教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这份功劳都应归于朱桥。
后来我到高雄筹办寿山佛学院，开创佛光山，经常南北两地往返，朱桥就留在台北编《幼狮文艺》。没多久听说他谈恋爱了，对象是一位大报社社长的女儿。我想也好，一个年过三十岁的男子，才华、事业都已开展，正常的男婚女嫁，我们也很为他祝福。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又听说他失恋了。我到台北约见他，看他一副憔悴的模样，一直很心酸。我建议他辞去台北职务，跟随我到高雄。起初他说恐怕不容易辞职，后来又说他会考虑。由于我在台北没有住处，匆匆见面后就回到南部，不久便听说他厌世轻生了。我乍闻信息，也不免一阵悲伤，想到一朵文艺编辑界的奇葩就这么凋谢了，真是为社会的损失而感到惋惜。
时间过去了五十多年，一些文艺界的老兵偶尔见面，大家对朱桥的怀念都和我一样，可见他的人缘之好。后来我常想，假如当时我不到南部，他可能不会走上人生的绝路；又或者如果我能加把劲鼓励他，邀他和我一起到茫茫不知前途的南部来拓荒，相信情况又是另当别论了。
由这件事不禁让人想到，常人交往总希望能获得对方的感情，当无法得到同样分量的回报时，用情越深，烦恼就越多。佛教里一切都是淡淡的，看起来好像是无情，但其实平平淡淡最是真，平平常常最永恒。尤其佛门里，同参道友、善知识之间，往往在人生紧要关头时刻，总能适时伸出援手，所以《圆觉经》告诉我们要“慎择师友”。人生路上有好的善知识作为生命的导航，当迷惘时，就如老师般指引归趣；当沮丧时，即如朋友能倾听心声，有法喜一同分享，有危难互相提携，这种修道路上的“道情法爱”，才是世间最为可珍可贵的情感！
朱桥编《幼狮文艺》的往事，也让我想起四十年前与张培耕先生的一段因缘。那时佛光山刚创建不久，我想接引大专青年学佛，但是当时青年这个区块没人敢碰，社会上没有人敢办青年活动。我通过张培耕而获得“救国团执行长”宋时选先生的支持，第一届“大专佛学夏令营”得以顺利举办，之后更延续多年，从中会聚了不少青年的力量、青年的热忱，也培育出不少人才。
张培耕虽然只有专科学历，但他靠着实力受到蒋经国赏识，是蒋经国的亲信干部之一，从宜兰“救国团”而到担任高雄市“团部”的负责人。记得当时我跟他说，想请“救国团”协办“大专佛学夏令营”。这时他也有意让“救国团”深入宗教、文化领域及民间社会里，所以很支持我。
我获得“救国团”的协助，但也没有过多要求，只是请他们提供几支旗子悬挂。记得开营时，当“救国团”的团旗与佛教教旗在山门一起飘扬的时候，正如“姜太公在此”，所有治安单位、警察宪兵、安全人员都不敢来干扰。我觉得这一刻不但是佛教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我自己弘法路上的一个重要起步，因为由此让我得以走入青年这一环。
接着一九七一年再办“大专佛学夏令营时”，一下子拥进了数千人报名，一时在物质上负担不了，不得已只好再求助于“救国团”。我记得他们帮我向军方借毛毯一千条。当军毯运上佛光山时，我感觉像是做梦一般：这是真的吗？而夏令营的课程需要外出旅行参观，他们又提供了三十辆军车。当军车从佛光山出发走在省道上时，我也不敢置信，一直怀疑自己：真有这样的力量吗？
由于合办活动的因缘，我曾应张培耕之邀，到他高雄的办公室参观。当时他高坐中间，我坐在一旁，看他显得很得意的样子；只是喜欢登山的他，五十岁时攀爬玉山，因胃出血被山胞背着下山，忽然让他看破人间，主动上佛光山求受皈依。那时我也欣赏他的才华，破例单独为他一个人举行皈依典礼。之后二十余年，他都非常诚意地担任护法。我们陆续合办很多青年活动，他还帮我编辑《普门》杂志，担任普门中学校长，甚至“国际佛光会”创会时，他也曾任“中华总会”的秘书长。
另外，一九八六年成立“中华汉藏文化协会”后，我担任六年的理事长，张培耕担任秘书长，他精明能干，负责认真，对本会贡献很大。
我们前后合作二十多年，如他所说，彼此“相知、相识、相处，先是朋友，再是道友，最后成为师徒”。他曾发表一篇《以二十年时间“读”一个人的感想》，表达他多年来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听我讲演的感想。他说：“三十年的中国佛教界，能在弘法讲演中，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以具体的实例和生动的言辞，阐扬佛法的真理，震撼听众的心灵，使其感动、鼓掌，甚至流泪，然后毅然决然皈依三宝，以佛法的慧灯照亮人生，使身心有所寄托，让生活过得更平静、快乐，工作得更起劲、安定的，大概只有我的师父星云上人。”
他甚至说我是“中国佛教界第一位足以与其他宗教分庭抗礼，而为中国文化和中国佛教争一口气的人”。承他谬赞，并尊我为师，我愧不敢当。不过他说我在弘法讲演时，尽管再怎么广征博引，始终都能把握主题——从佛法出发！这确实是我一生努力的目标。
在他往生时，我亲自到高雄为他主持告别式，以回报他相知相交的这一段隆情厚谊。
所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我常说自己没有什么长处，但自觉有“识人之明”；能认识很多的“千里马”，实乃人生一乐也，因此我也乐于当个“伯乐”。
想起也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有一位“三湘才子”张剑芬居士，曾荣获高考榜首，十九岁就当上“县长”。来台后担任台湾银行襄理，我看出这不是一个重要的主管职务，实在不忍心埋没他的才华，因此请他为我主编的《今日佛教》撰写成语故事。
后来我们经常见面，他又为我所请，写了许多值得歌颂的楹联，例如佛光山大雄宝殿以“三宝佛”为主题的对联：
兜率娑婆，去来不动金刚座；
琉璃安养，左右同尊大法王。
对仗工整，很符合主题，很有意义。后来我建万寿堂，他又作联一副：
永念亲恩，今日有缘今日度；
本无地狱，此心能造此心消。
短短的二十二个字，把佛法表达得淋漓尽致，毫不拖泥带水，我觉得他真是个奇才。他也曾经用我的名字作了一副对联：“星光影里那伽定，云水光中自在天”，现在还刻在美国西来寺禅堂的楹柱上。
佛光山开山十周年时，他又替我写了《佛光山开山记》。坦白说，当时佛光山仍属草创阶段，百端待举，实在并无繁盛可陈，但是经过他的生花妙笔，还是把开山的艰辛历程描写得十分深刻。后来我建大佛时，特别造了一座大佛碑亭，将全文镌刻其中。
可惜不久之后，他因病需要洗肾，尽管此时我正逢开山，经济拮据，仍然助他五万元医疗费，同时赶工兴建佛光精舍，希望早日完成，以便送给他和赵茂林、冯永祯每人一间，以感谢他们对佛教的护持。
我从早年在佛教界里，经常看到有些人对发心的信徒说：“您这么发心护持佛教，将来必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认为不应该把责任推给阿弥陀佛，不要让阿弥陀佛来代替我们报恩；况且功德回报也不一定等到来生，今生当下就可以得到报答。因此，长期以来只要对佛教有功的人，不一定是对我个人有恩惠，我都欢喜为佛教报恩。
张剑芬居士往生后，由于他在台湾孑然一身，无亲无故，我便主动承担起他的后事，将灵骨安奉在佛光山。后来像赵茂林居士、孙张清扬女士，也是安奉在佛光山万寿园。我总想，如果自己有能力，能够代替佛教回报一些护法信徒的护持之恩，于愿足矣。
做人要“知恩报恩”，我对人不但“滴水之恩，涌泉以报”，尤其知道人要相惜因缘。因为世间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人家给我们因缘，我也要给别人因缘；由于我乐于成就别人，肯得提拔人才，因此大家相处日久，建立了友谊，就看得出彼此的“道情法爱”。
多年前，我在美国认识了中国旅美画家李自健先生，他是湖南人，擅长人物画，一九八八年到了美国，因迫于生活压力，无法进行艺术创作。当我第一次看过他的作品之后，觉得他是个“人道主义”的画家，他的画很能反映现实人生，而且充满人**与关怀的精神。他笔下的人物，如老人脸上掩饰不了岁月的痕迹，孕妇祥和的神情散发着对生命的热爱，小女孩背着幼弟送饭到田里……那些情景都似曾相识，张张都很吸引我。
当时我看出他有艺术才华，主动提供蒙地拉精舍作为他埋首创作的寓所，并请他画一百幅以“爱心”为主题的“人间系列”画作。多年后，他的“人性与爱环球巡回油画展”，先后在美国洛杉矶、德国柏林、法国巴黎、英国伦敦、马来西亚吉隆坡、新加坡世界贸易中心、澳洲悉尼市政厅、南非开普敦、巴西圣保罗、加拿大温哥华、美国纽约联合国大楼等世界五大洲六十几个国家的美术馆、博物馆展出，总计超过一千万人看过他的展览，从此一举成名。
尤其李自健是大陆画家在台北美术馆展出的第一人，事后每当有人赞叹他有好因缘时，他总是欣慰地说：“因为我的师父是星云大师，有师父的加持，当然就不一样了！”
后来他定居美国，自己建了一栋像博物馆一样豪华的住宅。一直到现在，他往往逢人就说：“因为有大师一直在各方面协助，我才有今日的成就，我这一辈子是永远跟定大师了。身为弟子，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画画好，要求自己能有更具创意更高水准的作品，以报答大师的恩惠。”
其实，对于人才，尤其是有才华、有抱负的人，只要我知道，都会很珍惜地去栽培他。而平时随缘成就的就更多了，例如同为画家的高尔泰、史国良（慧禅）、贺大田、何山、田雨霖等，都有过因缘。李自健只是其中一个，只因他口中常常提到我，所以才有人知道。
李自健不但是个懂得感恩的人，而且重义轻利，对朋友很慷慨。他在大陆一直很努力为我请命，希望江泽民总书记能跟我见面，请我到大陆弘法。他的用心良苦在当时虽然没有发挥影响力，不过后来我确实在上海与江泽民先生见过面，甚至二〇〇二年元月，更与江总书记达成佛指舍利来台协议，以“星云签头，联合迎请，共同供奉，绝对安全”为原则，由我组成“台湾佛教界恭迎佛指舍利委员会”，到西安法门寺迎请佛指舍利莅台供奉三十七天，写下了两岸宗教交流的新页，也让两岸和平交流跨入新的里程碑。
我因为和李自健的关系而与艺术结缘，并分别在佛光山海内外道场设有多所美术馆。其实早在四十多年前，佛光山开山之际，承马寿华和王云五先生好意，替我募集了两百多幅书画，希望义卖作为佛光山建寺基金。当时我虽不懂字画，但知道得之不易，舍不得义卖，就全部收存起来，作为日后兴建陈列馆时展示之用。不过在一九九四年为了筹建佛光大学而举办“书画义卖”时，我还是忍痛把所有字画都提供出来义卖，其中包括了张大千先生亲自送我的一幅《墨荷》。
张大千先生是世界级的画家，一九七八年曾由孙云生陪同到高雄佛光山。他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人称“大千居士”，上山时不但依佛教礼仪跟我顶礼，还送我“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墨荷》一幅，我收藏了十多年，最后还是为筹建佛光大学经费而捐献出来义卖。结果经过竞标，由一位萧姓信徒以六千万元得标，随即又捐给佛光大学，再由远东集团创办人徐有庠先生以五千六百万元得标，使得这一幅画以一亿一千六百万元的高价结了善缘。
另外一张同是张大千居士所画的“观音”画像，本为香港名收藏家高岭梅先生所拥有。在他生病住院时，一心想皈依佛门，特嘱儿子高伯真先生写信向我表达心意。当时因为我的弘法行程早已排满，一时抽不出时间前往香港，于是采权宜之计，以越洋电话为高老先生做了一次电话皈依。事后一家人千言万谢，一定要送我这幅名画，以表感激之诚。此事也为书画义卖平添了一桩佳话。
另外，“国立艺术学院”系主任李奇茂先生，与夫人张光正女士都是画家，早年结婚时就是由我为他们证的婚，这也是佛教的第一次佛化婚礼。半个世纪之后，他们除了将自己所有的画作送给我，并且找了多名画家募了很多书画提供义卖。甚至堪称中国书画鉴定大师的谢稚柳先生，也应邀帮我鉴定书画。
对于大家热心共襄盛举，我衷心感谢。不过，“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和人相处，并没有想要利用人，也没一定要人家帮助我，顶多只如赵朴初居士所说“为了佛教共相期”罢了。
赵朴初居士是内地的一位民主人士，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先后担任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副会长而到会长。在他肩负中国佛教协会的责任后，适逢大陆改革开放，仗他的因缘，让佛教的寺院得以收回，归还佛教领导，并且开放寺院，兴办佛教教育，中国佛教因而得以留下目前的一线生机。所以朴老一生对佛教的贡献，可说是居功厥伟。
我与朴老最初结缘，是在一九八七年参加泰王蒲美蓬六十大寿的庆典上。当时身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朴老与夫人代表大陆与会，因碍于当时两岸情势，我们彼此无法交谈。但当典礼开始不久，赵夫人突然咳嗽起来，坐在后面的慈惠法师随即拿出一颗止咳糖递给她。当晚朴老特别回赠他的大作以示感谢。接着我们在畅谈之际，欣知彼此在许多事情上都很有共识，尤其听说“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前两次大会，两岸因名称问题弄得场面十分尴尬，因此来年的下一届大会主办权成为烫手山芋，当下我主动争取由西来寺承担这个任务。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当“第十六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顺利在美国西来寺召开时，海峡两岸的团体终于第一次坐在同一个会议厅里开会。由于这次的成功，拉近了两岸佛教界的距离，赵朴老因此邀我到大陆访问。
翌年，也就是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我组织五百人的“国际佛教促进会弘法探亲团”访问大陆。当主团七十二人抵达北京时，朴老和外交部长姬鹏飞先生，亲自到机场迎接。我记得当时我们在机场相见的那一刻，他说：“这真是千载一时，一时千载。”后来这句话经常被佛教界所引用。
在这次访问行程中，感谢他的盛意，安排我参观甘肃敦煌、四川大足、长江三峡、北京万里长城，以及南京中山陵、杭州岳墓等名胜，并且亲书“富有恒沙界，贵为人天师”一联相赠。
当访问结束时，朴老紧握我的双手，殷殷道别，并说：“让我们共同推动人间佛教吧！”后来由于因缘变化，造成大陆对我的误解。虽然如此，朴老仍多次邀我再返国探亲，所以我在一九八九年之后，又于一九九三、一九九四年，二度赴大陆。他都亲自从北方到南京来和我会晤，并先后两次又各写了多副对联送我，表达“共期为中国佛教复兴努力”的心意。其中三副联曰：
“大孝终身慕父母，深悲历劫利群生，
西来祖意云何是？无尽天涯赤子心。
一时千载莫非缘，法炬高擎照海天，
自勉与公坚此愿，庄严国土万年安。”
“经年别，重到柳依依，烟花楼台寻古寺，
庄严誓愿历僧祇，三界法云垂。
金陵会，花雨满秦堤，登岸何须分彼此？
好从当下证菩提，精进共相期。”
“香积饭，风味胜龙华。
妙供喜承慈母笑，孝行今见法王家，眷属是莲花。
谈般若，持诵袭唐音。
不减不增诸法相，有声有色大心人，善护未来因。”
朴老不止一次在南京跟我相约：“中国佛教我只有交给你了，盼望你为教珍重。”而且他不是只对我一个人讲，而是曾跟许多人都表达过此意。后来到香港，他更是真诚、坦白地说：“我这么老了，就等你了！”不过，事实上当时我也没有意思要当佛教领导人，我只是一心想为大众服务而已！
后来朴老往生，我想到大陆奔丧，但未获批准，不过我为他写了挽联“人天眼灭”。一直到现在尽释前嫌，得以返乡之后，我到他的灵堂祭拜，看到这副挽联还依然悬挂着。
朴老一生奉献佛教，没有一时或忘，我们两人是“忘年之交”，是“僧信之交”，是“两岸之交”，我们真是“为了佛教共相期”。从他写给我的联语中，不但可以看出他卓越不凡的文才，更能感受到他对中国佛教的那份深切期许。尤其他那句“善护未来因”，似有所指，耐人寻味。
其实，佛教本来就是一个包容性很大的宗教，长久以来我不但希望佛教“慈悲”、“无我”的精神，能够拉近两岸的距离，尤其希望结合各宗教的力量来促进世界和平。所以平时我很乐于主办、参与各种宗教间的交流活动。例如，由我担任主席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宗教委员会”，每年均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办“爱与和平祈福大会”，结合台湾十七个宗教团体，共同为世界祈福，真正跨越了政治与宗教的藩篱，我觉得很有意义。
宗教委员会的副主席是天主教的单国玺枢机主教，单枢机是天主教会中地位仅次于教宗的枢机主教，也是全球仅有的几位华人枢机之一。我与他结交三十多年，平常佛光山有法会活动，如佛陀纪念馆奠基典礼、佛光山第七任住持升座典礼等，他都欣然与会；他们的活动，如天主教真福山社福园区修道院奠基大典，以及单枢机主教晋铎五十周年金庆暨晋牧二十五周年银庆感恩祭典等，我也应邀参加。
二〇〇六年七月，单枢机主教在体检时发现自己罹患了肺腺癌，但他无惧生死，决定把握生命最后的时光，在台湾各地展开五十多场、听众多达五万人的“告别生命之旅”演讲。事后天下文化创办人高希均教授，特别将他的演讲内容及五年来所写的文章，集结成《生命告别之旅》一书。
二〇〇八年九月他举办新书发表会，我应邀参加，会中我说：“单枢机主教是河南人，河南孕育了一条生命之水——‘黄河’，成长了单主教；我是江苏人，靠的是长江之水来孕育。现在我们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虽然信仰的宗教不同，但对生死都看得很清楚。因此我希望能和单主教约定，来生您仍然发愿当主教，我发愿来生还是当和尚；不管主教也好，和尚也好，总之，我们生生世世要为人间服务。”
人生的意义，应该是在于奉献、服务、结缘，虽然人生有两个大问题需要解决，一个是“生”，一个是“死”，“生死”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人生课题，但其实“生死”是一体的、自然的、无分别的。生死如燃薪、如换衣、如搬家、如出狱，吾人对生死应该要认知，但不要太介意！佛教的宗旨，就是为了帮助我们解决生死问题；佛陀的教法，都在指导我们如何解脱生死烦恼，所以我曾对“以传播进步观念为己任”的经济学家高希均教授说：“佛陀也是一个记者，他记录人间的悲苦；而我自己也是一个传播者，传播佛教引人向善的教义。”
高希均教授一向被视为台湾视野的领航者，他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终身教授，执教超过三十年，曾获杰出教授奖，一九七一年更当选为美国杰出教育家。八十年代在台湾创办《天下》杂志、《远见》杂志与“天下文化出版公司”。二十多年来平均每天出版一本书籍，包括财经企管、心理励志、社会人文、科学、文学、健康等领域，不断为“传播进步观念及丰富阅读世界”而努力，对台湾读书风气的提升，以及科技、经济的兴止，贡献很大。
他所创办的“天下文化”，出版过许多名人传记，如《无愧》《杨振宁传》《张忠谋自传》等书，都深获好评。此外，他还经常邀请很多国际的管理、趋势大师到台湾讲演，灌输台湾各界要“达成共识”以及“开放才能进步”等观念，尤其所出版的《蓝海策略》《执行力》等书，都引领社会话题。
高教授本身文章写得极好，出版过《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台湾的V形选择》《温暖的心、冷静的脑》《反冷漠的知识人》《八个观念改善台湾》等二十余本书，都是以经济学家的专业，分析举世的经济状况，带动“知识经济”的潮流，是一个新观念与新知识的传播者。而他最为脍炙人口的那句“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不但成为经济学中的一句名言，该书更被台湾《中国时报》评为“三十年来影响台湾的三十本书”之一。
我和高教授定交将近三十年，最初只是彼此交换对社会的意见、看法，后来经常来往，曾在普门寺用过点心，也吃过便餐，更经常在台北道场一谈数小时，谈的都不是信仰，而是关心社会。
他也经常到佛光山讲演，或是带客人上山，尤其经常与柴松林教授等人应邀为“人间佛教读书会”上课。他认为对个人的成长、对社会的成熟，阅读是一条必经之路，因此主张“自己再忙也要读书，收入再少也要买书，住处再挤也要藏书，交情再浅也要送书”。
他不但提倡读书，而且要“读一流书，做一流人”。他认为“最庸俗的人是不送书的人，最吝啬的人是不买书的人，最可怜的人是与书无缘的人”，所以鼓励大众把家中的“酒柜”改为“书柜”。
数年前，“天下文化”公司把我数十年来的弘法生涯记录成册，以“传灯”为名公诸于世。高教授在新书发表会上说：“四十年来，台湾经济是一种奇迹，而星云大师将佛光山组织得有条不紊，让佛教无远弗届送至全球各地，也是另一种奇迹。”
对于他的赞美，我愧不敢当，因为这一切都不是我个人的功劳，而是千千万万的佛子们在佛法感召下，发心努力，携手缔造的佳绩，所以我常说“有佛法，就有办法”，由此也可以获得明证。
回顾我自己的一生，从十二岁出家，在佛门里度过一甲子以上的岁月，虽然曾经有一些教界人士因为嫉妒而排斥我，但也感谢有很多师长慈悲照顾我，很多同参关心鼓励我，很多信徒发心护持我，甚至一些不同信仰的人给我好因好缘，这些我都点滴感恩在心头。我无以回报，只有发愿好好弘法利生，以佛法来济世利人，唯有如此，才不辜负十方大众护持我的这一份“道情法爱”。